底层农民的苦熬生活和义利之辨（评论）评杨恩智的中篇小说《索赔》,该文是农民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杨恩智和中篇小说和义利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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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智的中篇小说《索赔》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田世能是一位老农民,他人的一次车祸撞断了他地里的三棵板栗树,还损坏了不少苞谷、洋芋,在得知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赔偿款后,他就开始踏上了索赔之路.他之所以要积极索赔,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家几代单传,儿子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现在躲到外地打工,逃避计划生育,终于为他生下了一个孙子,于是田世能想用索赔的钱去替孙子交计划生育罚款.索赔过程并不顺利,田世能到城里颇费周折地找交警,找保险公司,最终得到保险公司的明确告知,可以获得两万八千块钱的赔偿,但这笔钱必须由投保的车主家人支付给他.于是田世能就去找车主家人索赔.不过,发生车祸后,年轻的车主夫妻不幸去世,唯一的孩子受重伤,由爷爷奶奶带着.田世能本来怀着志在必得的索赔心理的,但在了解到车祸人家的悲惨生活后,经过强烈的心理折磨,最终决定放弃索赔.当他的儿子带着孙子返回家后,并不理解田世能的选择,还以为他私自把索赔得来的钱藏匿起来了,因此父子心生嫌隙.后来,田世能的儿子打听清楚了相关情况,主动找车祸人家要到了赔偿款,这一下子惹怒了田世能.田世能朝儿子要来赔偿款,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还给了车祸人家,用来支付那个孩子的医药费,也得到了儿子的谅解.虽然孙子的超生罚款没有着落,但是田世能做到了无愧于心.
该小说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对田世能在索赔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的细腻描绘上.
像田世能这样的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金钱、权势、知识乃至信息都相距遥远,生活不可能富足,心灵也很难广博,更多的是一种苦熬生活.小说曾写到他每年卖了板栗,赚得些许现钱,就给孙女田小米买几件衣服,或者给自己打几壶小酒,但是为了给孙子攒计划生育罚款,就连这点预算都要节约下来了.由此,他生活的拮据也可略见一二.而他的儿子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到城市里去打工,而且还随时面临着领不到工钱的羞辱和艰辛.最后,当田世能的儿子在得知父亲放弃了赔偿款后,他决定去城里给人搭架子赚钱,而搭架子常有致命危险.至于田世能到城里去找交警、找保险公司过程中的那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样子让人觉得可笑的同时,更令人心酸.小说曾写到田世能从交警支队出来时的感受：“田世能左右顾盼,高楼大厦间,到处是路,路的尽头看不到尽头.田世能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儿了.田世能像站在无边的海里的一个安全点上,像是只要一晃动身子,就会葬身海底,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了.”像田世能这样的农民在城市里的窘态,显示的乃是他社会地位的卑微,是他的不自信,是他饱受生活欺凌的脆弱.该小说还曾写到“苦钱”,说的是田小米的父亲到城里去打工苦钱.“苦钱”一说,真是把像田世能这样的底层农民的生活样态形容得极为贴切,挣钱就是苦钱,生活就是苦熬,痛苦、烦恼、无奈乃至绝望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就是底层农民的严峻生活.
那么,像田世能这样苦熬生活的农民,往往会选择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呢？毫无疑问,他更容易倾向于在物质私利上见缝插针,斤斤计较,虽然不至于好勇斗狠、不择手段,但是精打细算的小聪明是绝不少见的.在明眼人看来,也许他们在些许物质利益上的精打细算,都会让人发笑,但是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种性格却是苦熬生活下去的必备素质之一.因此,该小说刚开始给我们呈现出的田世能在索赔过程中的心理表现是极富有轻喜剧色彩的.例如,小说从田世能的视角写他是如何看那个车祸的现场的,还有他得知能够获得赔偿后决定到底当天是等保险公司还是去大黑山游百病的矛盾心理,以及他决定要向保险公司虚报赔偿额度时的心理等等,都具有舒缓的轻喜剧色彩,读来妙趣横生.尤其是当田世能以为那几个看热闹的过客是保险公司的人,纯粹是有意欺骗他,才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回到家中盘算着如何索赔更多的钱款时的心理活动,更富有喜剧意味：
“这一夜,田世能怎么也睡不着觉.‘一万五’这个数,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晃荡.不,不是这个数,是这个数代表的能发出脆响的钞票在他脑海里晃荡.田世能到现在都觉得那四人就是保险公司的,他们说不是,是骗他的.你狗日些就骗吧！田世能想来想去,想起他们算的一万五,是按五年的板栗收入来算的.五年,他们算出的是一万二.老子那树都栽了七八年了,怎么能才算五年呢？重新栽上,也要七八年才能长这么大呢！哼,你狗日的得赔老子十年的损失！对,十年,一年二千四,十年二万四.别怪老子狠,谁叫你先惹了老子的呢？又不是老子叫那车翻下去的！还有那苞谷,那洋芋,就只算三千么？得翻倍.对,六千.对,合起来,就是三万.三万！嗯,你狗日的再咋说,说齐天说齐地,至少两万得赔给老子！田世能似乎已把两万块钱拿在了手里.田世能想起了他还没见过样儿的孙子.他想见那孙子想得心里有些抓心抓肝的疼.”
从这些心理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像田世能这样的底层农民性格中特有的自私和狡黠.他平时在田间地头也许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朴实农民,就像一条土灰色的泥鳅、鳝鱼一样,埋藏在泥土中,但一旦触犯了他的一己私利,或者他看到有利可图的时机,他也会瞬间反戈一击,狠咬一口.这也许让那些总是对底层农民大唱道德赞歌的作家不知所措,甚至下不了台,但这却是不得不承认的真实情况.
如果田世能只专注于物质私利,到陌生的外地或者城市里去,脱离了乡土社会的熟人*的牵绊,他就有可能蜕变为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中的唐朝阳、宋金明式的恶人,只认钱,不认情,不认理,把法律和道德完全弃如敝屣,视他人的生命为儿戏.那样,底层农民的人性畸变就显得极为恐怖了.
不过,田世能性格中并不只具有自私、狡黠的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乡土社会熏陶出来的勤苦、忍耐,就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基础上的*感、道义感,就是在关键时候能够超越物质私利考量的义利之辨.小说里曾写到田世能看到车祸后的一段感想, “田世能紧紧地盯着那车看,是眼睛里起了什么东西？还是因为他的年纪？那车,在他的眼里有些模糊了.看着那模糊的车,似乎,那死了的人还在里面.田世能紧紧地盯着,开始默默地祈求起那车里的人来,要他们原谅他.都怪我啊,都怪我,早知这样,那几年,我就是不种这地,哪怕少种些其他的地,也该给这树灌些水施点肥的；不种这点地,咱也不会饿死！”由此也可知,田世能是尊重生命的.此外,对于田世能而言,儿子、孙子就具有信仰般的力量,他对儿子、孙子的血缘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田世能后来之所以能够放弃老张家的赔偿,根本原因就是老张和孙子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悲苦激发出了他自己的血缘情感.
更有意味的是,当田世能一开始不了解车祸家人的具体情况,只从他人口中得知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不菲的赔偿款时,他索赔的决心是毫不动摇,义无反顾的.这时,主导他索赔行为的动机一则是试图弄到钱给孙子交计划生育罚款,再则是想到保险公司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但是当他后来到老张家了解到具体情况,尤其是看到老张老两口带着孙子在儿子、儿媳的坟前痛不欲生的情况后,他的良知被激活了,道义感被激活了,一己的物质私利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显示了田世能的确是一个完全被乡土社会塑造出来的农民,他更能理解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对契约社会、陌生人社会中的原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疏离感.面对陌生人,他更倾向于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功利原则；面对乡土社会的熟人,他则更倾向于超越物质私利的道义感.
这也是理解田世能索赔过程中的心理转变的关键.田世能第一次到老张所在的村庄去要钱时,遇到核桃树下的打牌的几个老者,向他们询问老张家的方位时,他就撒谎说自己是老张家的亲戚.对于田世能来说,一旦踏入乡村,他就不能以契约社会里的理性原则来行事,他就不得不遵从乡土社会的*原则.在索赔事件中,契约社会的理性原则可以让田世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得到该得的赔偿款,但是乡土社会的情感、*却会使得田世能认为向出了车祸的老张家索赔是不道德的,是有负于心的.
该小说曾写到田世能第二次到老张所在的乡村去要赔偿款时,被当地的几个农民咒骂甚至威胁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向家里因为出了车祸死去儿子、儿媳,如今孙子又没有治好的老张家索要赔偿款,简直不是人的举动.应该说,从契约社会的理性原则看,田世能向老张家索要赔偿款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那几个咒骂乃至威胁田世能的农民也是不理解契约社会的理性原则的,他们更看重的是乡土社会的*、情感.如果田世能明确认同于契约社会的理性原则,据理力争,那他自然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但田世能也是更认同于乡土社会的熟人*、情感的,因此在老张的乡亲们的威胁下,他早已经给自己的行为打下不义的烙印了,早已经自觉地败下阵来了.
这种乡土社会的熟人*、情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田世能的儿子后来从老张家要来的赔偿款就放在“天地君亲师”牌位下的碗柜里.那个牌位就是乡土社会的熟人*的象征,也是乡土*的守护真言.最后田世能的儿子也不再斤斤计较于赔偿款的得失,转而肯定父亲的仗义行为,并深受其行为的感化.最后,儿子给田世能的一跪,儿媳给田世能洗脚,以及两人合力安顿老人安睡的场面,想必是乡土*的理想图景.在这样的乡土图景中,虽然生活的贫困还依然在继续,虽然计划生育罚款还得靠做苦工来赎清,但是全家人的心是相通的,乡土*的完整性和神圣性得到了尊重,贫困的乡土生活笼罩上了道德的温馨光彩.
就一部中篇小说而言,读到此处,我们也许就感到满足了.作者叙述细腻,叙事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人物的心理开掘得也较深,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也较为生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小说的细节描写较见功力.但是笔者读后,又总觉得有点不足.不足在哪里呢？细想一下,也许就在于小说最后的落脚点上.作者最后把该小说落脚于一般的乡土道德赞美之上.这对于实用理性极为盛行的中国文学而言,也许是可以理解并值得推许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符合中国人严正的道德感,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但若从更高的超越精神角度来看,如此细腻曲折的心理发展过程落实于乡土社会的道德赞美之上,也许总有点遗憾吧.人性的复杂性是不是能够在乡土道德里寻找到合理而完满的落定呢？乡土生活的贫困是不是乡土*的道德光彩所能遮掩的呢？乡土社会的熟人*和契约社会的理性原则到底该如何协调？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能够对乡土社会的道德光彩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吗？乡土道德能够解决触处皆是的生命困境吗？也许,这些思考会把小说带入更深更高的艺术空间吧！
作者简介：欧阳澜,女,湖北汉川人.现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公开发表语言文学类学术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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