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乌赋》,该文是研究有关毕业论文范文跟《神乌赋》和研究和神乌赋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神乌赋》自1993 年出土已二十三年,本文以《神乌赋》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并与文学史相结合,对其研究现状做一个大致的概括,初步展示《神乌赋》的基本价值,并结合己意,意图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
关键词：神乌赋；语词；文化内涵；意象；价值
作者简介：郑辰（1993.4-）,女,汉族,辽宁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15 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6)-30-052-02
1993 年3 月经过不断地发掘,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出土了一批竹简,有6 座汉代古墓在此时重见天日,《神乌赋》即誊录在第6 号汉墓的一批宽简上,竹简共133 枚,《神乌赋》用隶书誊录在其中较宽的竹简上,现约存664 字.1996 年第八期《文物》登出简报,相对完整地给出了《神乌赋》的概述和释文（详见《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
因其出土时间较晚,在学术界的研究著述并不多,现今并没有具体的关于《神乌赋》的专门著作,相关论文发表共有105 篇,大抵分为三类：语词及释文研究、文学性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神乌赋》进行了剖析和研究,因此我认为其研究价值和潜力十分巨大.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乌”的意象——“乌”意象的蕴含意义及演化
在整篇赋中最值得商榷的就是“乌”这个意象,一直以来,“乌”在文学史上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时将总管太阳的鸟称为金乌、三足乌等,而“乌”便被称为太阳神鸟,文学史上有“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顺阳献三足乌,八月群臣上表称庆.诏曰：夫天不爱,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大赦天下,文武官并遣进.”(《后汉周书》)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余.”(《东观汉记》) ；“大业四年,蜀郡获三足乌,张掖获玄狐各一.”(《隋书》) 等记载神话中的三足乌的故事,更有人将“乌”归为古时人们的一种图腾和宗教信仰的依托.
有许多学者从《神乌赋》中“乌”这一意象为基础,展开研究,深入探讨“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万光治先生就指出“乌”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据记载,乌在上古神话或者传说中开始被神化,其演化被认为具有很复杂的文化和文学意义,汉时以王充为首的一些思想家们更愿意探究太阳神乌的形成原因,他的《论衡》中摈弃当时对于故事内容的研究,开始着眼于探讨太阳神乌的形成原因,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乌.日,火也,乌入火中焦烂,安得立？然,乌,日气也.”最初的上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具体的文学活动,但已多次出现用鸟羽或者鸟来占卜的记载,“鸣雉”在甲骨文中,象征灾难.而记载中祭祀的凤鸟则被殷人视为高贵的象征、上天派来的使者.中国各个地区对“乌”的含义存在地域性的认知区别,一部分地区认为“乌”是厄运、灾难、不详的象征,一部分地区则认为“乌”是祥瑞的化身,在一些偏远山区内还有用“乌”作为图腾的少数民族村落,崇拜供奉.在这里,“乌”都是吉祥如意的征兆.
“乌”还有另一个极具特征的品质,就是知报还养育之恩,知反哺于亲,《小尔雅? 广鸟》云：“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这也就使“乌”成为了古代文学史中文学家和思想家倡导孝义的一个特殊载体.儒家思想在古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乌”的反哺行为恰好是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极力倡导的有利于家庭关系、社会巩固和稳定的孝道的主要内容.而孝鸟形象的“乌”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见于汉代的史料中,《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又见《春秋元命苞》云：“乌,孝乌.何知孝鸟？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儒学作为汉代统治学术中的正统学说,更具有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典故,儒家学术思想盛极一时,儒学中“孝”的观念占据首要位置,提倡百善孝为先,更有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为母服用的故事.受儒学和“黄老之学”的影响,“乌”则成为了汉代推崇的“孝道”的载体.“举孝廉”作为汉代选拔、录取官员的制度,它的主要录用标准为孝敬父母.汉时人们在各类禽鸟中挖掘能够作为孝道*的载体,于是将 “纯黑而反哺者”——“乌”作为其载体并大肆宣扬“乌”的反哺父母的优秀品质,“乌”从此往往出现于描写孝义和讲孝道、*人伦或者道德说教的诗文例子中,从汉代起,太阳神“乌”又衍生成为“孝”的道德载体.
（二）《神乌赋》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及艺术价值
《神乌赋》一出土便震惊学界,不仅由于它是十分难得的保存完好的珍贵文物,还因为它对于文学史中对赋的各方面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展示了赋作为一种文体在题材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裘锡圭先生说“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他将《神乌赋》归为汉代寓言俗赋,而扬之水、沈颂金、伏俊琏、踪凡等都较为认同该赋为俗赋的说法,但也有“《神乌》系归俗赋或尚待斟酌”的说法.汉文化鼎盛时期,俗赋这种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文学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随之繁荣发展.民间俗赋在汉代就已经存在和发展.汉赋分为骚体赋、抒情小赋、文赋三种,而《神乌赋》并不在其中,扬之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骚赋、文赋、俳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
其次,人们对于汉赋的认识一般拘于散体大赋这样一种单一的形式,《神乌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其生动形象的文字特点为俗赋的历史篇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基本可以得知,赋这种文体并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它的风格和特点也不仅仅只有“铺张扬厉”、“辞藻华丽”,另有一种以《神乌赋》为代表的寓言俗赋,它的风格简单活泼、流畅易懂,从整体上看,这类民间故事俗赋大多具有可读性、趣味性、而且蕴含深刻哲理性,《神乌赋》大部分以四字为一句,十分整齐,且语言质朴,同时善用排比增强语势,并且善于刻画丰满独特的艺术形象.
《神乌赋》的出土同时还引起了学术界对于鸟类文学作品,如禽鸟夺巢故事的重视、赋起源问题的再次思考以及俗赋发展或俗文学的演进情况的梳理等.自此,由《神乌赋》将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系列思考问题的新角度.
本文认为伴随着《神乌赋》的出土,给我国文学史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意义,打破了对“赋”这一文体的片面老旧的认识,启示我们要从新出土的文学资料和考古发现中进行多方面考察、研究、探讨,并不能只局限于现有的文本作品和历史材料.而这个意义,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更加深刻地凸现出来.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必将对于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刻挖掘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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