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争端和合作论坛在京成功举办,该文是合作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海洋争端和京成功举办和合作论坛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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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26-27 日,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第十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在北京辽宁大厦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不确定性时代的世界政治”.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了年会.作为年会的主要热点之一,海洋争端与合作论坛吸引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参与,论坛上,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单秀法、中国社科院亚太院研究员许利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潘金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吕耀东分别发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常设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刘楠来对与会专家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翰灵为本次论坛的主持人.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海,中国的南海政策是否到了调整的时候？薛力研究员在发言开始首先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提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提升,海外利益在急剧增加,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总之,中国正在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迈向综合性全球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确定自己在南海的利益,现有的政策是否能体现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与全球利益？如何协调南海主张与在东海、黄海的主张？都值得考虑.就南海主张而言,模糊政策弊大于利,现有的主张主要是基于单赢的思路,加上自我克制.这是不够的.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家,中国必须带头协调规划出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案.为此,中国的南海主张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否则必然导致其他声索国向美国等区域外国家寻求安全保证.这就要求中国的利益必须清晰化、可操作、有谈判的余地,并且与在其他海域的主张兼容（至少不能互相冲突）.
东盟声索国的领导层中,主张与中国合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成为主流共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执政理念,也将导致美国对南海的干预力度相对下降.而很可能是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提出并推行重大外交战略,一带一路是个例子,南海政策的调整可望成为另外一个例子.中国有必要抓住未来几年的时间窗口,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以补上中国-东盟关系的主要短板、推进“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枢纽”在东南亚建设.
潘金娥研究员介绍了越南的基本南海主张和主要策略.越南的基本主张包括：一是南沙、西沙全部归其所有,申索范围基本与我国主张重合.这与我方主张“西沙没有争议因而不在可谈判范围”存在根本性矛盾.二是解决办法是以国际法、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行为准则》（COC）作为基本的法律文本依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而谁是参与谈判方,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只有两国有争议的则进行双边谈判；申索国包括多国的则通过多国谈判；对于航行自由问题则所有通航国家都参与谈判.这与我国“双轨制”主张明显不同.此外,越南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认同中越两国“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的联合声明,只与非中方公司洽谈合作勘探和开采事宜.正因此,6月中旬,我国军委副主席提前回国而中断与越军的中越边境军方高层论坛.这将对今后两军乃至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越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策略是：一是通过外部引进美国日本力量来平衡中国,同时在国际场合大肆宣传其南海主张；二是对内通过立法（2012 年通过《海洋法》）把其主张固化,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强化国民认知；三是加紧造岛并装备海军军力以增强对抗实力.
许利平研究员认为,近一年来中国与多个海洋邻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中国周边海域的态势相对平稳.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具有危机驱动性.他认为,去年的“南海仲裁案”是个转折点,通过这场闹剧,周边国家看到与中国为敌没有任何好处,合作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通过文化、智库交流,通过旅游的合作加强对海上争端的解决,但目前这方面的合作还比较弱.此外,中国还可利用自身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与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机制,这些周边国家非常需要能源,但以前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却是很吃亏的,因此,它们很可能会有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愿望.同时,我们应当将这种合作限制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规避域外大国进入南海搅局.
单秀法研究员的观点很有新意,他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等其实都不是问题.他谈到,自战争以来,中国便丧失在太平洋上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主席拒绝苏联在华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74年,中国在越南将统未统之前将西沙群岛收回,都是非常具有战略远见的.以十八大为起点,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下中美两个大国”,对此美国虽然不能接受,但它没有办法.而支撑中国获取海洋话语权的基础就是,中国的实力提升了,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上的成功促进了我国军事装备的跨越式发展.海洋的话语权必然要以经济为依托,军队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中国的全面崛起必须要跨越海洋这个门槛,而要跨过这个门槛,首先我们就要能打赢中国家门口的战争,其次还要不断扩大经济影响力,扩大大中华文化圈.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美国封堵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能够打败中国的只有我们自己,中国人想不被自己打败,就要保证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日美同盟是中国崛起面临的一大障碍.吕耀东研究员就相关话题谈到：作为战败国,日本虽然没有在国家文件中提到关于海洋的战略,但日本的海洋战略是基于海洋基本法和两个海洋基本计划来落实,安倍上台后还首次提到关于海洋的战略.此外,日本的法律文件与它的具体行动往往存在一定距离,我们也需要对此予以注意.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的调整,首先依托的是日美同盟,第二是日本前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按照以往日本专守防卫政策,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只是在本国的领土、领海、领空,而现在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已经可以扩大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海域.第三是在国际舞台,日本在近几届G7 峰会上屡次提到了海洋议题,而且G7 国家都是认可的.第四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海上防卫力量重点一直都在西南面向中国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国高度重视的.
刘楠来委员在点评中谈到,海洋对于中国的发展很重要,不依靠海洋,中国想要发展起来是很困难的.目前,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海洋权利,在世界许多地区都与一些国家发生海洋争端,这些争端需要我们很好的解决.我们首先要明确主要有哪些海洋争端,这些争端在什么地方引起,有些是其他国家引起的,有些是我们引起的.我们的海洋权益主张要有足够的法理依据,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主张到底合不合理,要在海洋法的基础上解决争端.根据相关国际法原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去年的“南海仲裁”闹剧,当时菲律宾与某些域外国家就违反了这个协议原则,因此,南海仲裁案就是非法的,违反了中菲达成的协议承诺,因此,后来菲律宾陷入被动.国际法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在解决争端当中双方要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维护我们的权利要靠实力,靠发展.很好的用是非曲直维护权益.法律是国际上是非曲直的标准.单方面的主张是不会被接受的,会给自己造成被动.应通过合作解决争端.另外,我们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必须将一些问题清晰化.“比如在断续线上我们如果总是采取模糊的态度,可能没有乱了别人却乱了自己”.
王翰灵在主持讨论中谈到,海洋争端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多方面的综合措施去应对,而国际合作是管控和处理海洋争端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要加强与邻国的海洋合作.目前中美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面临的海洋问题和挑战,背后依然有美国因素.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态度有些变化.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美国自身有许多问题需要中国来帮它解决,这就给美国接受中国的一些主张、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包括海洋合作创造了条件.不久前,就美国军舰是否到南海来搞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国防部和白宫之间意见不一,特朗普曾经三次都未批准.结果美国海军还是来了,但在南海转了一圈之后,无人喝彩,南海周边国家都没有响应,反倒是在国际上遭到很多批评.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尚未明朗,我们应该积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制定,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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