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的中国书写论叶君健的世界语和英语小说创作,该文是有关世界论文范本与叶君健和世界语和英语小说创作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倪婷婷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关键词：叶君健；中国宣传；《山村》；非英雄化叙事
摘 要：叶君健三四十年代选择用世界语、英语创作.他的小说着力于反映中国普通人在动乱、革命和战争中的挣扎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山村》等小说中的非英雄化叙事,显现了叶君健对现代中国的洞见,也显现了他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文明的立场.这种基于人道价值原则的中国宣传,有效地激发了中国以外读者的情感共鸣,为当下正思考“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人们提供了借鉴.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082-06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3.014
叶君健（1914-1999）在国内主要以安徒生童话的翻译者而著名,而在国外他的名声却更多来自他的小说创作成就.1937年他出版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当年的叶君健立志要让“世界的人民,特别是被压迫的人民”,听到被人遗忘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呼声. 〔1 〕 （P258 ）这种将中国人的情感命运与“世界的人民”相联系的意向,在1944年叶君健到英国后的英文写作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帮助英国公众更形象地了解中国,叶君健用英语讲述了许多中国人的故事.直到1949年回国,他在英国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蓝蓝的低山区》（The Blue Valley）、长篇小说《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雁南飞》（They Fly South）等,其中的《山村》被译成各种文字,受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读者的追捧.①作为面向世界的中国书写,叶君健已然融合了“他者”视界的小说,一方面完成了他在跨文化语境下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形塑,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类生存发展理念的意义价值.它们不仅反映了叶君健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命运的细微体察,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刻洞见,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学难得的国际视野和人类立场.
相对于有关叶君健翻译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叶君健世界语、英语小说创作的关注十分薄弱.尽管自80年代起,各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包括《山村》在内的一些叶君健自译本,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并未能获得应有的恰切定位.一些研究忽略了叶君健那些文本原本为外语书写的特质,也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叶君健不仅为自己和被遗忘的同胞而写,也为“世界的人民”而写的意图和特征,而将它们混同于叶君健晚年用中文创作的“弘扬主旋律”的小说.这种疏离了文本事实的拔高,其实恰恰构成了对《山村》等小说价值的贬低.数十年前叶君健努力与世界对话的尝试,产生过广泛而持续的国际反响.只有在跨文化情境以及人道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审视叶君健的那些小说,才能还原其精神本相,同时也为21世纪的当下正思考“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人们提供借鉴.
一
被英国人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叶君健②,其实从不讳言他对文学功用价值的关注.当他面对西方读者群时,本能地就将自己定位在中国的宣传员的角色上：“我只是想介绍中国,从对外宣传的角度”③.叶君健的文学观与西方主流的文学审美标准明显存有距离,但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诚,加上他对“宣传”艺术本身的投入,还是赢得了国外一些评论者的理解和尊重.1988年《山村》在英国再次出版,有英国评论家表示：“宣传性作品成为畅销书,是极为稀有的事”④,美国作家阿瑟·米勒（Authur Miller）也有类似的反应：“这是好久以来我所读到的一部能这样感动我和教育我的小说.” 〔2 〕 （P47 ）他们的赞誉并非只是一种恭维,叶君健能将宣传意图与艺术呈现无缝对接,应该是令他们折服的地方.无论是世界语短篇集《被遗忘的人们》,还是英语长篇《山村》,叶君健从不以布道的态度讲述故事.虽然他十分在意作品的认识、沟通作用,但这决不妨碍他对审美价值的看重.令叶君健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他用世界语和英语写的小说能够“流行在一些比较严肃的的读者和知识分子中间” 〔1 〕 （P3 ）,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欣赏和肯定.
在三四十年代,有意识地在世界上为中国代言的作家并非叶君健一人.林语堂凭借他的《吾国和吾民》《京华烟云》等作品,早就走红美国直至整个英语世界；在英国的熊式一,因为剧作《王宝川》和长篇小说《天桥》,也收获了如潮的好评；甚至兴趣只集中于呈现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的观感体验的蒋彝,也因他的《湖区画记》等系列游记,赢得不少英国人的青睐.与他们相比,针对中国以外的读者介绍中国,叶君健算不上新手,但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来看,叶君健并未占得先机.尽管如此,在叶君健心目中,那些在西方暴得大名的中国同行却不值得他仰慕.他认为,“林语堂之流”用英语创作的有关中国的作品,在外国读者理解中国过程中“起了有意歪曲的作用” 〔3 〕 （P6 ）,而熊式一、蒋彝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主要是基于生计考虑,为赚钱而写作难免会过于迁就读者,作品的严肃性就会打折扣.平心而论,叶君健对林语堂们的评价不无偏颇,但叶君健的志向因此得以凸显.他想要介绍的文学是“‘活着的中国’的新文学”,他想要介绍的中国是有别于“‘古色古香’的、‘道教式’的中国” 〔3 〕 （P244-245 ）.战时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的体验推动叶君健另辟蹊径,要描绘出实实在在的中国图景,引领他的英语读者直接进入中国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去认识那些活生生的中国人.
在追求中国宣传的有效性时,叶君健侧重于中国人生存困境和精神挣扎的呈现.叶君健为短篇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分了三个部分,“依次分别冠以三个副标题：《幻想者》（The Wishful）,《无知的》（The Ignorant）和《被遗忘的》（The Forgotten）.所谓幻想者,即那些抱有美好理想的人,主要是青年男女,他们对生活,对人民、对国家抱有美好的愿望”,而《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中“所涉及的人物,大都是一些贫苦无知的（只字不识的文盲）农民和手艺人及其他类型的贫苦劳动群众”. 〔4 〕 （P10 ）实际上,叶君健的英语和世界语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可归纳在这三个标题下.与林语堂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有别,叶君健的中国叙事多取材于故乡生活体验.他笔下的那些长工、佃农、郎中、破产者、难民、做小买卖的、说书唱戏的、算命先生、流亡学生等等,是一直存留在叶君健记忆中的鲜活形象.这些人虽然籍籍无名、卑微庸常,但正是他们以血肉之躯默默承受历史车轮的碾压,延续了民族的生命.叶君健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渴望,所以决计要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展示他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在叶君健的小说里,现实中国的图景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具体的在隐忍中求生的中国人的命运汇合而成的,个体悲苦忧伤的际遇里映现出整个中国风雨飘摇、濒临崩塌的景象.《岁暮》中一对在外地谋生却在岁暮时失业的夫妻黯然地踏上返乡的路程.小城的店铺一家家关张,店伙的饭碗丢了,异乡人剩下的只有一把力气和逃离了十余年的故乡.小说中丈夫推着独轮车携妻孥在没有尽头的蜿蜒山路上跋涉的剪影,成为悲凉中国的缩影.《岁暮》中失业的店伙选择返回乡间,而《离别》里一直“在饥饿的边缘上混日子的”的单身汉肖大和一群吃不饱饭的兄弟们,却不得不远走陌生的国度.叶君健冷眼旁观这群卖力气活的人追逐淘金梦的荒诞,他让泪眼婆娑的亲友们为他们送行,场面“死一样的沉寂,好像大家正在参加一个葬礼”.
在叶君健展示的中国图景中,饥饿和贫穷在蔓延,回乡或离乡其实都是流浪者故事的序曲.《三兄弟》《水鬼》《梦》以及长篇小说《山村》里都浮现着一个个流浪人的身影,他们的命运轨迹披露了中国现实秩序业已瓦解的真相.在《三兄弟》中,流浪艺人老三在新年临近之时,带着伙伴们进城,去破门抢劫两兄长合开的店铺,被守在屋顶上的老二手里的砖击中头部.老三的惨死让两兄长“建立一个美好的家”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们安葬了弟弟,关掉了店门,消失在熟人的视野里.老三的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对兄长不肯借钱的报复,不如说是为寻求最基本的“生活的幸福”所进行的抵死拼搏.因此,他的悲剧结局并非出于意外,而是一种必然.而最终选择返回流浪艺人群体的老大、老二,其命运前景应该也是不难预测的.叶君健借三兄弟的生与死、决裂与和解,表明底层人安居乐业与颠沛流离间的些微距离,也暗示了中国动乱时代里急剧上升的贫富矛盾、阶级冲突,以及深陷其中的个人道德和精神的危机.
二
如果中国作家的中国宣传仅仅止于中国人现实苦难的平面铺展,那么他的作品未免肤泛狭隘,也很难引发中国以外的读者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关注和同情.“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 〔5 〕 （P41 ）叶君健当然知道,他必须超越自身经验的限制,以开阔的胸襟,将中国人的苦难与人类的普遍困境相连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西方读者在返顾自身生存和精神现实的同时,激发出了解中国人境遇的兴趣.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Hans heiberg）称赞《山村》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得承认,我每读它一次,我和它里面的人物就更感到接近、真正的人……读完这部小说后,我似乎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关于中国人的某些真实和诚挚的东西.我开始懂得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所度过的日夜和生活”.⑤
《山村》的背景设置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叶君健借用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春生的视角,不动声色地观照了社会大动乱下的众生相.在以春生家为主要舞台的山村场景中,各色人马来往穿梭,甚是热闹.在大城市谋生的春生父亲和大哥因为战事突然回乡又旋即离去,军阀混战中的官军败逃过境胡作为非,地下党领头人男扮女装发动灾民和穷人,饥饿的难民进村入室行窃,区政治指导员成功蛊惑了潘大叔们组织了农协而自己却在不久后被敌人打成肉酱,化名斐伦的省代表明敦由于另娶了一个外国女同志不能再跟结发妻菊婶回家……除了邻里乡亲,这些人一一登场,生动地推演了一幕幕世界颠倒过来又颠倒过去的闹剧.在这些闹剧中,包括革命者在内的闯入者是死水一潭的山乡阵阵波澜的掀动者,而山村人却只是被乱象丛生的时局任意播弄的对象.小说描写了寄居在春生家的潘大叔得知地主储敏从农民赤卫队手中逃脱后的惶恐,他对春生母亲说：“我不懂得这个新的朝代,大娘.人们最关心的好像就是争斗”.与其说这是潘大叔的真切感悟,不如说这是《山村》对政治权力激烈较量的一种朴素解释.《山村》中的大多数人,包括被革命党人视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潘大叔,其实也只是离不开土地和耕牛,只能默默承受着饥荒、兵燹、党派争斗袭扰的庄稼人.发生在中国穷乡僻壤的故事当然是中国人的故事,但世界上那些经历过动荡时代的人,对类似潘大叔们的体验一定不至于陌生,所以小山村里的中国人的悲欢也就可能在中国以外的读者心底激起涟漪.叶君健虽然意图在《山村》中解释中国革命的概念,但他的笔触仍然恪守着朴实客观的原则,他相信读者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难怪读了这部长篇的阿瑟·米勒会称许：作者“集中地写人物,让他们自己出来说话,在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性格的范围内说话,这真是非常精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说服人”. 〔2 〕 （P47 ）
叶君健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大动乱中山村人灵魂的困顿和迷失,《山村》从暴力对乡村文明、德性、*、价值的冲击展开叙述.小说写了省代表斐伦同志成功启发了村里人对地主储敏的控诉,血脉贲张的人们倒完苦水后,“绞死他”的怒吼一阵阵回荡在山谷.叶君健描摹了阶级仇恨的火焰熊熊燃烧的情景：
斐伦同志站在台上一言不发,静静地注视众人挥拳头和控诉.众人的吼声,越扩越大,形成一股声浪……渐渐地,大家的忿怒便在心里燃烧起来了,个个都眼珠突出,露出血丝,他们额上的青筋也暴跳起来.一直被武力控制的仇恨的堤防,现在决口了.站在台上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既已经捅开了这道堤防,就袖手旁观,让洪水冲击和泛滥.⑥
意图改朝换代的革命者需要寻找行动的依据,他们要做的是唤醒山村穷人的苦难记忆,唤醒他们摆脱苦难的,引导他们将心底的愤怒或不满以洪水决堤的气势回报给对手——革命者需要铲除的对象,从而达至推翻旧制度的最终目的.省代表斐伦同志娴熟地操控着山村人不断膨胀的情绪,不断地得到他能满意的回应.类似场景在同时期区域的文学表现中也时有出现,譬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只是《山村》的侧重和它们有所区分.《李家庄的变迁》的结尾详细地铺陈了开大会时农民一哄而上当场打死地主李如珍的经过,甚至包括活撕了李如珍四肢的细节,作者赋予这些农民报复以不容置疑的道义正当性.相比较置身英国的叶君健显然无意于用暴力来宣告山村人的阶级觉醒,他反而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在短篇《多事的日子》里,被强行任命为维持会长的庄稼人老刘即便被提醒老伴是被鬼子活活吓死的,也不答应村里人去吊死活捉的日本兵.“我们是人”是老刘的唯一理由.在《山村》中,叶君健更关注被革命浪潮裹挟了的山村人的精神创痛,他想让世人记住历史推进过程中被遗忘的代价和无辜的牺牲.在叶君健看来,即便山村人勇敢地发出绞死地主的声音,也不过是沿袭了史上屡见不鲜的冤冤相报的习俗.他们暂时宣泄了被压制的仇恨,但亢奋的言辞背后却是一时难以消除的疑虑和恐惧.叶君健以潘大叔在大会上跟着众人喊过“我们的革命万岁”的口号后的自责,来警示这种话语暴力的非理性本质：“我的脑子热起来了呀！我的脑子热起来了呀！”潘大叔的惶恐里有着叶君健的清醒.
虽然以除恶为目的的革命暴力在短时间内满足了实现社会公正的冲动,但暴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山村》后半部分贯穿了这样的一条你杀过来我杀过去的线索：地下党领头人组织灾民,被保安队逮捕遭受严刑拷打；革命党攻城得手,地主储敏和保安队长王狮子被俘,吃到农民赤卫队回敬的拳脚、耳光；储敏和王狮子被手下人解救,负责押解的农民赤卫队员无一幸免；储敏们杀回城里,抓获了区政治指导员,用大刀砍掉了他的脑袋.这实在是一幅恐怖的图景！《山村》的读者从中必定可以明白,阶级报复以你死我活的杀戮开端,却不会以你死我活的杀戮结束,这将是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除了披露暴力杀戮对山村的毁灭性打击,叶君健还揭示了它带给山村人心灵的灾难.由于佃农毛毛参加过保安队,所以革命党认定“他同时也是我们的敌人”,警告他若再为地主干事,就要“绞死他”.区政治指导员被害后,毛毛被怀疑与此有瓜葛被抓,因为害怕被“绞死”,押解途中他戴着跳了河.表面上看毛毛是死于落水,可其实是死于被绞死的恐惧.而潘大叔对这一事件的转述,更反映了这一惨剧对潘大叔这样的庄稼人心理的巨大刺激：
他的尸体被摊在离城门不远的一个大土堆上,全身都泡胀了,比一个死于膨胀病的人还要胀.可怜的毛毛,谁也没有去理他.他完全被这个世界忘记掉了.那些革命党人非常忙呀.所有的士兵都在忙于作战斗演习.我跑到县城,代毛毛要一口棺材把他埋葬掉,但他们说他们目前还没有时间办这一件事.我说这对于像毛毛这样一个穷人不公平.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动手去埋葬他,但没有棺材.他的尸体真是沉重得可怕.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是我们同村的人,是我们庄稼人中的一员.
被众人遗忘的毛毛在潘大叔心里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只是觉得村里有一种凉飕飕的味道,阴惨惨的味道,好像屋上压着一大堆乌云,好像毛毛那具膨胀的尸体立在我的眼前”.叶君健将毛毛之死在潘大叔内心的惊恐投影诉诸笔端,凸显了暴力对山村人恒久持守的生命敬畏感的消解、对温良人性和向善人心的撕裂.当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必定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如同蝼蚁般的毛毛死后无人问津,虽说是革命形势紧迫下的非常态,却也未尝不是革命时代人情浇薄风气的常态.而人性的退化和沦落最终损害的只能是人自己,叶君健以“白色恐怖”中塾师佩甫伯的被杀头和道士本情的性命叵测,从另一个极端呈现了暴力激发人性之恶的负面效应.
叶君健本人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他自陈1946年春天开始写《山村》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感情的,二是理智的”,两个方面都和他对故乡革命运动的深刻记忆有关.他为20年代革命党人将大别山发展成“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感到自豪,因而想帮助西方读者建构对“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想象. 〔4 〕 （P12-13 ）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从不掩饰他的政治情感,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却十分注意情感的恰当表达以便于读者的理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叶君健解释说：“我写的东西,其实从思想性来说,是很革命的,是非常革命的作品.但我是把他们化为形象的,我想说的话都是通过我的人物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宣讲出来,外国人认为它们是艺术品,所以才会接受”.⑦
《山村》有关山村的“老实”记录⑧,包含了叶君健式的中国革命宣传意图,更包含了他对中国革命过程中有关人性、有关暴力等诸多问题的深刻反思.《山村》的意义其实不只在于将革命概念形象化,更在于创作主体的真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客观叙事的高度自觉.正因为如此,冰岛的小说家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Halldor Laxness）表示《山村》为他理解中国革命实践演化过程提供了帮助：“我过去所读过的几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从来没有像这本书那样绘出有关革命特点的那么清晰的图画.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所进行的一场革命,关于它马克思并没有作出过任何预言……中国在这本书里被浓缩在一个小山村里,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这本书的意义.读者可以集中地在这里看到那最初阶段的一些变化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农村中如何地开展”.⑨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这个大动乱中偏僻山村现实的真切展示,《山村》一步步地接近了宣传中国革命的目标.
三
由于叶君健着意于通过小人物生存意义的挖掘来打捞被湮没的历史碎片,他的小说因而常常侧重于非英雄化叙事.除了短篇《风》塑造了一个不畏酷刑折磨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的抗日志士外,叶君健世界语和英语的中国书写里少有什么英雄,这不仅有别于叶君健晚年在国内创作的中文小说,也与一些用外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为了争取西方世界关注和善待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英雄化迥然相异.通常英雄化的形象最容易出现在涉及革命或战争背景的作品里,连熊式一的《天桥》和林语堂的《风声鹤唳》也未能免俗,但叶君健处理类似题材时却似乎竭力避免滑入英雄化的套式.
《山村》在对革命党人的刻画中,始终严格遵守生活本来的逻辑,尽可能逼近历史的原貌.小说是这样叙述地下党人的首次露面的：一个被追捕的年轻人两天没有食物进肚,狼狈不堪.吃过潘大叔递给的一碗热面汤后,年轻人立马开始做宣传鼓动.“他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接近于在喊口号”.他告知一个消息,即菊婶那杳无音讯的丈夫明敦去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潘大叔询问是否可以转告菊婶,年轻人当即拒绝：“我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作”.当得知县府的侦缉队来了,“这位陌生的客人垂下头来,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接下来小说用一整段描写了这个革命党人的惊恐：
这位客人现在完全失去了镇定,看上去像个孤儿似地稚弱无援,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刚才发挥了那些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深奥理论的人.“请帮助我,大娘！请帮助我,大娘！”他敦促着,他的声音也颤起来.“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在各地追寻我,他们要把我弄死！”这位陌生人现在完全像个孩子,好像正在一场恶梦中讲话,嘴唇在神经质地痉挛着,他的双腿也在激烈地颤抖,好像随时都可能摔倒在地上.
在中国左翼作家笔下,革命党人与民众难以沟通的描述不算罕见,但像《山村》这样细致地刻绘一个革命者在面临被捕威胁时惊慌失措的,确实有点出格.贪生畏死历来与革命者品质不沾边,而叶君健竟避免去张扬那种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只想写出危急境况下真实的人的真实反应.“他们想要杀我的头,他们已经杀死了几十名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恐惧印证了血雨腥风中革命的惨烈和悲壮,这也属于小说力图为那些对中国革命一无了解的西方人所揭示的真相.通过春生一家人的眼睛,叶君健摄录了这个被追捕的年轻革命党人从张皇失神到意气风发、从慷慨激昂再到惊慌失措的转变过程.就像春生一家人听不懂“深奥理论”却不妨碍他们紧急关头毫不迟疑地给予革命者庇护一样,年轻人的稚气、脆弱和神经质,其实也无损于他作为革命者对信仰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著.在《山村》中,革命叙事并未因为人道主义的价值支撑而削弱意义,叶君健从人之本性和人之常情角度的挖掘,使得他的人物,包括着墨不多的革命者形象拥有了更为真切而普遍的内蕴.直到80年代,还有一位丹麦读者表示对《山村》的这一片段尤为印象深刻：“在一个深夜逃脱了侦缉队的追捕的年轻学生,叙述了他对于不久即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新中国所怀有的美丽的梦和理想.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早期的中国人民如何在一个高压的统治机器下所展开的活动.”⑩由此看来,《山村》中这个年轻革命党人的出场,至少成功地吸引了叶君健的一部分目标读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山村》里年轻的革命党人没有被装扮成大义凛然的英雄,短篇《我的伯父和他的牛》和《一桩意外》里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游击队战士,他们的面颊上也没有任何光艳的英雄油彩.《我的伯父和他的牛》的主人公苦干25年攒钱买了一头小黄牛,因此对它百般爱惜.大革命浪潮袭来后所有财产要变为公共所有,伯父却声称他的黄牛例外,可不久这头牛却倒在了反动军队的下.伯父幡然醒悟后积极要求参战反击.当敌人再次来袭,伯父无法自控地大放起来.小说进展到此,读者会发现,伯父的转变契合了与大公无私、勇敢正义等荣耀概念相关的英雄成长逻辑.然而接下去小说的情节却偏离了故事原本的走向：伯父突然注意到一个向自己瞄准的士兵,“面孔也是同样被风霜、雨露和太阳改变成了棕黑色,除了他身上的军服以外,看上去他几乎跟村里任何庄稼人的面孔没有两样”.伯父自问：“这就是我要打死的敌人吗？”他还没有想到答案,对手开了.一个人在战场上看到对手有着一副和自己同样的面孔,其实是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必定对同类相残会产生疑惑.伯父用他的死中止了英雄壮举的继续,却完成了对生命和人性的祭奠.叶君健借伯父的故事,披露了农动风潮中革命和反革命对抗的残酷,揭示了伯父和像他一样的庄稼人在两个阵营的对抗中相互杀戮的恐怖.相对于伯父近乎于英雄气短般地死,《一桩意外》中驼子的牺牲不可谓不壮烈,但他最终同样被作者还原到凡夫俗子的位置上,彰显出的依旧是超越了英雄气概的人性至真.这个没人瞧得起的驼子,在伏击战打响后,用石头砸晕了一个骑马的鬼子,然后狠命痛打直到鬼子身上的走火,自己也应声倒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驼子几乎称得上是个英雄了,但他临终前请队长转告家里女人的一番话,却无丝毫英雄气概：“那一罐豆饭……得盖严实点……以防夜里耗子……把罐子……放在凉水里……免得……变馊……”.这番婆婆妈妈的嘱咐披露了驼子最为本真的生活渴望,他是永远的庄稼人,庄稼人安分平和的生活信念在他心里从未有过改变.驼子的人生凸显了中国底层农民生活理想的破灭以及无辜牺牲的悲剧,而小说更是瓦解了英雄主义叙事的高蹈,彰显出沉稳而永恒的人性内涵.
与上述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相比,《多事的日子》里的乡亲们未有冲锋陷阵的经历,但他们活捉鬼子的情节,原本也足以能演绎成一个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只是叶君健对此无所用心,他关注的依然是人性的力量.小说中村人们对鬼子欺辱妇孺、强行摊派、限期筑路痛恨不已：“他们太瞧不起我们了！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人.以为我们都是傻瓜！我们不能这样活下去了”,于是决定反抗.*时分,他们里应外合冲进监督筑路的日本兵住所,活捉了三个俘虏.虽然这一行动的组织者曾受过地下斗争的训练,但乡亲们能够被他鼓动起来,主要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预卜：妖魔已在那几个监督的日本兵身上附体,他们一定会完蛋.叶君健不想过多地从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角度夸饰这场报复行动的意义,小说以较多篇幅铺陈了日军步步紧逼的和压榨,庄稼人之所以抗争是因为到了他们作为人能忍受的极限,而其心理基础也与历史上走投无路的农民借助于算命卜卦揭竿而起有些类似.小说的情节围绕被强行派做了维持会副会长的老刘的心理起伏而展开,这个老实的庄稼汉意识到“处处在打仗,想要恢复过去那种安静的日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也参与到行动中.但此后人们想要老刘下令吊死日本俘虏时,却发现他居然在祈求菩萨“把他们残暴的、好战的灵魂投胎到猪狗的肚皮去以前,让他们的灵魂回家去看一次”.叶君健借老刘的抱诚守真对侵略者好战进行谴责的同时,对村民们满足于一时泄愤的以暴抗暴之举也表示了质疑.
较之于同时期国内流行的《抗日英雄洋铁桶》等新英雄传奇读本,《多事的日子》既不追求情节的传奇性,也不着力于抗日英雄民族精神的颂扬,叶君健关心的焦点是中日战事中的中国无数的普通人所遭遇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从而将发生在中国的抗日事件当做诠释更广泛时空里人类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的标本.因此,叶君健不满足于在民族大义的框架下做文章,也不以塑造抗日英雄为旨归,他希望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胸襟,审视战争带给人困惑、造成人心灵扭曲等种种难以恢复的精神创伤,对无辜的受难者给予人道的安慰和同情.小说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深度或许并不尽如人意,对人与事的非英雄化处理,也许疏离了既成的民族主义、英雄主义方向,但作者对潜藏在像老刘这样的普通中国人心里的和平愿望的挖掘,对野蛮兽性的放纵的警惕,却无疑具有更为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曾经和英国人民一起经历过“战时生活状态”的叶君健,对英国战时的全民动员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这种全国一致、共赴国难的精神,渗进了全体人民的心中,大家都稳如磐石,什么困难也吓不倒.” 〔6 〕 （P58 ）英国成为他的参照对象,他对自己既有的经验做出了重新估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中国人未必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具英雄性；而战争尽管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却更关乎到人类文明的得救和毁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无助于人类和平总目标的追寻.因此,在叶君健看来,既然以关心人的生命和基本生存状况为主旨的人道主义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那么它也应该成为有效的中国宣传不可或缺的旨归.在此情形下,《山村》等小说选择如实地呈现中国普通人朴素状态的人生,去反映动乱、革命和战争中无数生命的挣扎,去展示他们心灵深处对土地的热恋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从而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人的尊严和活着的意义.
叶君健的中国故事都是平凡中国人的平凡故事,但却具备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7 〕,因而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而其实,“普遍性意味着冒险以超越因既定的背景、语言、国籍所形成的想当然的观念,因为这些经常阻隔我们于他人的现实之外” 〔5 〕 （P4 ）.叶君健的小说突破了中国惯常的单一性标准,它们“告诉你任何英雄小说所不能告诉你的东西”,可恰恰都是中国以外的读者能够理解的人的故事.正是通过感受那些“无名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那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但不一定政治性很强或者具有英雄气质的普通人,那生活在村子里的人,那代表中国、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普通人”?輥?的哀乐悲欢,叶君健的读者,甚至包括那些原本只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景的西方普通读者,才会怦然心动,进而理解：啊,“原来现实的中国是这个样子”.
〔注释〕
本文所论及叶君健短篇小说均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叶君健自译本《叶君健小说选》为参考文本；长篇小说《山村》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作者自译本和美国纽约G.P Putnam’s Sons 1947出版的Mountain Village为参考文本.
②此语为叶君健应聘英国战时宣传部巡回演讲之职的推荐者牛津大学教授道兹（E.R.Dodds）对叶君健的身份界定.参见叶君健《去国行》,《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③⑦参见韩小蕙《叶君健访谈》,收入《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④参见李保初《日出山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威廉·派克的《革命史诗型的小说家》,原文刊载于英国《南方》月刊1983年3月.
⑤⑨⑩?輥?輯?訛?輥?輰?訛《山村》的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Hans Heiberg）为《山村》所做的序言,冰岛著名小说家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Halldor Laxness）为《山村》的冰岛文译本写的序言,丹麦女作家苔娅·莫尔克（Dea Moerch）评论叶君健的文章,分别可参见苑因《关于〈山村〉》,收入叶君健《山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266、267页.
⑥此处叶君健的自译和原文稍有差异,“The dike of the river of suppressed discontent was broken”（ Chun-Chan Yeh,Mountain Village,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47,P.192）,直译是：被压制的不满的河堤决口了.叶君健自译时用“仇恨”置换 “不满”,还增加了“用武力”的字样,目的是强化中文读者阶级对抗的印象,这应该是叶君健为顺应国内政治意识形态而做的改动.而原文反映的农民的“不满”,其实并不限定于被地主“武力控制”的表示.
⑧叶君健曾坦陈：“我在纸上表现我的思想和感情时,就得‘老实’,不能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更不能摆起面孔‘教育’人”.参见叶君健《谈“创新”》,《欧陆回望》,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参考文献］
〔1〕叶君健.《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前言》,《叶君健小说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2〕美国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的来信〔J〕.外国文学,1985（4）.此信为阿瑟·米勒（Authur Miller）于1985年1月9日致叶君健.
〔3〕叶君健.《我与儿童文学》,《抗战时期的对外文学介绍工作——一段回忆》,《西楼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4〕叶君健.在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剑桥〔J〕.新文学史料,1992（3）.
〔5〕（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叶君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J〕,新文学史料,1992（1）.
〔7〕（美）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N〕.文学报,201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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