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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绝对不能离开舞台,只有在舞台上它才具有生命,才能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在院长刘侗的带领下,北戏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源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排练教室里,京剧专业的学生们一板一眼地排演着《霸王别姬》,指导老师时而从旁指点.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带着记者参观北戏的校园,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如数家珍.
如今,刘侗的工作也多少有着楚霸王般的忧虑,“现在的戏曲教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在中国戏曲界工作了34年的刘侗从中国评剧院、中国京剧院再到今天的北戏,从一名编剧成长为今天的教育者.
刘侗太热爱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了,身为北戏院长,如今虽然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他仍然愿意亲近舞台,策划、排戏、编剧,在并不热门的传统艺术领域,他悉心耕耘着.
艺术实践离不开创作
1984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刘侗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化局机关.上大学时,刘侗一直热爱创作,因此“我报到时,跟文化局负责人提要求,申请从事专业创作工作”.时值中国评剧院要培养青年编剧,他就这样走上了职业编剧这条路.
从1984年到2001年,刘侗一干就是17年,从舞台剧到影视剧,以及小说等文学创作,无不涉足.十几年的创作,刘侗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此文化局的领导对他一直寄予厚望,经常安排他参加青年干部的培训班学习.
2001年,北京市文化局从培养剧院团管理干部的角度,提拔刘侗在剧院任院长助理,负责评剧院的新剧目创作,从2002年开始,他被任命为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仍是主抓剧目创作和戏曲电视剧的创作拍摄制作.这期间,他带领评剧院的主创团队,完成了系列评剧电视连续剧《包公智斗》的五部戏的创作和制作,全部在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入.为那个时候的评剧院赢得了很好的荣誉,并推出了一批青年演员和导演等主创.那期间,也为评剧院组织创作了《刘巧儿新传》、《乐家老铺》、《桃花盛开的地方》等舞台剧目.新创评剧《长霞》在中国评剧艺术节上获得最佳编剧等七项大奖的创纪录殊荣.
厚积薄发,多年的编剧创作经验让刘侗可以从创作、创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领导的工作,而他的种种努力,赢得了更大的认可.2006年,文化局党组安排刘侗从中国评剧院到北京京剧院任副院长,依旧是抓剧目创作工作和艺术生产工作.
但这次角色转换也是一次艰难的历程,“评剧京剧都是戏曲,但却有着很多形式上的不同,我需要重新学习和研究”.身为创作管理干部,必须是行业的专家.刘侗一边熟悉业务,一边从事京剧文学研究,并且开始尝试创作.
在京剧院工作的6年时间里,刘侗带领北京京剧院一批年轻的主创团队,先后完成了小剧场京剧《浮生六记》、《昭王渡》和新编京剧《杨七娘》、《宋家姐妹》、《鼎盛春秋》等十余部的剧目创作和整理加工改编,并取得了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荣誉.他还先后完成了新编京剧历史剧《圆明园》、十集京剧电视剧《李清照》的剧本创作.
2012年12月,他再一次转换角色,从北京京剧院到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做院长,这样的变化更大,工作性质从创作者变成了教育者.“做编剧是专门从事剧本文学创作,这是职业要求,而做剧院的业务院长,已经从专业创作转换成创作管理.做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已经基本上脱离开了剧本创作的专业,进入了全面行政和业务管理的领域.但我庆幸,在中国评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工作期间,积淀了一定的戏曲专业知识能力和素养,为我在北戏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长期的积累,也让他迅速找准了办学的定位.学校是育人单位,培养后备人才的两个方面——教育和实践一个都不能少,而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新剧目创作.
北戏的春天
到北戏的第一个月,“我们当年的学生去参加了一个少儿戏曲博华奖的比赛,去了很多人,但是一个奖也没拿到.我向老师们询问原因,他们说是因为演出太少,孩子们根本没有任何舞台经验.”这让刘侗深受刺激,一个拥有60年历史积淀的戏曲学院,竟然不能解决学生艺术实践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开办“少儿戏剧场”的计划.
其实,北戏是有演出舞台的.1996年,在时任院长、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的带领下,北戏筹建了“北戏排演场”,开创了“双休日百场演出”实习基地,并坚持了12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排演场歇业,孙毓敏至今想起仍觉得很是遗憾.当刘侗提出“少儿戏剧场”计划时,孙毓敏形容其为“北戏的又一个春天”,书法家欧阳中石还专门为剧场题字.
由此,孩子们又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平台.
“戏剧绝对不能离开舞台,只有在舞台上它才具有生命,才能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刘侗语重心长.
有了“少儿戏剧场”,加上参演政府组织的各项文化惠民活动、重大项目活动,近五年来,北戏各类艺术实践活动演出高达1500场次；创新创作戏曲、话剧、舞剧、歌剧等各类剧目50部；学生们取得了200多个奖项,近330人次获奖；学校就业率达到98%.
2014年,北戏将京剧《白蛇传》改编成舞剧《夕照》.“舞剧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我们的学生当时基础并不够好,导演还有所顾虑,最后还是硬生生地把毫无基础的孩子们教会,一共排练了三年时间,演出了30多场.”
有了这样的历练,这些学生们进步神速.
“我们这些学生演员中有6个男孩,去年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北舞的老师非常惊讶地跟我讲：‘你们这些学生怎么都像职业演员呢！’”这让身为院长的刘侗很是自豪与欣慰.
的确,在刘侗的带领下,北戏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五个结合,三个依托”是刘侗在北戏探索出的人才培养道路.
五个结合,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艺术创新创作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创作、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相结合,学校教育与行业需求相结合,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与专业岗位化、职业化的结合.
三个依托,即依托北戏“少儿戏剧场”、“北戏书馆”,自主自觉开展常态化、规模化、业态化艺术实践；依托北京市开展的“民族艺术进校园”、“金秋演出季”、“百姓周末大舞台”等公益类演出活动,积极参与到文化惠民、社会文化建设中来；依托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京剧艺术节”、“全国优秀儿童剧目展演”、国家大剧院艺术院校“春华秋实演出季”以及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开展的“教学成果汇报展演”等高端平台,连续推出北戏学生、青年教师为演出主体的新编戏曲剧目、原创话剧、原创民族舞剧、大型民族器乐音乐会等高质量、高水平剧节目,展现北戏教育教学成果,交流教育教学的经验,最终实现不断提升学生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学生教师职业能力、打造学生教师职业品格的目的.
戏曲人才在哪？
虽然近年来,北戏的发展很快,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刘侗却总是感到焦虑.他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深入地谈及了戏曲行业的现状、发展以及他对这个行业的期待.
《小康》：十八大来,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戏曲行业在外行人看来,虽然并非热门,但是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资源投入.人们期待着戏曲能够与流行文化相交相融,期待着有大师、名角儿的出现.在您看来,这是否是可期的？
刘侗：戏曲这一行,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还有一项工作是中国职业艺术教育协会的副会长,还是其中戏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去年我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在2019年国庆70周年搞一个“百戏百校”展演,想将全国戏曲教育学校能够演出的剧目汇集一起,来北京展演,给从业者们打打气,也给全国人民汇报一下我们传承的工作.
我们很努力地联络、搜集了几个月,最近统计出了几个数字.看到这样的数字,我非常焦虑,这些数字清晰地说明,中国戏曲到了必须要大力拯救的边缘.
目前全国从事戏曲教育的学校有65所；教授戏曲的种类50个,中国有348个剧种,剩下将近300个剧种怎么传承？
从业教师不超过2000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十个年级,包括中专、高职10000人.这10年的跨度,平均每年学生只有1000人,这些学生能支撑全国几个院团？
戏曲这行,要是出个角儿可是百里挑一的,连人都没有,怎么谈发展呢？
《小康》：在您看来,戏曲人才的培养是现在这种现代教育模式更好,还是原来的科班制更好？
刘侗：从艺术规律出发,从戏曲人才发展的规律来讲,还是“科班制”更好、更科学.无论是戏曲、舞蹈、武术等都是这样.
“练功”对于戏曲行当是非常重要的.老话讲：“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父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现在的体系基本是半天学文化、半天学专业,再加上周末.这样一周就是两天半的文化知识学习,两天半的专业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里除了基本功还有其他方面的学习,因此一周真正在学戏的时间也就有2天的时间,我们北戏安排周末排练演出,还有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那学生的进步速度可想而知.
过去在戏班里面,生活就在戏班,有晨练,而且以戏带功,在演出、排戏中把功练出来.可能在文化知识上稍微弱一些,但是出戏,出人才.
《小康》：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今的演艺市场很繁荣,但是戏曲方面,却还没有能够完全市场化盈利的剧目或院团产生,这是为什么？
刘侗：我工作的时候是1984年,被分到中国评剧院,我认为当时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黄金时代.“”后,很多遭到不公正待遇艺术家被平反,重新出来演戏,利用自己艺术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大家奉献了极为精彩的演出.当时中国评剧院随便一个戏,一贴出来至少演半个月,一天两场,场场满座.挣了钱不仅能满足剧院自身运营发展,还要上交给文化局一部分,去补贴支持那些不太火的剧种.
到了1986年,城市改革开始以后,打破铁饭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商业.很多剧院团开始不务正业,办三产.我记得,我们评剧院成立了商贸公司做买卖,像北京京剧院还开了梨园驾校.这种情况下,演员逐渐也就都下海了.我当时在剧院踏踏实实待到1991年,因为实在没有创作的机会,没戏排,我也开始写影视剧的剧本.
还有更多的从业者是去经商,做跟艺术不相关的职业了.这对于文化市场的破坏相当严重,几乎就是连根拔起,要人没人,要环境没环境.到90年代末,开始有演员、导演、编剧回归舞台,但是已经相当困难了.第一,观众没有了,买方没有了；第二,老一代艺术家们岁数大了,陆续离世了,那么传承工作就断了,这对戏曲舞台艺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01年昆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才有了危机,才又开始重新重视.想让戏曲重现曾经的辉煌,我们的创作人员要达到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出好戏,再有就是用好戏去培养观众,这相当于从头再来,因此是异常艰难的.
《小康》：在话剧界,北京人艺一直以来传承未断,而且富有很强的生命力,戏曲院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呢？
刘侗：北京人艺的确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国有院团.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自新世纪以来,影视传媒的发展为北京人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人艺的名角儿、大演员通过影视剧上的成功再来反哺话剧舞台,是北京人艺至今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光靠舞台不是不行,于是之等老一辈艺术家没有那么多影视剧的机会,但那时候大众可选择的文化娱乐项目也少,因此话剧在70年代以前还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形式,很多北京人艺老的观众群都是那时候形成的.但是今天,一台戏排出来,演个10场、20场,影响力还是小.
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不成熟、泛滥的时候,北京人艺也曾面临危机,也曾去北京各大高校里面去宣传,吸引观众,首都剧场也曾被讨论是否要出租创收.后来经过多年,再把群众不断地拉回剧场,才有了今天再次的成功.
《小康》：现在对于传统戏剧的创新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其实曾经的样板戏为京剧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这样的经典剧目？
刘侗：从艺术上讲,样板戏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首先从声腔、唱腔设计结合演员的天赋条件、表演能力,可以说做到了水融,表现力前无古人；还有旋律,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台词极富文学性,又很通俗；而且样板戏确立了全新的艺术形式,比如《智取威虎山》里“打虎上山”一出杨子荣的“马鞭子舞”,融合了芭蕾舞的表现形式,做到了非常极致的创新.八个样板戏无一不是.每一点都做到了极致,想看看哪部戏,哪里还能再突破一点,根本没有,找不出来.
剧情的编排也是非常吸引人,比如《红灯记》,就这么几个人物,但是情节丝丝入扣,让观众一直处在紧张的气氛中,跟着悬念走.
但是这些戏,是当时举全国之力来做,创作人员都是当时业内最顶尖的人不计酬劳、不计成本而制作的.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聚在一起做一部戏,因此未来再也达不到这些戏的高度.
《小康》：那像青春版《牡丹亭》呢？有没有可借鉴的？
刘侗：白先勇先生传统文化底蕴太深厚了,艺术审美能力相当高超,他有这样的创作冲动,有对昆曲的情怀.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经典剧目的,只有这样优秀的策划者才创作出了青春版《牡丹亭》,人才的因素太关键了.
目前,与当代时尚元素、当代的审美趣味相结合的创新戏曲,各个院团也在做不同的尝试.我们的《谁共白头吟》,包括北京京剧院做的《浮生六记》、《昭王渡》等都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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