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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建构形象的重要途径.它改变的不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更反映出社会治理理念的升级转型.笔者在新加坡游学期间,关注到当地的社会治理具备一些特色特点.新加坡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进而提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形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会议员接见日：把“群众跑政府”变成“政府跑群众”
新加坡将“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总理在内的每名国会议员任期内都需要在本选区内固定接见群众,将公共服务常规性地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
每周一晚上6 点,国会议员前往所在选区,借用当地市镇理事会或社会组织办公室等场地接见选民,有时甚至持续至深夜.每个选区会临时聘请本选区内热心且有能力的群众担任志愿者,由志愿者先与选民一对一交流记录,将文案递交至国会议员.然后,国会议员亲自接见选民,具体了解选民诉求后,亲自写信并签字,寄交相关政府部门,请求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内协助解决.从调研情况来看,选民通过国会议员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属“游走在政策和法律边缘的公共服务诉求”最多,这些往往是走常规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
“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有三层作用.第一,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适当对选民的公共服务诉求进行照顾.第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使选民一次都不用跑,不仅减轻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负担,也规避了选民与相关政府部门产生矛盾的可能性.第三,预防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形象.
参考“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的现实意义,建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进一步走进群众,把群众跑政府要公共服务的局面变为政府跑群众送公共服务,进而缓解群众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近年来,浙江省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为主抓手,统筹推进“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归集、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获百姓好评.未来,应持续自我加压,通过政府主动下基层、跑群众,将“最多跑一次”推向“一次都不用跑”,进一步减轻群众享受公共服务的成本.而在“双千结对”活动中,建议掌握公共服务资源的单位勤下基层、多跑群众.一方面送资源下基层,缓解基层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渴求；另一方面送政策下基层,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基层供给的可持续建设.
建议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设计,提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动力建设水平.增强人大代表在群众中的知晓度,发挥人大代表的资源优势,县（市、区）一级人大代表中实施联系群众包干制度.针对部分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众,应建立人大代表主动联系、帮扶机制,在政策范围内尽力为其争取公共服务的特殊照顾.针对普通群众,人大代表应加强联系,宣传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和内容,协助联系相关部门,增强政府行政效率.
市镇理事会：把“群众跑政府”变成“政府跑社会组织”
新加坡国家规模不大,政府需要借助社会组织补强社区服务力量,强调“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但同时也不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控和引导.“市镇理事会”便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载体.它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由大选中获胜的国会议员领导,组屋区群众充分参与,负责组屋区硬件设施运行与维护.目前,新加坡共有16个市镇理事会,分别负责各自组屋区后期公共设施的兴建和修缮,包括垃圾桶、健身设施、足球场、人行道、有盖长廊、人行走道等.组屋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公共住房形式,新加坡80%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内.
市镇理事会的突出特征在于,它必定是由国会议员担任主席,制度设计确保基层公共服务中的社会参与是合法、合理、有序、公平的.以老旧组屋加装电梯为例,市镇理事会首先征集民意,若有较多居民提出诉求,就组织开展.如果该幢楼80%的居民投赞成票,市镇理事会就组织实施后续工程.每户居民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费用,但针对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群众,市镇理事会帮助其向政府申请补助或申请分期付款.国会议员介入市镇理事会,推动工作依照新加坡法律程序进行,可规避社会矛盾,兼顾社区公共利益与贫困人群的实际困难.
从新加坡市镇理事会制度来看,建议我国业务主管单位、人大代表应该加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把群众跑政府的局面变为政府跑社会组织,主动指导社会组织如何从事社会参与,切实提升社会组织运用合法程序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杭州,居民住房领域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业主、物业、房地产公司、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不和谐.业主委员会、法律类等社会组织化解矛盾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群众求助无望,只能进一步将矛盾推向政府.建议业务主管单位、人大代表等公职人员多走、多跑社会组织,主动加强对业主委员会等矛盾频发领域社会组织的业务联系和指导.在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公职人员应在业务能力培训和提升方面介入社会组织,使之正确理解如何用合法程序和合理方法化解社会矛盾.
民众俱乐部：把“群众跑政府”变成“群众跑平台”
公共服务是否充足,直接关乎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新加坡政府重视群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休闲等日常基础性公共服务需求,大力拓展覆盖面,尽可能延伸至所有群众.“民众俱乐部”就是这一理念下的产物.目前,新加坡共有108家民众俱乐部,基本覆盖新加坡全国各个区域.“民众俱乐部”类似于中国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或加强版党群服务中心,由法定机构人民协会负责管理,硬件设施齐全,包括诊疗所、儿童托管中心、健身房、体育运动设施、舞蹈室、教室等,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在民众俱乐部内找到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务.如今,民众俱乐部已成为市民日常居住中不可或缺的邻近配套设施.
大规模、高品质的民众俱乐部,在新加坡政府面向基层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一,为孵化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硬件基础.民众俱乐部的大部分功能由外来进驻的社会组织承担,使社会组织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人会来.其二,确保基础型、保障型的公共服务满足中层和下层群众的需求,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借鉴新加坡民众俱乐部可知,我国政府应当尽力搭建社区型和地区型公共服务平台,吸引社会组织进驻,把群众跑政府要公共服务的局面变为群众跑平台用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基础性和保障性的,虽然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弥补,但政府提供得越多、质量越高,政府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就越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越强.针对不同区域人民群众的差异化需求,政府可以按照区域原则,就近满足,硬件引领,带动软件.比如,乡镇街道可以结合党群
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现有平台推动便民服务平台实体化,使之成为群众“想得到、看得见、走得进”的党组织和政府大院.再如,群团组织要推动群众活动阵地建设,城镇实现“三公里覆盖圈”,农村尽力拓展覆盖面.市级群团组织要扩大群众活动阵地硬件设施规模,优化运行机制,打造优质、高效的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妇女活动中心.县（市、区）群团组织要联合乡镇街道推动硬件建设,尤其是县（市、区）工人文化宫,应当增加运行活力,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服务.而乡村和城市老旧小区应当以均等化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社区用房、社区公共空间等,为社会组织入驻提供硬件支撑,使之成为社区群众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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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
摘 要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我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本文首先介绍了现阶段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分析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相关的问题提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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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发展,人人有责 温州治理和温州管理的区别在于,除了政府这个主体外,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温州治理和温州发展的主体 ”作为“勇当‘探路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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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什么选择非洲过去几年来,笔者所在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论构建,但是中国被动卷入现代.
着力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
一是要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大对原苏区和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强化全省“一盘棋”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山海协作、城乡统筹、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