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非拉到一带一路谈在音乐学院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初创和,该文是有关音乐专业论文范文资料与*音乐学院和亚非拉和民族音乐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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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年前胡松华作词并演唱,乌斯满江作曲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那首充满着革命豪情的歌犹在耳,转瞬之间光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
一、亚非拉——学科孕育期
“亚非拉”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代名词,是世界革命的标志.当时能听到和歌唱的外国歌曲大都是来自“亚非拉” （其后的“三个世界”理论是1 974年2月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来,并由在同年4月召开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时对外加以阐释的）或者是与此有关的.当时流传甚广的有越南的《解放南方》《越南一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奋勇前进》《梭罗河》《星星索》《衷心赞美》《椰岛之歌》《宝贝》；缅甸的《海鸥》、印度的《拉兹之歌》,朝鲜的《金日成将军之歌》《诺多尔江边》,埃及的《埃及一我的母亲》,南非的《萨里玛莱》,古巴的《七二六颂》《西波涅》,墨西哥的《鸽子》等歌曲,传播的渠道主要是《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音乐出版社分别在1958年和1 961年出版）和人民广播电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作曲家吸收“亚非拉”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比如歌曲《哈瓦那的孩子》（李劫夫）、民乐合奏《达姆达姆》.这些音乐在中国广受欢迎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充满着革命的”高快响”音乐占据着舞台的时代．这些政治上“正确”但不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抒情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 962年建立了“东方歌舞团”并在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设立“亚非拉音乐”专业,计划向多个国家派遣留学生（实际上只派了李春光一人到朝鲜）.1 963年起由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方的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里）．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力度,相继推出了舞台剧《椰林怒火》《赤道战鼓》《安第斯山风暴》,它们的配乐也或多或少包含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元素.
虽然“亚非拉”热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然而青葱岁月的音乐经验却在潜意识中为我进入世界民族音乐专业埋下了伏笔.
二、 “拿来主义”——学科初创期
据我所知,重建“亚非拉音乐”专业是1 976年粉碎“”之后不久由金文达教授提出此动议并得到于润洋教授（当时任音乐学系副主任）和赵讽院长在组织和人事上支持的.1 977年底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恢复原有的建制并增加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音乐美学,一个就是“亚非拉音乐”.我是1 978年4月到音乐学系工作的,时年32岁.当时我可以选择这两个方向中的一个.我之所以选“亚非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述的60年代情结,虽然自知对这一专业的学术储备就是零,但是好在“”结束后百废待兴,好多事情都是从零开始,再加上有老一辈的学者引导．也就不觉得形单影孤了.
当时院系领导都清楚,这个专业就是白手起家,它的工作目标就是尽快在学校开出一门介绍非中国、非西方音乐的课程.由于信息、交通、经济等原因以及长期以来“欧洲音乐中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个学科开始阶段可说是举步维艰,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获得多一些中外的文字和音响资料,广播电台、图书馆和对外文委是资料的重点来源地.除此之外五六十年代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也是我们寻访资料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海“”中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时“缴获”的无主唱片（主要是百代和胜利公司出版的、涉及东南亚、日本和拉丁美洲音乐的部分）也成为我们挖掘的“金矿”.当然随着国门渐开,从美国和日本来的学者日渐增多,如美国的曼特尔·胡德、日本的岸边成雄、文夫等也在80年代初先后访问了音乐学院．此外还有美籍华人刘邦瑞教授、赵如兰等．她们除了讲学之外也馈赠了一些在当时十分珍贵的唱片和书籍,对于刚刚起步的世界民族音乐专业可谓是雪中送炭,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对于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就是与世界音乐研究密切关联的民族音乐学的引进.大家对于“比较音乐学”这个称谓当时还略知一二,但是"Ethnomusicology"是什么,如何翻译7这些都是新问题（当时有翻译成“人种音乐学” “音乐民俗学”的）.这方面的功劳应该首推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廖乃雄及该院编译室的吴佩华、汪启璋等几位先生.1 978年我陪金文达老师到上海“淘宝”期间,罗传开、廖乃雄先生送给我两本油印的有关民族音乐学的翻译文献（主要译自欧美和日本的音乐百科全书）,这使我首次找到了这个研究领域新的理论依据.次年赵宋光先生送给我一本德国的库克尔茨(J．Kuckertz) 1972年在日本的讲演稿《民族音乐学导论》 （德文）,我随后将它翻译并油印,作为内部读物.1 980年应《音乐研究》编辑毛继增先生之约,我依据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有限的资料在该年的第四期“音乐学新学科”栏目下,撰写了《民族音乐学》-文（同期发表的还有何乾三的《音乐美学》、张前的《音乐心理学》）,这是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正式以此名称在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出现（此前在当年的8月由南京艺术学院高厚永先生牵头已经召开过“全国第一届民族音乐学年会”）.以后虽然关于其名称及内涵仍时有争论,但至少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对于世界民族音乐这个学科来说,至少民族音乐学有两个基本观点是起着支柱性作用的,那就是波阿斯“文化价值相对论”和梅里阿姆的“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以上学科理论的初期的引进、翻译成果基本收入董维松、沈洽编的《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 985年）.
在具备了以上“物质条件”和“理论武装”之后,我、陈自明老师和王雪老师于1 981年春举办了亚非拉音乐的讲座（面向7 6级学生）,继而次年将其改为“外国民族音乐”的课程（面向78级学生）讲授.当时的内容包括作为导论的“民族音乐学概述”和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音乐（以上由我讲）,印度、秘鲁音乐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钢鼓（陈自明讲）和墨西哥音乐（王雪讲）.我认为．这门课是纯粹介绍性的,其意义在于拓荒.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学科发展期
进入80年代中后期, “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并重的基本路线,对外文化交流成为了常态,与政治气候有密切关联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也搭着这一顺风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音乐学院图书馆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这一学科急需的图书和唱片（主要是Folkway、德国比较音乐学研究所编辑的各数十张密纹唱片）,此外还有国外驻华使馆和来访专家赠送的少量录像.资料多了我们课程内容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其编排也按地域初步形成系统,音像的挑选也更有代表性和特色.与此同时外国专家来华讲学的人数逐渐增加,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对于各种资料具备了一定的鉴别能力.例如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韩国教授先后多次来华授课,不但讲理论,而且还带领音乐学系的十几名同学到东方歌舞团亲自教授佳美兰的演奏,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在世界民族音乐的课堂上实际操演.虽然只有两天,但对于我们从感性上体验东方的多声特征,其意义是很大的.
民族音乐学不再作为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引言,而从该课程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课程.这一学科诸种观点的介绍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国传统音乐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这场学术争鸣中来.赞同者有之,排斥者亦有之,但大家都是秉持心平气和磋商的态度进行讨论的.与此同时,我国开始有学者参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年会,定期的对外学术交往开始成为常态,而且有些地方开始创办以世界民族音乐为主题的专题性研讨会,比如1 995年福建师范大学由王耀华教授发起在福州召开了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学术会议”,我发表了“中日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比较研究”的论文.这些对外交往的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除了原本已开设的概论性课程外还分国别或地区举办专题性的研讨课.比如日本音乐、印度音乐等.
与”请进来”相对应的是”走出去”.过去出国,尤其是公派出国对于我们这些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严格政审这一道关就难以逾越.可是对于世界民族音乐这一学科没有实地考察,没有切身的体验是无法拓展和深入的.国门的开放为我们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 983年陈自明老师率先出访缅甸（“”期中缅关系一度濒临破裂）,带回了许多关于该国音乐的宝贵信息；我于1 985年作为中国文联派出的艺术代表团成员,出访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观赏了两国艺术家为我们的专场演出,对伊斯兰和印度教两种音乐文化的特征有了直观的体验；1 986年安平作为一名大学本科在读学生被公派到印度留学两年,他不仅学习了多种印度音乐,而且为后来中印音乐交流开启了稳定的渠道.1 986年我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的资格,于1 987年赴维也纳大学音乐学系进修,师从弗兰茨·福德迈尔教授学习“比较一体系音乐学””世界音乐”和师从欧·艾尔舍克学习“民族音乐学”等十门相关课程,并参加了学年修毕考试,为回国后在音乐学院开设“音乐学概论”和”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并撰写并出版《音乐学概论》打下基础.受欧洲学派的启发,我一方面注意世界音乐研究的科学性（德文的vergleichendeMusikwissenschaft就是从事比较的音乐科学）,将音乐音响学的测量与分析方法引入到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研究中,最初是音高（律制）的,接着是音色的比较,也就是既关注音乐的人文属性,同时也探讨其物理和生理的属性.我至少有三位学生是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而且现代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为实证性的研究提供了易于操作的、便捷的途径,使以频谱和数据来展示音乐的特质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满足一些院校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的需要,音乐学院开始招收世界民族音乐专业方向的硕士,继而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大都有出国实地考察的经历,他们得以走出国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校友王森所捐助的基金,学生们通过参加每年一度的论文比赛得到出国所需的经费（每名获奖者奖金为30000元,一年有10名本科生,6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奖）,他们用这笔钱部分解决了困扰其走出国门实地体验的经济上的难题.即使没有获奖,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有出国考察或学习的经历,这在2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公派交流依然是主渠道,陈自明老师在担任学院党委书记期间,争取到去印度做半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回国后开设了印度音乐的专题课程；硕士研究生周姗在读期间就被派往印度学习塔布拉鼓两年（她在国内是学习西洋打击乐的）,学成后回国在我院开设了塔布拉鼓的演奏课；张玉榛老师在攻读博士期间也到印度做了较长时间的访问学者,学习西塔尔琴的演奏,还有幸采访了印度音乐大师拉维·香卡,成为中印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面向全世界——双向平等交流期
如果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学科主要是不断吸纳消化国外成果并介绍到国内的话．那么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累积,这个领域的学者自信心增强,开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与国外的同行平等交流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过去我们在收集资料中,看到许多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举办世界音乐节的视频、音频,令人羡慕不已.我院每年也举办各种中西音乐节,来自国内外的音乐家演出精彩节目,让人目不暇接.但是这种局面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发生了转变.2005年音乐学院首次召开了“中非音乐论坛”,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研讨；继而在2007年举办“中非音乐节”,把生动活泼的非洲音乐展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此后又先后举办了“中国一芬兰” “中国一新西兰” ”中国一日本” “中国一印度” “中国一墨西哥” “中国一东南亚” “中国一印尼”音乐节等每年或隔年的交流活动.其间除讲座和演出外,大多还设立了工作坊,使中国的师生得以近距离观看音乐家的排练,并在其指导下学习演奏各类以往从未接触过的十分具有地域特色的乐器.除了这些短期活动外．音乐学院还购买了多种非西方的乐器,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的实践课堂,聘请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音乐家,为全院学生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选修课教学,使他们初步掌握了佳美兰或塔布拉鼓的演奏能力,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多重音乐能力大有裨益.同时在教育部的支持下,2015年由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李昕教授任院长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办了以传播中国音乐为主要任务的孔子学院,真正开通了世界民族音乐双向交流的渠道.
在此期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课题不再局限在“亚非拉”而拓展到欧洲、北美、大洋洲以及非洲,其中有研究摩洛哥的格纳瓦音乐、格鲁吉亚的多声部合唱、挪威的民间小提琴、冰岛的传统吟唱,希腊民歌雷贝提卡,印尼佳美兰在加拿大的传播,新西兰毛利人的仪式音乐、汤加的记谱法,涉及范围之广,涵盖了世界各个大陆．甚至南太平洋的岛屿,而且这些学位论文都附有学生进行实地考察时自己从当地录制的音频和视频,所以我认为,现在出版一套由中国人摄制．涵盖范围广的世界音乐音像的条件已经成熟,其内容至少要比日本JVC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世界音乐光盘要丰富许多.我觉得,如果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产品非但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值得赞许的好事.
同时还需要提到的是,除了在空间上拓展外,其探讨的对象也从传统延伸到当代各种通俗音乐和专业音乐．改变了以往研究那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使得这门学科更加具有时代的气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几位博士的学位论文选题： “美国黑人福音音乐与身份认同” “喜多郎与新时代音乐” “美国纽约黑人的RAP"和从民族音乐学视角对日本两位作曲家武满彻和林光的作品研究.显然这些课题已经突破了世界民族音乐局限于传统的藩篱,但是对他们的探索我依然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因为我觉得一门学科要有生机．必须关注当代鲜活的音乐生活和创造,从学理上它们也是符合梅里阿姆主张的“变化中的音乐研究”的.当然他们研究的视角有别于西方音乐史,更多是从“人”而非单纯地从“乐”出发．但我也始终提醒我的学生,不管是什么视角,文化习俗等方面描述得多么生动、详尽．一定不要忘记你写的是“音乐之学”论文.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发表的<摆脱民族音乐学的桎梏,让世界音乐研究回归艺术》一文中已经有所阐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一直认为,作为中国人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否则只能拾人牙慧.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在《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中就提出跨境研究是我们可以做出有中国特色成果的重要方面.此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些学者已经做出可圈可点的成果,从而使我也感觉到目前国内音乐学各方向划分得太细、彼此之间沟通太少、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弊端.如前所述,经过近四十年的积淀,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人在世界音乐国际论坛上阐述自己观点,在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其实早在90年代初杜亚雄教授就提出“为建立民族音乐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奋斗”的呼吁；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我提出了“虚拟田野”这一概念：2012年在密歇根大学讲演中我提出了世界民族音乐学习和研究中,东方人独特的优势是“2+X”的音乐能力等.我们并不是要颠覆民族音乐学的西方话语体系,而是要不断丰富、补充和完善它.201 3年在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中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必须提到,那就是音乐学院的本、硕、博的八位学生应马来西亚旅游局之邀,在该国“佳美兰艺术节”演奏了当地的这种传统音乐,得到了其政府的嘉奖.我把它评价为“舞台上走出一小步,学科迈出了一大步”,它意味着中国已经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年5月5-7日在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音乐学术研讨与展演.虽然活动的倡议者和举办者可能没有想过世界民族音乐这个学科,但是它无疑给这个方向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正如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所描绘的美好愿景那样： “我们将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时代赋予我们这个学科以新的使命,那就是以音乐为媒介实现”人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作为参与中国这个学科创建的一员,我愿在暮年为它的发展擂鼓呐喊.
俞人豪 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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