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大学里的修士和托钵僧与其教育贡献,本文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托钵和托钵僧和英国大学方面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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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c.2018.11.071
摘 要12 世纪随着英国大学的兴起,修道院作为知识活动的中心地位逐渐丧失,为了学习神学和教会法,修道院和托钵修会纷纷选派代表到大学深造.他们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各自的学院,并通过与大学的斗争,取得了不经艺科阶段的学习而直接攻读神学的特权.由于对待学习的理念不同,托钵僧出于传教的需要,更加重视教育,并很快主导了大学讲坛.16 世纪30 年代,由于修道院的解散,他们被迫离开了大学,但其敢于挑战权威的怀疑精神和强调科学、重视实验的探索精神,必然对英国大学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修士托钵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12世纪,随着英国大学的兴起,修道院作为知识活动中心的角色不复存在.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修道院纷纷选派一些智商较高且有上进心的修士进大学深造.修士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估计在13 世纪早期,这种现象就已经存在.1336 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颁布法令,要求各修会按5%的比例选派修士到大学学习神学或教会法.[1]59尽管并不是所有修道院都严格执行了该法规,但它使派遣修士到大学深造有了法律依据.据统计,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在1300 年至修道院解散期间,约十分之一的修士有在牛津大学求学的经历.
1 中世纪英国大学里的修士
最早在大学为修士创办专门学院的是西多会（Cistericans）,1281 年西多会在牛津大学外创办了雷瓦勒修道院（Rewley Abbey）,作为修士生的寓所.1275 年在顿（Abingdon）召开的南部本尼迪克特修会全体牧师大会决定,要在牛津为修士们创办一栋宿舍.[3]1791283年,本尼迪克特修会在牛津创办了格罗切斯特学院（Gloucester College）,该学院后来成为英国南部各修道院在牛津大学的立足点.[4]1101289 年,杜尔海姆小修道院（Durham Priory）也派出了一些修士到牛津大学进修学习,并筹措为他们创办学院.[5]331361 年,伊斯利普（Islip）主教创办了坎特伯雷学院.1381 年,由哈特菲尔德（Hatfield）主教捐资创办了杜尔海姆学院,为8 名修士和8 位仆人提供住宿.自西多会于1437 年创办了圣伯纳德学院（St. Bernard College）后,雷瓦勒修道院不再作为西多会修士的寓所.奥古斯丁修会于1453 年在牛津大学创办了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1]58在1500-1540 年间,牛津大学的修士毕业生不少于324人.牛津大学的修道学院有良好的声誉.[6]20在剑桥,来自伊利的修士自1321 年就有一座很小的学院,本尼迪克特修会在剑桥直到1428 年才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即白金汉学院（Buckingham College）.[7]9该学院处于科罗兰特修道院（Croyland Abbey）的监管之下.[5]631470 年开始,该学院招收本尼迪克特修士.
2 中世纪英国大学里的托钵僧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生活上的富足使许多修士日益走向腐化与堕落,他们代表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和唯灵主义理想荡然无存.于是,13 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修道改革运动,诞生了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参加者标榜不置私产,以托钵乞食为生,故名托钵僧（friar）.托钵僧四处游历,宣传所谓“清贫福音”,要人民安于贫困,忠于教皇.中世纪英国主要有四大托钵修会：方济各会（Franciscans）、多明我会（Dominicans）、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和加尔默罗修会（Carmelites）,其中以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最为著名.
为了使托钵僧能够接受大学的神学教育,培养新人,同时也为打击异端,发展新的兄弟修士,占据大学讲坛,托钵修会对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在学习态度方面,托钵僧与修士迥然不同,修士将学习看成是克制人的各种、充实自我而不致虚度光阴的一种手段.修士学习的目的在于拯救自己的灵魂,对外部世界不承担任何职责.除本团体成员外,他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并以此作为修行的一种方式.但对托钵僧来说,学习不是用来排遣无聊闲暇的时光,也不是用来抵制人的七情六欲,而是为了获取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心智的手段.[3]183-184于是,托钵修会纷纷选派代表进入大学深造,托钵修会在遴选代表时有严格的要求.1305年的章程规定,除需老师开具的证明———声明他有当教师的潜质外,备选者还须在修会内部开办的学校里学习两年,且在逻辑和自然哲学学科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托钵僧分别于1221 年和1224 年到达牛津.多明我会托钵僧于1225 年来到剑桥.从1270 年开始,方济各会开始在剑桥大学建学院.奥古斯丁托钵僧也于1291 年来到剑桥.与牛津相比,剑桥的修士生较少,但托钵僧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修士的数量.在1500 年以前,剑桥的修士只有206 人,而托钵僧的数量则达到1136人.[8]319托钵僧到大学后,极力宣传其学说,争取信徒.
无论是在牛津大学还是在剑桥大学,学院里的世俗大学生与修士大学生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在牛津的三所本尼迪克特学院也招收一些世俗学生.在15 世纪,格罗切斯特学院有7 名世俗生.杜尔海姆学院和坎特伯雷学院也是混合学院.在1361-1500 年间,坎特伯雷学院至少有47 名世俗生,有111 名修士生.在1381-1500 年间,杜尔海姆学院有82 名世俗生,有91名修士生.尽管世俗学院不愿意招收修士生,但当修道学院的住宿不够时,也有一些学生会到世俗学院居住,如剑桥大学的岗维尔学院（Gonville College）,在1480-1499 年间,为6 位本尼迪克特修士提供住宿.[8]319-320
3 托钵僧对中世纪英国大学的贡献
修士和托钵僧进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神学和教会法,学习神学还是教会法取决于能力和兴趣,但实际上往往是学习神学的人比学习教会法的人多.按大学的要求,学习神学和教会法之前要先学习艺科和哲学.托钵僧声称他们在修道院里得到了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较好训练,因而要求直接学习神学.有些修道院在选派代表时确实有严格的要求,如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修道院在挑选修士到大学学习时,主要从那些已经学习了文法、逻辑和哲学的人当中挑选.但是,有些修道院派到大学深造的修士只完成了初等教育,坎特伯雷学院和杜尔汉姆学院的书单列出了牛津大学一些修士入学后的前几个月要完成的基本训练,而这种训练本该在修道院里完成.[9]58从13 世纪中叶起,方济各会与大学之间围绕托钵僧是否享有特权直接读神学这一问题引发了矛盾.随着托钵僧在神学院人数的增加,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托钵僧取得了免修文科和哲学课程的豁免权,修士入大学后也成了这种制度的受益者.同时,牛津大学也要求托钵僧必须遵守大学规章,那些希望学习神学的托钵僧必须向大学申请名额.[10]190 冲突最后以妥协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托钵僧对剑桥大学神学院的创办起了重大的作用.J.R.H.穆尔曼（J.R.H.Moorman）将剑桥大学神学院的发展归因于方济各会托钵僧学院的出现,因为它吸引了很多优秀教师.与同期的牛津相比,剑桥没有神学教师,教学内容主要是艺科,因此,托钵僧不得不到外面寻找神学教师.他们聘请到的第一位神学教师是来自考文垂的知名学者文森特（Vincent de Coventry）.他于1225 年1 月25 日加入方济各会,在他的努力下,剑桥的托钵僧学校声名鹊起.[11]8-171253年,方济各会托钵僧、牛津大学校长尤斯塔斯（Eustace deNormanville）应邀来到剑桥大学,极大地增强了剑桥大学的实力.约克的托马斯（Thomas of York）也从牛津大学来到剑桥.到13世纪末,剑桥大学的神学院已较具规模.
进大学后几年内,方济各会托钵僧就使牛津成为英格兰最杰出的思想文化中心,并占据这一最高点长达一个多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代表主要有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Robert Grocessete）、罗杰尔·培根（Roger Bacon）、威廉姆·奥克汉姆（William Ockham）、顿斯·司科特（Duns Scotus）等.他们不仅主导了牛津大学各学院的讲坛,而且奠定了中世纪的思想基础.[1]63
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出生于英国萨福克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回到牛津教授神学,被推选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校长.他1229 年加入方济各会,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知名翻译者和评注家.他翻译的《尼各马可*学》成了大学里的标准教材,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学》和《天体学》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对《后分析篇》《辩谬篇》《物理学》进行了评注.他主张所有的科学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强调观察、实验的作用,认为“理性和实验是自然哲学两条不可缺少的途径”.[12]331-334他要求学生仔细研读圣经,谨慎对待任何翻译著作,注重学习希腊语和数学.
他的学生罗杰·培根是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他怀疑推理演绎法,坚持实验、经验的可靠性.他曾在牛津大学进行科学实验和讲学.他指出权威是束缚人们认识的枷锁,真正的科学是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并对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进行猛烈抨击.[14]102他认为只有实验科学才能“造福人类”,断言只有实验科学才能解决自然之谜,这种思想对宗教神学无疑构成了致命一击.培根虽为此于1257 年被迫离开了大学讲坛,但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和科学实验的主张对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顿斯·司科特是著名的唯名论者,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对哲学和神学进行了区分,认为通过理性只能知道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一切本质的本质,知道上帝是永恒的.至于上帝创造世界、三位一体等信条只能根据圣经和教会的权威信仰它们.他指出哲学和神学不应该存在对立,神学并不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是实践的学科,它的使命是帮助拯救人的灵魂.他的思想为科学和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他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数学和光学研究.
奥卡姆的威廉出生于英格兰的萨里郡奥卡姆,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司科特的影响.他能言善辩,被称为“驳不倒的博士”.他发表言论,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称为“异端”.他反对哲学为神学服务,认为信仰领域和知识领域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科学和哲学必须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他运用归纳法,将神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他的思想给天主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有许多追随者.
由此可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最初是为了巩固天主教,打击异端,选派一些优秀的托钵僧进入大学学习神学,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教会用来打击异端的力量,一些人甚至走上了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道路,成了教会排斥的“异端”.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学成了孕育、传播异端思想的温床.
方济各会托钵僧除了对经院哲学产生影响外,还对中世纪英国宗教诗歌（圣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托钵僧对古典文学非常感兴趣,从而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基础.[1]63托钵僧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对图书的*.剑桥大学的方济各会有很好的图书馆,其神学院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1344 年,伯里·理查德（Richard de Bury）报怨托钵僧*了最好的书籍.几年后,阿马（Armagh）大主教理查德·菲茨拉尔弗（RichardFitzralph）也攻击托钵僧,指控他们*的书太多,以致市场上看不到几本有价值的书.[11]54-55这种指控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托钵僧对书籍的重视也由此可见一斑.
1536 年3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没收年收入不超过200英镑的小修道院议案.1539年春,议会通过了解散年收入超过200 英镑的大修道院法案.在两个法案的影响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修道学院和托钵僧学院均未能幸免.托钵僧学院虽然资产不多,但因托钵僧效忠罗马教皇,都铎政府也在1538 年后将其接管.剑桥大学当局向国王提出,声称由于贫困,要求将一些被没收的修道院转交给剑桥大学,以使新知识和基督教信仰得到传播.[15]156 此后,各修道学院和托钵僧学院的建筑要么被挪作他用,要么被拆毁用于兴建新的学院.如1538 年,方济各会建筑转归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院食堂变成了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Sussex College） 的小教堂.[11]42The grey friars inCambridge, p.42. 1585年,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在多明我会修道学院的旧址上建立起来.因此,在世俗王权的干预下,曾在英国大学里活跃了几个世纪的修道学院和托钵僧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之,在中世纪英国大学里,修士和托钵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他们人数不多,但在英国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修士和托钵僧尽管由于修道院的解散被迫走出了大学校园,重新回到了修道院,但无论是其敢于挑战权威的怀疑精神,还是强调科学、重视实验的探索精神,犹如其学院的石块嵌入了新学院的建筑一样渗入了英国大学的肌体当中,必然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发展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结论:本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托钵和托钵僧和英国大学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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