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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论文参考文献：
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是厅局级干部中因隐瞒境外存款获罪第一人,周春雨则是省部级干部中被通报的第一人.这两个“第一”,并非仅在十八大之后,而是要追溯到自1 997年新刑法中确立隐瞒境外存款罪以来.
近年来,打击*隐瞒境外资产已呈高压态势,对公职人员来说,有钱在,境外,是必须要申报的,隐瞒境外资产不仅可能是违纪,更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在司法实践中,这项罪名在量刑上和一般贪污受贿比有何不同,对于这些境外非法资产又是如何追讨的呢？境外存款的“风险’’
2002年9月,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因受贿9万元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原《中国监察》杂志曾披露,检察机关曾以隐瞒境外存款罪起诉郑光迪,但被法院以郑光迪做出隐瞒事实时为民间协会会长身份驳回.
原因何在？按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了构成此罪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其次,要有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并且其境外存款是依照国家的规定应当申报而未予申报的.去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在领导干部需要报告的内容里,个人金融投资方面也不得瞒报.如果出现隐瞒情况,不但要被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也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规定,报告内容里还新增了“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国（境）外的存款和投资情况”.
201 3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涉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隐瞒境外存款5宗罪.在一审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还出具了一份说明,称201 0年,武志忠仅报告了9.67万的工资及津贴等收入,以及家庭的2套住房,其余各项报告均为零.
最后,隐瞒境外存款要达到较大数额的程度.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涉嫌隐瞒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币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2007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市管理局原局长管学仲案一审中被认定,他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个人账户中有港币5928.r71元存款,够不上该罪标准.但管学仲在香港持有的市值222.59万元股票拒不申报,依然属于隐瞒境外存款罪的范畴,被法院认定犯贪污、挪用公款、隐瞒境外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短,难认定？
戴海波,以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武志忠,以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徐绍敏,以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一
在为数不多的司法实践中,单个以隐瞒境外存款罪这项罪名被判处的刑期大部分都是一年.业内人士指出,就是这一年,也是很不容易.按法律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罪将被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顶格也就是两年.
“隐瞒境外存款”真正首次被作为一项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最早是在2003年8月21日,深圳地铁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马恭元被指在境外拥有巨额财产约值人民币877万余元,加上所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 6年.
不过更有影响力的,是紧接着2006年的上海市嘉定烟草专卖分局局长张伟民案.2005年年底,花旗银行（检察院曾就此案件照会过花旗银行）致电嘉定检察院,告知张伟民欲提取存在其银行内的100万美元.检察官得知张伟民已*了组团赴美国考察的护照签证,有外逃的迹象.于是,嘉定检察院果断“控制”了张伟民.
据调查,张伟民曾在香港开设账户并向美国转移资金,涉案金额达344万元.手上1 8套房产和相加,竟然高达2800万元.
有了张伟民案的经验,上海陆续办了一批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案件.201 1年,上海市经信委信息产业管理处原处长徐绍敏犯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中隐瞒境外存款金额为74万元,被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
同年,上药集团原总裁吴建文一审因受贿等罪被判死缓,其中因隐瞒境外存款1 1 0万港币,被判刑六个月.
专家认为,在量刑设计上的轻微,也是客观上导致隐瞒境外存款罪在适用上不被重视的原因.现实中又往往与动辄量刑无期、死缓的贪污、受贿等罪共处,因此在“数罪并罚”中被忽略不计.
201 6年,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煤炭营销分公司调运部副处长兼调度中心主任乔洪山犯贪污罪、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入刑.检察机关对最后一项罪名的量刑建议是六个月到一年六个月,法院最终采取了建议的最高刑期.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算“较高”刑期的了.
沿海地区一名检察官提出,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立法本意是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法律有明文规定,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他表示,该罪对犯罪对象的规定过于狭窄,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A故意隐瞒境外存款30万元,同时故意隐瞒境外价值200万元的房产.根据现行条文,只能对其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进行处罚,但对隐瞒价值更大的房产的行为反而不能入此罪名.
如当年武志忠专案组查证,以武志忠家人的名义在国内拥有房产33处,在加拿大拥有房产1处,在清查财产时,仅房门钥匙就装了满满一提包.法院认定,武志忠隐瞒境外存款177万加元、51万美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但这并非意味着,对*在境外隐瞒其他资产就没办法.
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红通”“猎狐行动”等名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中国开始跟其他国家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
201 5年4月,根据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看来,官员隐瞒境外存款被发现,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行贿人是境外的,国内受贿人要求行贿人将行贿款项直接存在境外,这种暴露主要是从行贿人角度进行突破；另一种是通过*人境外存款,当事人因为到国外去存款不方便,在当地委托*人帮助办事情,侦查机关从*人途径查实的.但要从官员的境外存款中查找国内的犯罪所得比较困难.
“主要问题是线索少,少数有线索的取证也特别困难.”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副教授王莹指出,实践中侦查此项犯罪往往需要赴海外取证,更加大了*的难度.
负责侦办张伟民案的检察官冯寿翥介绍,在努力查询张伟民案的涉案具体金额时,一名张的“老部下”向检察官-提供了一叠书面单据,单据显示了张曾在香港开设账户并向美国转移资金达344万元.
为了查明这项罪名,冯寿翥和同事付出了4个多月的奔波与等待.“向市检察院打报告,将资料提交到最高检具体*境外取证的外事局,外事局又将材料送交最高检反贪局,由总局核定,看是否有出境必要,最后还需最高检下批文.4个月后,在最高检的破格支持下,检察官获准出境.”
“曾经有两名内地检察官独自前往香港一单位调查时,触犯了香港司法,结果被带进了廉政公署问话o"冯寿翥说,检察官后来改称“私人查阅”,才摆脱因触犯香港司法而被“抓”的尴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腐败分子转移海外资产的追缴问题,必须以国家为诉讼主体,以国家的名义提起诉讼,依照《联合国败公约》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国家诉讼程序,捍卫国家的财产权利.如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一案,便是中国和新加坡双方依据《联合国败公约》、践行《北京败宣言》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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