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贤者的文化转身,本文是文化类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忽必烈和贤者和转身相关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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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海陵王向往繁华的杭州,所以,在交通更为便利的燕京建筑了挺进南方的桥头堡.而忽必烈显然更务实,他要同时统摄草原和中原,要同时兼顾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方式.
忽心烈不满足于当蒙古人的大汗,也不满足于当中原的皇帝,他同时是大汗和皇帝,是天下共主.
因此,选择燕京当都城,对于他来说,只是因为这里更适合“二京制”,适合他带着王公贵族们在两个都城之间来回迁徙.
终其一生,他都在开平（元上都）与大都之间来回往返,冬则大都,夏则开平.
忽必烈的转身：从草原到农耕
蒙古人采取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分别获得了四个方位的疆土——尽管有很多疆土是有主的,并没有向蒙古人臣服,比如位于欧洲的罗斯,但他们仍然事先分配了下去,然后才开始出兵征服.
根据蒙古人的习俗,最小的儿子“守灶”,所以,拖雷获得了以哈剌和林为中心的蒙古本土.对于黄金家族来说,分封制的好处,是在忽里台大会的保障下,可以实现相对的团结,以免发生兄弟阋墙的情况；坏处则是,一旦忽里台大会不能保证其公正性,则更大的分裂就会损伤蒙古人的统治.
事实上,蒙哥即汗位的忽里台大会,就没有在蒙古人的传统领地内进行,而是在蒙古本土以外靠近罗斯的地方,其合法性与窝阔台就任大汗时相比已经受到了严重侵害.
蒙哥死后,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相继召开不同的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又相继被承认为蒙古大汗,严重挑战了蒙古汗位继承的严肃性,也让通过忽里台大会产生首脑的方式受到质疑——蒙古人尤其是黄金家族已经从内部开始分裂,忽里台大会推举首脑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
虽然忽必烈通过武力让弟弟阿里不哥臣服了,但忽里台大会这一传统的蒙古人推举首脑的方式,也走到了尽头——忽必烈继位后,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一制度,像以往的中原统治者一样,在活着的时候,就为国家准备了储君.
也正是从忽必烈开始,从政治制度到统治习惯,华夏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在向蒙古人的内部渗透.
青年时代的忽必烈在蒙古贵族中一向默默无闻.直到36岁,才第一次获得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此前,他一直在母亲唆鲁禾帖尼的羽翼下,学习各种知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与其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四处征战的蒙古贵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用逐水草而走、听大汗令而战,所以他更喜欢定居.
除了听从母亲的话,精通马术和射箭外,有远见的母亲还让忽必烈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并聘用了一名叫脱罗出的畏兀儿人教他读写蒙文.
定居为他带来的好处是,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他已经能够粗略地听得懂汉语.
在母亲获得中原的封地不久,1236年,窝阔台也赐给忽必烈一块有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在河北邢州.
如果没有忽必烈,大元汗国在其蒙古本土和中国的统治,或许将会是另一种样子——至少,像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那样,会仍然把游牧当成蒙古人的主流生活方式,对定居社会的破坏,会一直成为蒙古人的政策.
但随着唆鲁禾帖尼和忽必烈的到来,中原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关系开始改变——尽管在蒙古建国之初,来自金国的儒者耶律楚才就明确告诉蒙古人,光靠牧民的收入和在中原地区的掠夺,无法满足蒙古人的需求,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定居社会,并通过向农民征税的办法,来证明发达的农业定居社会,可以为蒙古人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毕竟耶律楚才不是蒙古贵族,对蒙古决策者的影响,远比不上后来成为元朝皇帝的忽必烈.
从一小块封地开始,练习如何管理农民,积累统治经验,加深对农业定居社会的了解,忽必烈与定居社会的关系,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建立.
然而,忽必烈刚一开始的尝试失败了.毕竟,统治农民和管理定居社会,对他而言是个全新的事物.
远在中原的封地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块封地到底在哪里？种麦还是粟？税收的比例多少合适？水涝、天旱遭遇农业歉收后,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救济方法都有哪些？
住在帐篷里每天喝酒吃肉的忽必烈对这些全然不知.
他最初的管理方法粗糙而简单——雇佣税务管理人员替他收税.自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就用这一套办法来管理新占领的地区,而与他们合作的,都是善于经营的畏兀儿人——藉由此事也可以看出,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关系之所以亲近,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合作开始得非常之早.
很显然,这个方法不适用于中原地区,税务管理人员希望尽可能多地征税,竭泽而渔,而不是考虑其延续性,过重的负担很快让他封地上的农民都逃跑了——这就是农业定居社会的问题所在,一旦农民逃离,没有人耕作土地,则意味着无论多么肥沃的土地都不会有任何收益.或者说,如果没有人去管理农田,那么,拥有多少土地都是没有意义的.
很快,远在哈剌和林的忽必烈就感受到了封地上的变化——税收越来越少了,最后几近于无.
可靠的统计数据说,他封地上的一万户农民,绝大多数选择了逃跑,丰沃的土地成了荒地.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
当时,刘秉忠已入幕府,和邢州人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①.
大略的意思是,现在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比邢州那地方更严重的了.打个比方,老百姓真的在水深火热中了,得快点想办法改变状况.最好的办法是派人去治理,然后要有实际的成效,让其他的地方也效仿我们来管理农民,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都受您的恩惠了.
忽必烈任命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元史·张文谦传》记载说:“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口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也就是说,这些以汉人为主的管理团队团结协作,共同革除过去的管理弊病,不久,逃跑的农民就回到原来的土地上,不到一个月,户口就增加了10倍.从这以后,忽必烈更加看重儒士,让他们来管理重要事务.
任命越来越多的汉族幕僚用中原人民所习惯的方法来统治和管理封地,此后成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汉人”忽必烈：重用儒士的草原管理者邢州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建设美好田园所需要的时间,远比毁坏起来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忽必烈的名声在这一地区渐渐变好,漫长的10年时间,人们慢慢地回到这块土地上.
也许,这给了忽必烈一些启示：对于中原地区,蒙古本土的统治方法是无效的；同时,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或许还有另外一重启示,失去民心容易,但要重新获得民心,则需要漫长的努力.
可能正是从这里开始,他发现自己需要懂得汉人,懂得中原.
他有意识地开始招募汉人和儒士们.
随着他在蒙古汗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组建了自己的以汉人和来自辽、金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主的幕僚团队——金莲川幕府.
1242年,忽必烈把佛教高僧海云法师召到他的领地,向他请教佛法大要.但海云法师却告诉他,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
很难说清法师为何要对忽必烈说这番话——毕竟,当时的忽必烈在蒙古贵族中并无显名,已届中年,尚无寸功.
法师建议忽必烈多结识“天下大贤硕儒”,通过向他们学习,来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道.
这些记述的可靠性有多少,我们很难辨析.因为这是帝王们执政合法性的另一种确立方式——神示.即通过那些不凡的人所给予的暗示和帮助,表示某人即皇帝位是上天的指示.
海云此行对忽必烈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给他留下了自己的弟子刘秉忠.也正是此人,后来帮他设计了开平和大都.
刘秉忠还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忽必烈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也许正受了他的影响——蒙古贵族对传统中国书画的兴趣与日俱增.
至于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的记述,则更令人惊诧.据说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设计了属于蒙古人的精确异常的历法.
刘秉忠还在政治方面对忽必烈施加影响：他曾写了长达万言的谏议信,希望忽必烈培养和保护儒士,同时建议采取固定税率,建立法制,以免加重汉地属民的负担.
刘秉忠对于忽必烈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忽必烈一些重要谋士——所谓的邢州集团,包括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都是由他推荐而来.
崇尚程朱理学的儒者赵璧、窦默、姚枢、杨惟中、许衡、赵复,也先后被忽必烈所重用.
忽必烈给赵璧以优厚的待遇,为表示对赵璧的尊重,称呼赵璧为“秀才”,而不是像别人那样直呼其名.
“忽必烈还让自己的妻子,即未来的察必皇后,亲自给赵璧缝制蒙古袍,做好后,忽必烈让赵璧试穿,有不合适的地方,还叫察必一一修改.忽必烈那时就令蒙古学生１０人,跟从赵璧学习儒书.他让赵璧译《大学衍义》为蒙古文,时时听赵璧讲述.”②
近朱者赤,越来越多的儒士来到身边,越来越多的儒家之言进入肺腑,让忽必烈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听翰林学士王思廉讲《资治通鉴》,当讲到唐太宗要杀魏征,长孙皇后进谏劝阻时,忽必烈马上让人把王恩廉请到后宫,给后妃们再讲解一遍.”③
也许,学习帝王的统治之道才是他热爱儒学的真正目的,但不管怎么说,儒家学说和儒士已经像蒙古烈酒一样,成了他离不开的东西.1253年,蒙哥给了他一块新的中原封地.据说蒙哥让他从两块封地之间选一块,一块在河南,一块在陕西,而忽必烈选择了陕西——虽然那里人口稀少,但土地肥沃.事实上,这块由他的儒士幕僚们帮助决定所得的封地,在他后来获取汗位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用中原传统儒家的统治方法有意识治理汉地,并在陕西进行了有益尝试.
“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宣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
受命治理京兆的,仍然是金莲川幕府的汉人及儒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被任命为关西路（在京兆地区）的宣抚使.
廉希宪自小接受儒家教育,自幼熟读经书,深谙儒家的治国之策,有“廉孟子”之称.19 岁时入侍忽必烈王府,“笃好经史,手不释卷”,忽必烈很赏识他.所以,年纪轻轻就委以重任.
作为一名儒家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建议只是大汗之弟的忽必烈制定整体的儒家治国之策,但仿照孔子,把教育放在首位,是他的责任.
上任之始,他就聘请名儒许衡负责当地的学校事务,同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
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儒家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下命令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
蒙哥并不清楚忽必烈为什么选择了人口稀少的关西作为封地,以为是他太过谦让,所以,心里有些歉意,就再次把河南怀孟的一块土地封给他.
忽必烈在他的新封地同样设立了宣抚司,像京兆一样进行管理.
《元史》记载：“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
忽必烈听从幕僚的建议,在自己的封地上发行纸币,发展商业,实行德治、仁政,同时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乱法者予以严惩.
两地的大治,为忽必烈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但同时也为他在一部分蒙古贵族中树敌,在他们看来,忽必烈已经快成为一个汉人了！
“贤者”忽必烈：中华文明的守护者
1252年,37岁的忽必烈第一次在蒙古人的战争事务中获得重要委任：蒙哥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
征伐的路上,忽必烈的幕僚们不断向他灌输做一个仁义统治者的概念,《元史》中说：壬子年（１２５２）,忽必烈率军征大理,至曲先脑儿之地,夜宴,姚枢给忽必烈讲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时,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阅兵时,忽必烈据马鞍对姚枢大呼：“你昨晚讲曹彬不杀人事,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
后来,忽必烈在青海日月山召见儒士徐世隆,又问及出征之事.徐世隆对忽必烈说：“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想统一天下,不嗜杀人,天下才可定,何况是出征西南一个小国！”
这一段史书所载,明白如话,基本不需要翻译.
无论中外写史者,都记下了忽必烈马上对姚枢所说的坚定话语：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莫里斯·罗沙比在他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说：“忽必烈军至大理城,即命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此大理民众得以保全性命.在这以前蒙古军每攻克一地往往要进行屠城,肆意烧杀抢掠.”
大理人虽然早闻蒙古人的嗜杀本性,但仍然选择了反抗.忽必烈派遣三个使臣,要求大理无条件投降,但这几个使臣遗憾地被大理人处决.
这样的境遇,早在中亚就已经发生过,蒙古人认为斩杀使节,是非常严重的暴力行为,不屠城不足以震慑敌人的凶残.
莫里斯·罗沙比说：“杀戮使臣是外交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种,是确保全面进攻的当众耳光,而随之而来的恐怖则是尽人皆知的.”
但显然忽必烈克制住了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大理城没有遭到屠杀,实现了他的仁义主张.
蒙古人在遭到反抗和被杀使节后第一次这么做.
1256年,蒙哥制订攻南宋的计划.1257年春,“诏诸王出师征宋”.蒙哥亲率一个军团,仍然从六盘山出发,进军四川.
这次,忽必烈得到的任务,是渡过淮河从正面进攻.
相关史料仍然没有忘记为忽必烈记下他的仁慈.伐宋的路上,张文谦与刘秉忠皆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
忽必烈说：“我与卿等一定遵守此言.”到了南宋境内,忽必烈命令诸将不要妄杀,不许“焚人室庐”.
１２６０年,忽必烈继汗位,不像他的祖父及哥哥那样,只是拥有汗位,而是听从刘秉忠、徐世隆等人所说的“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建言,第一次像中原王朝那样确立年号“中统”,并下诏书,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其表述的总体意思是“施仁发政”,已经与汉人皇帝的施政纲领无甚差别.
也就是说,蒙古人忽必烈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华文明的守护者,在建政之初,就用儒家的传统治理模式来进行统治.
忽必烈设立了中书省,其负责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赵璧,都是汉人.紧接着组建了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董文炳,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也是汉人.
忽必烈在军事上依靠蒙古贵族,在政治上依靠汉人、后来的南人和儒家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则依靠有经营头脑的畏兀儿人.
忽必烈与北京：建设在水一方的都城元大都曾经是一座流水汤汤的城市,这在今天已经不可想象.
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模型是宋的汴京,引水入城,依靠水运来满足城市的生活需要,让商业紧邻水上通道而发展,是规划和建设者的初衷.
设计者以离宫（大宁宫）的湖泊地带作为全城的中心,把宫城放置在太液池以东地区,选定中心台在太液池上游,主要是想依靠丰沛的水源来解决漕运的困难,以维持都城的生活需要.
徐苹芳先生认为：元大都是由宫城、皇城、外郭城套合组成的重城式布局；采用开放式街巷制街道规划,纵横九条主干大街；官署布局从分散到比较集中；市场在宫城之北；太庙、社稷坛分居宫城左右；符合《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都城的空间生产方面,元大都主要是对开封进行模仿.
尽管如此,也仍然有属于自己的创新.
杨宽先生认为,在都城的设计建设中,建立中心台,作为全城中心点的标记,是元大都首创的.
中心台确定以后,全城南北向的中轴线,就可以向两侧平缓延展,并在中轴线的两边,安排各类政府机构.
元大都的新城址比金中都地势较高,好处是可以减轻永定河水泛滥冲决带来的威胁,有利于城市排水.
坏处则是,高梁河水进入地势较高的积水潭,并满足漕运需求,变得比以往困难许多.
元代把北京城的城址从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主要因为高梁河水量更加丰沛,有足够的水源供应.
水,并不是当时城市生活需要的重要元素,而是运输的重要介质.
没有水上运输,大都城的粮食安全就难以保证,生活所需,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元大都的设计规划者,从城市的生活需要出发,把城中心设定在积水潭一带,就是要在这里建造装卸货物的码头,通过水运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
元初时的积水潭是高梁河上一个较大的湖泊,其浩大之相,已非今人所能想象.要在这里建设水运中心,需要先把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与金代所开的闸河接通.
金代建设的闸河,也是从高梁河中游引水,沿渠筑闸节水,送达城内.
由于新城址的地势升高,想把高梁河的水顺利引入城内,在元初,这是一个需要很高智慧的水利工程——在当时,人们称这项技术为“跨河跳槽”.
元大都的金水河,也是运用“跨河跳槽”技术,从高梁河引水至内城,不但供给宫中用水,还点缀宫中风景.
很快,高梁河的水源就显得不够用了,不能把大船顺利送达城内.
为了增加水源,进一步疏通航运,都水监郭守敬于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提出开凿新闸河的规划,次年春动工,到至元三十年秋凿成.
新闸河接通旧闸河,到通州入白河,命名为通惠河.自此,积水潭水量丰沛,成为大都城中水上交通中心.
至元三十年秋建成时,元世祖从上都夏宫归来,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④
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通惠河开通后,不但漕运可以直达积水潭,其他各类船只也往大都运来了稀奇古怪的日用商品,城市商业就近发展起来,所以,积水潭东北的城中心区,像如今的烟袋斜街一带,就成了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地区.
元代的李洧孙在他的《大都赋》中说：凿会通之河,而川陕吴楚大贾,飞帆一苇,经抵辇下……往适其市,则征宽于关,旅悦于途.
而一向对中国盛赞有加,走到哪儿都一路惊叹的马可波罗,对元大都更是崇拜不已,在他的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画线整齐,建筑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给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未可言宣.
元朝的商业经济发达,或许与其低税政策有关,有资料记载说,虽然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收税,但除了酒醋而外,像鱼虾药果这些普通商品,还有像书画、藁席、草鞵、篠帚、砖瓦、柴炭、诸色灯、铜、铁、线、麻线、苎绵、草索、面货这些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都可以不上税.
空间生产,除了行政规划之外,根据商业需求而生产的各类商业空间,在元代亦有许多.
比如针市.北方四季分明,冬季需要棉衣,夏季需要单衣,秋季和春季也需要厚薄不等的衣服,因此,手工缝纫业发展起来,成立成专门的“针市”,这在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都是没有的.
比如人市.元朝统治初期,仍然存在着人口买卖行为.人市与牲畜市一样,附近设有酒楼,买卖双方边喝边谈,商谈好然后再签订契约.
在南城,还有娼妓市场,据马可波罗所记,从业妇女约2万多人,统治者不许她们住在城内,她们就大量聚集在城外.
顺便来说一说北京“南穷”的由来.元大都西南,就是金中都的旧城,虽然破城时惨遭蹂躏,房屋损毁严重,但元朝建都时,在其旧址上,人口有所增加,称为南城.以积水潭为中心的新城,就被称为北城.
大都新城建成之时,也像北宋一样,给普通百姓留出了建房的空间,由于空间有限,朝廷做出了明文规定：旧城居民要迁往新城的,“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有正经工作.
当时,每个要求在城内建房的人,朝廷会给一块土地,但“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据.
约2万娼妓不得入城居住,也被迫住在南城.
也就是说,贫穷的南城人民,被剥夺了进入新城的权利.明清以北京为都,虽然积水潭不再是城市的经济中心,但北城也没有向南城扩张,两城的阶级对立,也没有缓和.
新中国成立之初,类似“龙须沟”一样又脏又臭的居住环境,仍然是南城的基本现状.
元大都商业繁荣,因此“幌子”这种新鲜的广告标识,也可算为一种新的空间生产——今天北京的一些老字号,仍然沿用这种方法,不过今人多不知这些符号背后的商业含义.
专治儿科的大夫,“门首以木刻板作小儿,儿在锦中若方相模样为标榜.”
那时没有妇科和产科,接生孩子的叫稳婆,一般都是世代相传,“门首以大红纸糊蔑筐大鞋一双为记.专治妇人胎前产后以应病症,并有通血之药.”⑥
因为临近草原,进入大都的马匹较多,专门给马看病的医馆,也有专门的标记：“医兽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⑦
蒙古人善饮,大都饮酒之风亦烈,“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⑧
很快,元大都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但南有临安这个“世界之舟”,大都已经不能像前朝的其他都城那样,顺利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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