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敦煌本和宗宝本版本比较,本文是敦煌毕业论文范文跟宗宝和《坛经》敦煌和版本比较相关论文范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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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坛经》是记录我国佛教禅宗祖师六祖惠能事迹及思想的经典,作为唯一一部并非出自佛陀之口而被封为“经”的作品,《坛经》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很大的推动性作用.现在流传的《坛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比较独立的《坛经》版本,一般来说指的是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版本,其他的本子与这四种本子大同小异,类似于“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1]”.在这四种本子中,《坛经》最早的写本“敦煌本”以及自明代以来的通行本“宗宝本”最富有代表性.本文将对《坛经》的敦煌本和宗宝本两个版本进行内容比较,分析两个版本的异同关系.
关键词：《坛经》敦煌本宗宝本比较
一.版本流行与接受
历史上没有过惠能本人亲笔撰写的文献材料,《坛经》是其弟子对于惠能言行的记录.《坛经》经过了历代弟子相互辗转传抄之后就有了具体内容上的差异,加上不同的弟子对于《坛经》里面一些思想内容的理解不同,以及不同人对于惠能其人的了解亦有所差异,这也就导致出现了《坛经》的各种不同版本.文献资料在传抄的时候多少都会出现误传,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文献资料对于史实的还原度往往还要更低一些,《坛经》的各个版本也就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质疑.
单从民间传看的情况来看,宗宝本的接受度是几个版本中最高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可读性和佛偈合理性以外,宗宝本出现时的时代对其推广流行也起到了一个积极性的作用.宗宝俗名丁福保,是一个元代的僧人.元代时佛教比较盛行,禅宗思想在这个时代极受推崇,禅宗势力也在不断发展.各地官员会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对刊刻佛家典籍提供帮助,甚至是把刊刻佛经当作一众政绩表现.有了这样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加上政治上的支持,这个时期印刻的宗宝本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其册数和群众基础良好,因此它在后世的盛传也就理所当然.
前文提到,抛开思想内涵不提,单从创作角度出发,宗宝本的《坛经》更贴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小说来说更加成熟,也有小说的一些元素.例如敦煌本的《坛经》没有明确的品阶划分,而宗宝本《坛经》则划分为了十个品阶,按顺序分别是：行由、般若、疑问、定慧、坐禅、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这应该是受到了戏曲小说的影响.但是把敦煌本里面的篇章对应到敦煌本上之后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顺序上有所出入.《坛经》中一部分记录的是惠能的生平历程,一部分记录的是他的论道说法.前者在顺序上没有很大出入,但是后者的顺序区别很大.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是法海和宗宝两人对于《坛经》的理解有各自的偏重,一是僧俗之间对于惠能的传说有所不同.
宗宝本里面的品阶划分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加方便,这一点又有利于它的传播推广.同时,宗宝本里面还增加了“机缘品”,即惠能与求教机缘的弟子们的对话机语.例如与尼姑无尽藏对于《大涅槃经》的讨论可以增加读者对于这部经文的理解；为僧人法达解读《法华经》时,惠能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于经文宗义理解透彻,既凸显了惠能的传奇性,又佐证了其提出的“明心见性”的观点.同时对话里面与智隍的讨论还引出了对《庄子》“大定持之”的解读,在与方辩谈论时还使用了《论语·为政》篇中“与直错诸枉”的典故.这一部分内容不仅耐人寻味,且富含了很多惠能对于禅法的理解,还融合了一些道家、儒家两家的思想,与当时三家合流的趋势吻合.
但是,宗宝本的这些增添也使一些学者对其内容产生了质疑,如日本学者松元文三郎就曾提出,宗宝本《坛经》是改编自兴圣寺本《坛经》的,并且宗宝在编排的过程中将其中的一些篇幅的顺序进行了倒置.除此之外,宗宝本还将《曹溪别传》以及《景德传灯录》两个本子中的一些内容融入了宗宝本里面,“或许也杂糅了契嵩的三卷本”[2].也就是说,松元文三郎认为宗宝本里面的惠能已经有了较高的戏说成分,与历史上真实的六祖惠能有一定差距.因而虽然宗宝本的民间流传度较高,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其相较于敦煌本有时候还是会被忽视.
敦煌本与宗宝本受众不同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自明初时起,敦煌本一直《坛经》属于官刻藏经,以折本的形式装帧,且收于藏经阁内,仅供给内部的僧侣阅读学习,轻易不假借外人[3].有时候僧侣之间想要传看还要以抄录借阅的方式,不能轻易看到善本.宗宝本的《坛经》也收录入藏,但那已经是明朝后期的时候,在此之前宗宝本已经在民间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流传.由于这些原因,一般敦煌本的受众比较偏向于学者,而宗宝本的受众偏向于大众.
二.叙事描写特点
《坛经》虽以经为名,但是其与一般的经书不同,它的体裁上比较偏向于语录体白话小说.单从小说这一体裁的特点上来看,后来流通于世的宗宝本在情节内容方面,比最早的敦煌本要更加丰富饱满一些.敦煌本中的语言相对简练质朴,没有明确地划分品阶,篇幅上较短,故事叙述时带有早期小说的特点,情节内容皆似梗概.早期,敦煌本、惠昕改编本、曹溪古本（即契嵩本）这三种本子比较据有代表性.而宗宝本是僧人宗宝“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4],也就是根据前人的几个本子改编来的,添加了更多的故事内容,情节上有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为作品中的人物增添了很多“血肉”,使之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敦煌本在人物描写上比较简单,对于惠能的生平经历都是轻描淡写,对于次要人物更是缺乏细节描写.以惠能得传衣钵前后的叙述为例.惠能初进寺里在碓房踏碓月余后,五祖弘忍有意要传衣钵,便叫众弟子作偈,提出“若悟大意,付汝衣法”[5],寻找有悟性的弟子继承衣钵.弘忍说完作偈选择继承人的要求后,众弟子的反应是“我等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6]欲推崇已有声望的神秀,自己都不敢呈偈出风头.对众人说法的描述,宗宝本比敦煌本多了一些内容,即添加了“有何所益”和“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7]两句.
从敦煌本中的这个情节来看,弘忍门下的众弟子对神秀是极为推崇和尊敬的,对神秀承袭衣钵心服口服,觉得理所应当.同时从措辞上来看,门人们对承袭之事看得比较淡,没有什么不甘之意.但是从宗宝本中“有何所益？”的反诘,以及“谩作”“枉用”的措辞可以感觉出,众人在潜意识中还是有不甘心和无可奈何,对于衣钵还是有痴心的.佛偈事后,弘忍夜传衣钵给惠能,并认定惠能会因怀璧之罪遭人陷害.由于敦煌本中没有这种细节描写作铺垫,弘忍这种想法在敦煌本中给人一种突兀感.而宗宝本中门人的世俗化和势力心理表现得要更加立体,门人的反应已经为后面埋下伏笔,使后面弘忍劝离惠能,惠能遇害的事情变得更加合乎情理.
除了人物塑造,宗宝本的传奇性也更强.如惠能圆寂的部分,两个版本中都有对山崩地动,林木变白等各种异象的描写,但是敦煌本止于此处,后面就是对法海归结传付整本《坛经》的介绍.而宗宝本里面有一些惠能身后的奇事,首先是“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侣,争迎真身,莫决所知.”[8]而焚香自动指出了一个位置,暗示惠能自己有了想要归属的地方,此乃一处奇景.惠能生前便预示到自己死后法身可能受损,要求弟子将自己的脖颈护住之后再迁入神龛.后来果然“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一孝子从塔中走出”,门人们闻声而去,“寻见师颈有伤[9]”,这又是一处奇事.此外,这个孝子也是惠能生前就预示过的,中间多了一些因果循环的因素,使宗宝本里面惠能之死的传奇性更加强烈.再如惠能未得传衣钵之前,敦煌本里弘忍在惠能作偈之前一直都没有表现出对惠能的青睐之意.而在宗宝本里,弘忍则在作偈之前就透露出对惠能的赏识,只是由于怕众人妒忌于惠能有损才为能表露.这些都给惠能增添了传奇性,也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的阅读趣味.
更多丰富的情节描写也使《坛经》中的思想以更为通俗的方式得以展现,仍以惠能之死为例.孝子入塔惠能的头颅被捕,负责审理此事的柳守问其弟子令韬希望如何处理,令韬说“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求欲供养,罪可恕矣.”并最终将对方赦免,并借柳守之口大叹佛门广大.再如惠能恐被人抢夺衣钵隐藏在猎人中间,“但食肉边菜”的故事表现惠能的从容淡定,以及独善其身的品质.这些都是是宗宝本中有而敦煌本中没有的,也正是这些细节都使《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文本可读性,更好地将禅宗的精神文化进行传播.
总而言之,敦煌本中涉及到的内容大体上以惠能的传授为主,对其生平介绍及经历省略较多,敦煌本更适合用于在寺庙中流传,供弟子学习.相较于敦煌本,宗宝本的《坛经》在继承了旧本的内容之外还进行了补充和丰富,使之更适合于在民间流传.宗宝本《坛经》的叙事方法随着同时代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提升,更具有可读性,更符合文学在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适合在社会上流传推广.
三.佛偈思想差异
佛偈是《坛经》核心观点的重要体现.禅宗的一些祖师们早先就有不立文字的传统,据载惠能又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著作,他的智慧都是在佛偈以及其平时与弟子及前来拜谒之人的对话中体现的.
敦煌本和宗宝本中记录的佛偈不完全相同,以在后世广为流传的“菩提本无树”几句为例.弘忍令弟子们作偈,想要找出一位“悟大意”的弟子传承衣钵.神秀先作了“身是菩提树”四句.前三句敦煌本与宗宝本完全相同,但是最后一句在敦煌本中记载的是“莫使有尘埃”,而宗宝本中是“勿使惹尘埃”.这里宗宝本的“惹尘埃”明显更有文学性,此或是宗宝在归纳三本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也或许宗宝本不仅仅是原原本本地抄录,还有自己炼字演绎的意识.但是两句在大意上没有出入,在体现神秀的领悟方面两个版本没有龃龉.
然而,两个版本里面对于惠能佛偈的记载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敦煌本中,惠能作下了两首佛偈,一首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末世惹尘埃.”又偈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10]而宗宝本里面写的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1]从流传度上来看,宗宝本中的偈是现在广为人知流传甚广的版本,而敦煌本中的佛偈鲜有人知.
现在看到的敦煌本中的版本不单单是流传度的问题,其中对于惠能的思想精神表现都有差异.单拈出敦煌本中的“佛性常清静”（一作“明镜常清静”）一句和宗宝本中的“本来无一物”一句来比较,一些学者认为,敦煌本表达的佛性是“扫荡一切”,而宗宝本表现的则是“建立一切”[12].禅宗传到惠能这一代时分为了南法北法,南派以惠能为代表,追求“顿悟”法门,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则是讲求不断锤炼的“渐悟”之法,其法义主要表达的是水滴石穿,认为修行有次第.而敦煌本中的“佛性”一句在根本精神上与神秀的“时时勤拂拭”是一样的,倡导的都是这种渐悟之法.
昔日达摩曾作“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悬记,预示这一脉的禅法在自己之后再传五代,即传到六祖惠能时会功德圆满.从一祖达摩到六祖惠能,禅法在根本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对性空的探索.宗宝本里面的“本来”句就是在表达这种性空论,即一种空慧的思想,而敦煌本里面的“佛性”句与这种禅法精神是相违背的.根据一祖达摩的悬记,禅法传到惠能这一代应该在禅法上达到一个最高境界,进入无上法门.同时敦煌本中,没有对于五祖弘忍早先就对惠能高看一眼的记录,弘忍就是因为两首偈而选中惠能传承衣钵的.但是这两首偈,一来其与达摩禅法的理念相悖,一来其与后文惠能自己的思想相矛盾.由此可见,宗宝本中的佛偈接受度更高是有理由的.
两个版本中出现这两种不同版本的佛偈该如何解释？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认为敦煌本中的佛偈是真实的,就是惠能当初所作.后世传说的惠能是已经被神化了的惠能,而真实的惠能在当时并未达到顿悟的境界,或者在作偈的时候没能完全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佛偈中准确地表现出来.而敦煌本以后,后世人再在整理《坛经》的时候,为了不影响惠能的圣人形象,也避免误导世人,便根据惠能提出的观点对佛偈进行了整合修改,成为了现在妇孺皆知的版本.
二是敦煌本中的佛偈就是误传,并非真的是当时的惠能所作.敦煌本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坛经》版本,但是在敦煌本之前,记载了《坛经》相关内容的本子还是存在的,只是不成体系或未能流传到今日.敦煌本很可能也是根据前人的本子整理出来的,因而记录上就可能存在偏差.关于敦煌本的真实性问题一直都有讨论,敦煌本的整理者法海乃是惠能的弟子,对惠能的事迹理当十分熟悉.然而这样一本记录自己师父言行教法的作品对于惠能的生平经历介绍却简略,例如关于惠能剃度时间等很多最基本的细节都被完全省略了.包括惠能对于风动还是幡动的讨论,以及惠能隐匿于强盗之中这样具有传奇色彩或在惠能人生中占据时间很长的故事经历都没有在敦煌本中出现.因而敦煌本中内容的真实性因此遭到过一些学者质疑.根据这些推断,不排除敦煌本中的两首佛偈其实都是衍文.
四.结论
敦煌本与宗宝本两个版本的《坛经》在篇幅字数、具体内容、叙事水平以及叙事顺序等方面或有异同,但是两个版本在精神内涵上并无原则上的出入.不论哪个版本的《坛经》,在介绍惠能其人和其思想境界上都离不开“自性即佛”“顿悟”及“一行三位”等核心思想主旨.体现的是达摩禅法的最高法门境界,是异于北宗禅法的最高层次上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唐）惠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97：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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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惠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P9.
[6]（唐）惠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P11.
[7]宗宝笺注；陈兵导 读；哈磊整理.《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10.
[8]宗宝笺注；陈兵导 读；哈磊整理.《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198.
[9]宗宝笺注；陈兵导 读；哈磊整理.《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201.
[10]（唐）惠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P16.
[11]宗宝笺注；陈兵导 读；哈磊整理.《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20.
[12]向帅.“作为‘传宗简本’的敦煌本《坛经》考”[J].《唐都学刊》.2016.32（1）,P114.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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