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两《蟋蟀》之比较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毛诗正义》本《唐风蟋蟀》,该文是比较研究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毛诗正义》和《唐风蟋蟀》和《蟋蟀》类硕士论文范文.
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秦云霞
摘 要：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风·蟋蟀》关系密切：从诗歌文本内容来看,诗歌用字相似度高,难以排除两者的“血缘关系”；诗歌创作时间、地点方面,清华简《蟋蟀》产生于武王克商前期的先周国,《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的诸侯国；诗旨方面,清华简本《蟋蟀》有戒惧、互相劝勉之意,《唐风·蟋蟀》则注重诗歌的乐音节奏,思想主题模糊化.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毛诗正义》《蟋蟀》
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风·蟋蟀》关系密切.目前,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究竟谁先产生,二者是不是同一首诗歌,主题有何不同等方面.笔者将从诗歌文本语言及用韵、创作背景与诗旨方面着手分析,对两诗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本语言及用韵
从语言来看,诗歌文字的重合率高.简文《蟋蟀》可识别字共117个（包括根据上下文补入者）,有15字因断简残缺.《毛诗正义》本《唐风·蟋蟀》96字,其中有57字与简文《蟋蟀》完全相同或者可以通读为同一字,如“毋”与“无”.《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如此之高的重合率,是两者渊源关系的直接表现,也是学者比较分析两首诗歌关系的重要依据.
文本结构方面,《唐诗·蟋蟀》是整齐的四言句式；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句式较为松散,包括四言句式、五言句式、七言句式.简文《蟋蟀》共三章,每章十句；《唐风·蟋蟀》共三章,每章八句.按照处于每章中的位置对应比较,两者诗句几乎一一对应,有固定句式的固定位置,或只更改了个别字,如“蟋蟀在堂”位于《唐风·蟋蟀》三章中的每章首句,在简本亦是如此,只第二、三章“堂”字分别作“席”“舍”.孔德凌先生分析得十分贴切,他认为：“两者的语句存在三种情况：完全相同、基本一致、演化新变.”[1]完全相同的有：“蟋蟀在堂”“无（毋）以大康”“日月其迈”；基本一致的有：“岁聿其莫”“ 良士瞿瞿”“ 岁聿其逝”“好乐无荒”；演化新变的有：“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与“今我不乐”.
从用韵方面看,《诗经》由周代的采诗之官从民间收集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缘此,《诗经·唐风·蟋蟀》的音乐性毋庸置疑.李学勤先生认为：“两篇用韵很不一样.简文《蟋蟀》,第一章押阳部韵,第二、三章押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部押鱼、铎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2]《诗经·唐风·蟋蟀》在简文《蟋蟀》基础上的雕琢是显而易见的.
二、创作背景与诗旨
由政治时代背景来看,“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伐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获胜后,再直逼商纣王朝都邑……所以说,历史上的武王戡黎与武王克商,应视为伐商的两个组成部分.”[3]该“饮至”典礼的举办当在武王伐纣大胜,建立西周王朝之前.武王伐纣的时间,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年）上溯257年,便是前1027年.简文《蟋蟀》当作于公元前1027年之前.
从宴会情景来看,伐黎的胜利,既打开了战斗局面,又振奋人心.满怀斗志的武王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又有告慰先辈之意.宴会诵诗始于武王爵酬毕公《乐乐旨酒》,爵酬周公《輶乘》,盛赞毕、周二公功勋,劝其畅饮,尽享胜利之喜悦.接着周公夜爵毕公《赑赑》,又夜爵酬武王《明明上帝》,乃相互激励之辞,是宴会的.至此,庆功宴会已然尽兴.但周公言而未尽,“秉爵未饮”,有感于蟋蟀骤降于堂,又诵一首《蟋蟀》,且《蟋蟀》一诗与周公酬毕公的“贔贔戎服,臧武赳赳”、酬武王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诗旨明显不同,由“毋以大乐,则终以康”,流露出周公不求此刻的“大乐”,而求天下安“康”的思想.且诗歌两次出现“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恩恩”,显现出周公作为统治者,有感于时间的流逝,提醒大家不要懈怠,要时刻常备戒惧,这样才能齐聚良士,共商克纣大计的思想.蟋蟀又有“百日虫”之称,生命短暂,“在欢乐至极之时,周公有感于蟋蟀的鸣叫,借由诵诗,提醒大家时光在流逝,未竟之事尚多,要掌握好尺度,不能纵乐过甚,这无疑是富有哲理的完美结局”[5].
关于《唐风·蟋蟀》的成篇背景,《毛诗序》云：“《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4]晋僖公,《左传》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记·晋世家》作釐侯,其在位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年至823年.据此,可初步判断《唐风·蟋蟀》最早作于公元前840年,比简文《蟋蟀》晚了约一百八十七年.诗歌创作时间上一前一后,文字重合率如此之高,后者借用、模仿前者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李学勤先生认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6]钱钟书先生认为：“虽每章皆申‘好乐无荒’之戒,而宗旨归于及时行乐.”[7]笔者认为,古人的“及时行乐”或直接受到《毛诗序》的影响所致,今人的“戒惧”说有受到清华简诗旨的影响,实质上,经周太师谱曲,孔子编订的《唐风·蟋蟀》主题思想并不突出,内容十分单薄,只是语句更加整齐,音乐性更强.
诗旨之变化,社会背景当为主要原因.由上文可知,简文《蟋蟀》创作之时,正值时代变迁,社会动荡,而武王克商的军事第一步告捷,王室大宴,一片欢歌,素有“慎戒”情怀的周公在宴享之时,由蟋蟀入室而发之情,必定是谨慎地提醒诸位须加戒惧.《唐风·蟋蟀》创作于西周后期相对和平的年代,且《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出自各地的民歌,常用复沓的手法,一首诗中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是诗、乐、舞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重于诗歌的乐律,诗旨逐渐模糊化.
三、结语
通过对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诗在文本内容上文字重合率高,难以排除两者的“血缘关系”；文本结构大体相同,但又有新的变化；用韵差别较大；创作背景迥异；诗旨有明显变化.探索从简文《蟋蟀》到《唐风·蟋蟀》的演变,能够追本溯源,进而推知《诗经》的形成过程,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注释：
[1]孔德凌：《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异同考论》,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第28页.
[2]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2011年,第1期,第7页.
[3]沈建华：《“武王八年伐耆”刍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4日.
[4]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
[5]李均明：《<蟋蟀>诗主旨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页.
[6]李学勤：《论清华<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2011年,第1期.
[7]钱钟书：《管锥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4页.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中西书局,2010：150.
（秦云霞江苏南通南通大学文学院226019；南通大学管子文化研究所22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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