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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段庆婉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38）
摘 要：新兴社交平台的不断涌现昭示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环境为优化形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媒体的信息环境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有助于提升机关的服务效能,有助于拓宽优化形象的渠道,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负面涉警舆情的传播范围,加剧了涉警负面舆情的传播速度,加剧了负面形象修复的难度.因此在新媒体时代,要加强民警队伍的媒介素养；完善警务新媒体平台建设,形成警务新媒体矩阵；要深度整合民警原创自媒体资源,促进和谐警民关系构建,要注重传统经验的创新应用.
关键词：新媒体；形象；队伍管理；涉警舆情；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D63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67-05
形象是指人们对群体直观的、具象化的总观点、总立场.形象对警民关系的状况、警务工作的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保障作用,而今新媒体的出现给形象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为树立良好形象提供新的手段支撑的同时,也激发了许多负面的形象危机事件.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新媒体与的关系,有效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各类挑战,实现新媒体在形象优化方面的效益最大化,是我国各级机关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一、新媒体对形象优化的必要性
（一）相关概念辨析
1.新媒体.“新媒体”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戈尔德·马克在1967年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意义上的新媒体产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不同于传统的平面与电视媒体,“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这一传播形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实现了传媒行业的业态革新.
2.形象.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形象就是人对某个事物的五体之感.从哲学角度来讲,形象还包括外部特征和内心感受.形象是一个抽象的、发展中的概念,主要指人们对群体直观的、具象化的总观点、总立场.一般包括3个方面,即客观形象、媒介形象和公众评价.客观形象是指群体对外展现的外观和精神品质,包括警容风纪、纪律作风、服务精神等.媒介形象指的是运用媒介手段,借助媒体平台,通过媒体宣传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公众对机关的认可和观点.公众评价指的是公众通过主观感知,对群体产生的肯定或否定判断.
（二）新媒体对于形象优化的必要性与意义
1.有利于拓宽形象的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对于涉警信息的报道存在方式固定化、内容刻板化等问题,容易造成最终宣传效果欠佳.而新媒体环境下,机关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互动平台,例如建立门户网站、开通警政微博、维护微信公众平台、构建网上便民业务系统等,在有效传递警务工作信息的同时能够实现简政放权,有效提升警务工作效能.此外,依托新媒体的超文本性,机关可以制作警务主题的歌曲、微电影、大电影等,实现形象的优化传播.2016年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区北辛派出所改编的防电信诈骗版《小苹果》通过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在网友间引发热议,同年9月上映的电影《湄公河行动》创造了全国11.84亿票房的好成绩.通过大众传媒手段,把形象建设浸润于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歌曲、影像等方式进行隐性渗透,远比传统媒体标语式、口号式的宣传方式行之有效.
2.有利于增强公众的参政议政热情.利用新媒体构建警民联系渠道,增强公众参政议政热情,在优化公众形象的同时,也促进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据人民网发布的《2017年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机构微博影响力前十位中有3位隶属于,分别是“@打四黑除四害”“@中国消防”“@交通安全微发布”,其中“@打四黑除四害”位列第一,这充分反映了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工作的密切关注.
新媒体环境打破受众群体信息接受的单向性,实现了传众与受众的双向沟通,极大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利用这一特点,机关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警民信息网络,在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决策信息的同时,密切注意公众反馈情况,并由此决策调整和信息输出的及时性,从而形成警民良性互动模式.例如当前阿里巴巴和打拐办共同建立的帮助寻找失踪儿童系统——“团圆系统”就是典型范例,该系统将支付宝用户地理位置及走失儿童走失地进行重合比对,将走失儿童信息实时推动给走失地支付宝用户,同时将找回信息反馈给支付宝用户.这种警—商—民的联动平台不仅促进警务工作的高效开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切实帮助,也增加了机关的公信力,优化了的公众形象.
3.有利于提升机关的服务效能.新媒体环境下,机关通过建立门户网站、警政微博、警务微信公众号等形式面向社会,实时更新工作动态,发布通缉令、寻人启事类社会求助通告等信息,既增进了公众对工作的了解,又为群众生活提供了便利,拉近了警民距离,有利于有效化解警民矛盾,切实增加群众对队伍的信任感.例如,山东省烟台市局开发的烟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基于门户网站、手机App软件、微信公众号3个平台,向烟台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当地群众不仅可在该平台*交通违法缴费、出入境服务预约等业务,还可以应用线索等求助和协助双向互动功能.该系统对促进警民互动、优化形象、提升警务工作效能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形象优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媒体平台扩大了负面涉警舆情的传播范围
在新媒体时代,平民化和去权威化模糊了传众与受众界限,近年来“逢警必炒”成为某些不良媒体的常态.据红网舆情统计数据,2017年涉警舆情高发,且舆论关注的热点集中于基层警务人员执法过程.涉警谣言频发,混淆视听且社会负面影响力较大,加之大众传媒辟谣功能缺失,对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传播学界有一句经典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由于大众猎奇心理加之新媒体环境带来的信息传播的高效性,一旦发生涉警舆情,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扩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些无良媒体受利益驱使利用新媒体这一特点,不断散播涉警负面信息,甚至捏造事实,虚构新闻.不仅如此,在“人人皆记者”的新媒体环境下,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受虚假新闻的误导,发表主观评论,极易引起整个社会的舆论转向,在重创机关长期树立起的正面形象、降低机关社会公信力的同时,也会影响警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新媒体平台加剧了涉警负面舆情的传播速度
在传统媒体时代,涉警负面舆情相对来说较好控制.因为有平面媒体或电视媒体的编辑、制片人等作为“把关人”,对虚假报道进行筛选、过滤,加之传统媒体的出版速度、版面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警方较好在信息传播环节进行管控.在新媒体时代,新兴的传播方式大大弱化了对于涉警负面舆情的控制能力.到目前为止,中国网民总数达到7.51亿,占到全国总人口数量的半数,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全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信息,他们集信息源和把关人双重身份,就目前的国内的情况来讲,网络上“互联网把关人”早已泛滥成灾,使权威“把关人”愈加边缘化,为涉警舆情的爆发埋下了安全隐患,在网络引起空前反响的“雷洋案”“王文军案”正是最好的例证.
（三）警民信息鸿沟加剧了负面形象修复的难度
虽然新媒体增加了警民互动交流的机会,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但日益扩大的公众话语权在一定程度增加了负面形象修复的复杂性.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涉警舆情日益增多,警民冲突时有发生.每当队伍产生舆论危机时,在群众与生俱来的猎奇、好奇心理和选择性注意的驱使下,涉警舆情会迅速引起大规模围观.不仅如此,群众的主观评判会给机关施加巨大压力,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尤其关键,如果不能正确运用传播学原理,在舆情发酵的任何环境采取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处理方式,都有可能适得其反,坐实不实质控,不仅无法起到修复效果,反而使长久以来树立的正面形象陷入更深的窘境之中.
三、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形象问题成因分析
（一）传媒格局变化加大了舆论把控难度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以单项传播为主,信息传播途径单一,传播媒介主要包括电视、广播、纸媒等,信息把关人一般是具有专业背景的新闻编辑、记者等,且官媒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信息传播内容的深度、广度容易控制.而在新媒体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可以去充当把关人的身份,信息流转的审核程度愈加简易,有的甚至无需经过审核.如此一来,在整个舆论场的自由度空前提高的情况下,一旦某地爆出涉警负面消息,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迅速向周边辐射,经过几轮再传播就极易形成涉警舆情危机,而这种再传播仅仅依靠控制官媒的力量是很难控制的.
（二）机关缺乏专业的媒体素养
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和经验总结,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合传统媒体的舆论危机应对机制.一般来说包括阵地布控、危机预警、危机排除、事后控制等一些列工作模式.危机排除方法一般采取官媒统一发通告配合正面宣传的形式.然而,目前种种失败的案例警示我们,网络舆论的风向很难通过官媒的通告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是越压越旺的趋势.民警在执行日常工作任务的时候,由于欠缺基本的媒体素养,执法语言和行动极易引起公众的误解；有的民警由于缺乏保密意识和纪律意识,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稿件时,容易引起媒体的误解等,对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三）缺乏专业技术和人才队伍
当前各级机关并没有建立专门的公关部门,舆情主导工作主要交由各级机关的政工部门处理,情报部门协同作战,各业务部门必要时也协同配合工作.舆情危机发生之事,各部门临时协同配合很可能会导致错过舆情应对的“黄金八小时”,同时,由于对传播规律认识不到位,很可能使舆论疏导工作陷入被动.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复杂,而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对机关的警务工作尤其重要,建立专业部门培养专业人员对新媒体背景下的形象建设十分必要.
四、新媒体环境下形象的优化策略
（一）加强民警队伍的媒介素养
201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我国政法委书记孟建指出,新形势下加强政法工作建设,“重”在遵循规律,“要”在改革创新.要深入研究干警教育培训工作规律,善于运用互联网开展培训.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召开的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总结推广“网上枫桥经验”,推动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正面能量在网上聚合,努力使社会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单纯部门监管向社会协同转变.自上而下的强调新媒体力量在政法工作中的对内队伍建设和对外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只有警务人员具备相应的媒体素质,才能依靠新媒体的大环境,利用新媒体的手段开展工作.这里的媒体素质不仅体现在警民直接沟通关键,也体现在面对危机的化解能力.干警媒体素质的提高是形象优化的主体思想保障.因此,加强民警队伍尤其是基层民警队伍的媒介素养工作迫在眉睫.
（二）完善警务新媒体平台建设,形成警务新媒体矩阵
2011年11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微博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微博的四大职责——警务公开的平台、服务群众的平台、化解矛盾的平台和引导舆论的平台.近年来,政治部、和中国网联合举办的“全国民警微博、微信、微电影大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新媒体建设工作座谈会指出,、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各自的新媒体矩阵建设,已经基本实现了政法新媒体1.0的建设目标.在此背景下,座谈会提出政法新媒体2.0的任务是将各地新媒体批量整合、联通互动,使之成为跨地区、跨部门的全国性矩阵.我国政法部门的新媒体建设已经走过了探索初创期、规模扩张期、集群发展期等阶段,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都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如何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寻找更多职能与公众需求的契合点,研发完善的矩阵式便民服务体系,让警务工作从浮于网民眼前,到走进群众心里,仍然是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深度整合民警原创自媒体资源,促进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当前,不少民警的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显示出较大的影响力,且这些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受众相对固定,内容也相对广泛,不仅涉及除涉密信息以外的警务工作内容,还包括民警的个人生活等内容,生活化的表达方式与之声比十分接地气,更容易让公众理解并接受,同时引起共鸣.同时,伴随新媒体产生的平民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也享有极高的话语权,例如微博大V、由个人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机关能有效借助平民意见领袖的力量,发展网络群众治安力量,随时监控不稳定因素,有效预防涉警舆情的产生.在形象危机产生之时,可以协助官媒发声,正确引导舆论走向,从而化解危机.
（四）传统经验的创新应用
长期以来,我国工作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经验.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现如今,宁波江东正在着力打造“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正面能量在网上凝聚、网上网下无缝对接”的“网上枫桥经验”.这是对传统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传统经验的创新化应用.江东区一方面抓网络平台建设,另一方面抓“网络部队”建设,同时将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作为“网上枫桥经验”的重中之重,践行“群众在网上,工作就做到网上”的口号,切实将网络上的群众工作做到实处.新媒体时代,要把积极探索新媒体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方法,将传统的有效做法与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把过去宝贵的经验应用于当下的警务工作中,切实通过新媒体的力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谋取福利,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警民矛盾,提高门的公信力,从而有效优化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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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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