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该文是关于外交自考毕业论文范文和外交辞令和《左传》和特点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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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左传》的外交辞令与外交目的密切相关.根据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把《左传》的外交辞令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通过对具体的外交辞令分析,《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四大特点：首先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次具有言之有理的特点；第三具有言之以厉害关系的特点；第四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左传》的外交辞令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外交辞令 分类 特点 价值
《左传》的外交辞令非常优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王命不行,诸侯兼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若并见《左传》者记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5]（P55）在这种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或凭借战争,或依靠外交手段,或二者并用,来谋求本国的生存,避免被他国兼并.由于诸侯之间斗争激烈,行人往来、外交场合等非常讲究外交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须委婉其辞.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这一时期,诸侯各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左传》一书将这些辞令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加工,使辞令富于风采.刘知几在《史通·语言》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6]（P149）这些外交辞令,简洁精炼,委婉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形成《左传》独特的辞令之美.
《史通·申左》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刚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黄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6]（P419－420）这话说得不错,《左传》的辞令之美,确实是同大夫行人的应答辞令有关,不是成于一时、出自一手的.先秦古籍成书过程往往如此,《左传》辞令如此之美,更不待言.事实上,各个时代、各体文章的语言艺术,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但是,归根结底,总是要受时代的变革,尤其要受政治变革的影响.《左传》一书之所以工于辞令,而这些辞令又以委婉有力见长,正是表现了时代特征、也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按其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可以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通过具体分析《左传》的各类外交辞令的特点,全面了解《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
一.《左传》中戎事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首先是大国“奉辞伐罪”,义正词严,为本国出师寻找“名正言顺”的理由,做到师出有名.如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1]（P288－291）
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帅诸侯之师伐楚,齐侯这次伐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目的在于自己的称霸.对于齐师入侵,楚围使者不说别的,只以“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一句诙谐生动的比喻,说明两国相距之远,一向互不相干,齐师没有入侵楚国的丝毫理由.接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一句,询问入侵缘由,语气似委婉,态度实冷峻.齐侯既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的回答就说的“义正词严”.管仲针对楚使之辞,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援引三百多年前的王命说明这次伐楚的合理性.接着指出楚国的两大罪状：一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所以“寡人是征”、“寡人是问”更是理直气壮.面对这种情势,楚国只好让步,却不肯真正低头.“贡之不入”,罪小,所以承认是“寡君之罪也”,并决定改正：“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罪大,所以推诿,措词也相当强硬：“君其问诸水滨”.齐国在为自己的进攻寻找充分的理由.齐桓公亲率八国之师,竞是为几捆包茅而来,说明齐对楚实在无可责备,只能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作为借口.管仲责问楚国三百多年前周阳王南征为何亡命.殊不知那时汉水还不属于楚境,罪名根本加不到楚国身上.从后两条理由可以看出,齐桓公征讨诸侯,辅助周室是假,滥施淫威、想成就霸业是真.
其次是被攻打的小国,面对战争一触即发,敌人兵临城下的局势,其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具体分析厉害关系,处处为对方考虑,委婉多姿,谨严而周密,目的是避免战争的发生,保全自己的国家.如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稿师”中的外交辞令,就是一篇说退敌军的辞令.其辞令为：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敞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1]（P439－440）
展喜不是以利害关系说服对方,而是通过重温先王之命,回顾先君功业的方式,使对方认识到侵鲁是一种背祖弃德的行为,从而主动收兵撤退.这篇辞令虽短,但措词达意讲求艺术.当齐孝公自鸣得意地问起鲁国怕不怕的问题时,展喜光说怕不好,光说不怕也不好,所以来个“一分为二”,答之以“小人恐矣,君子则否”.这一回答很合理.小人无见识,自然怕,君子审时度势,明事理,看问题当然不同于小人.当齐孝公又问凭什么不怕时,展喜回答“恃先王之命”,这一回答又出孝公意外.在孝公看来,打仗要凭钱财资粮,鲁“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岂有不怕的道理,而鲁国君子竞“恃先王之命”而不怕,岂非新鲜！这时展喜开始陈其辞,先从老祖宗说起：当年齐、鲁二国的始祖,是周成王的左膀右臂,亲密合作,共辅周室,而且有“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约,至今犹在.然后一步跨到齐桓时代；当年齐桓公遵循先王之命,对诸侯国家不仅不“相害”,而且.“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继承和发扬了齐太公夹辅周室时的优良传统.接着就联系到现在：而你齐孝公废先王之命,弃齐桓传统,竞侵略我国.但在大国面前这样说话未免锋芒毕渴,于是展喜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先杜撰“诸侯之望”,用反话刺其不“率桓之功”,又编造鲁人之言,用自间自答的语气,巧妙地讥刺对方的侵略行径.“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两个自问,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讥刺之后,随作否定,犹如击人一掌之后又赶快给他揉三下.这样他既可让对方痛一下,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样措词,实是妙不可言.展喜的说辞以“恃此以不恐”作结,与“恃先王之命”首尾呼应,再次表达了鲁人对齐君的希望与信念.正义的信念与希望不可犯,孝公不置一词,扫兴而归.这篇辞令,使我们看到委婉其词,正话反说,曲折达意,不失为精采的陈辞手法,往往可收到神奇的效果.
又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其中记载：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1]（P479－481）
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有两个突出点：一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烛之武看到,晋秦联合围郑,势不可挡,要救郑,关键是要瓦解晋秦联盟.在晋秦之间,晋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谋,秦不过是盲从而来,所以要瓦解二国联盟,关健在于说服秦伯退兵.秦来攻打郑,不曾深想此事于秦是利是害,所以要说服秦伯退兵,关健又在晓之以利害.正因为烛之武抓住了问题的关健,所以其说辞能做到入心对路,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个突出点是,这篇辞令说理严谨,合乎常理,逻辑性强,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烛之武见了秦穆公,开门见山就承认郑要被晋秦灭亡了,接着话头一转,说如果亡郑于秦有益,我们甘愿让秦灭掉.这句话振聋发聩,提醒秦伯；亡郑于你无益.亡郑为何无益,烛之武从四层说来：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说,秦郑之间隔了个晋国,秦晋灭郑,郑不可能为秦占有,只能被与郑为邻的晋国所有.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而晋吞并了郑,国力自然大大超过秦；二是如果秦不攻郑,郑以后可以做秦的东道主,给秦国外交使节提供行程中的方便；三是从历史上说,秦伯您曾帮助晋惠公(晋文公之弟)立为君,他却对您忘恩负义.现在您帮助晋文公来围郑,能准保晋文公不会恩将仇报？历史教训不可忘；四是从晋这个国家的本性看,它贪得无厌,难填,东亡郑之后就将西侵秦.这四层意思,其一言亡郑之害,其二言舍郑之利,其三言历史教训,其四言亡郑后事.四层意思,层层相扣,从过去说到现态,从现在又说到将来,为秦穆公驱散了障眼的迷雾,看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害人,也将害己,因而随即决定掉转头.戍郑抗晋.烛之武的三寸不烂之舌,收到如此神奇的效果,靠的不是动听的词藻、雄辩的气势,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做丝丝入扣的分析；靠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说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使臣带着国君的重托出使他国,其目的是说服对方,完成使命.《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围绕真理,据理力争,引用经典成训和世人所遵循的制度,对对方加以抨击.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呢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2]（P796－799）
这是一篇驳斥敌国无理要求的辞令.齐使宾媚人向晋求和,晋提出两个条件：一要以齐顷公母亲做人质,二要齐国田垄都改为东西走向.提出第一个条件,纯粹为泄忿,让齐受大辱.提出第二个条件,是要使齐国成为可以随时被晋讨伐的国家.这两个条件齐国当然不能接受.在晋国的无理要求面前,宾媚人不辱君命,他抓住对方要求的实质,一用王命,二引经典,加以驳斥.对于第一个要求,他指出这样做对上违背“王命”,对下以“不孝”号令诸侯,给天下树立一个坏榜样.接着又引《诗经》的诗句,说明这种做法“非德类”,实质是破坏孝治.对于第二个要求,他先指出当年先王划定天下疆土的原则(“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又引诗“我困我理,南东其亩”,指出提出第二个条件,实为晋国戎车之利,而非先王之命.两个条件被破,随即总结一句：“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对晋作最严厉的斥责.盟主该怎么当？下面谈起四王、五伯如何施政,特先王“济同欲”与晋侯逞私欲作对照,并三引诗句,指出晋国这样做违背古训,终将“弃百禄”,害自己.最后宾媚人端出齐侯的命令,亮出齐国的态度：晋同意和则和,如不同意,则齐“背城借一”,与晋决一死战.通过宾媚人辩驳,晋不得不取消其无理要求,同意齐求和.
宾媚人在论辩时总是抓住“王命”,引经据典,以古代诚训为武器,折服对方,是这篇辞令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给我们一个启发：要加强言辞的论辩力,一要围绕真理,二引经典成训,是为良法.这篇辞令的另一个特色是婉转其词而严厉其情.宾媚人对晋国提出欺人太甚的条件气愤至极是可想而知的.但到敌国求和,不好直接吐露,所以他窝斥责于婉转之中.在驳斥晋国两个条件时,最后都用“其无乃非……”的句式,以推测口吻传怒斥之情.晋“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歇”,必将害已.但宾媚人不这么说,而说“诸侯何害焉”,于诸侯无害,自然是说对晋有害.最后一段齐与晋决一死战的表白,把国君对晋侯说的话以命令使臣的办法表达出来,避免直指晋侯,而且词极谦恭,志极刚强,这也是婉转其词的表现.
三.《左传》中盟会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春秋时期,大国与小国,存在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诸侯之间的会盟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在盟会上,大国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以势压人,小国针锋相对,委婉有力,双方言辞激烈,具有很强的论辩性.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3]（P968－969）
鲁襄公九年十一月,晋国动用武力,迫使郑国与它结盟.这次结盟,实际上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晋国一上来就宣布盟辞,声色俱厉地要郑国“唯晋命是听”,不得存有“异志”,不然要严加惩罚.可是晋对郑从来“不加德音”,动辄“乱以要之”,使郑国百姓“不获享其土利”,苦不堪言.对这样的之国,怎能“唯命是从”呢？所以郑公子趋进,疾言责晋,随后对天发誓：郑国如果对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不服从,存有二心,甘愿受惩罚.把两家盟辞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晋国想让郑无条件地服从自己,郑则提出“有礼”、“可以庇民”等条件抵制对方的狂妄要求.由于盟辞一旦向上天作了报告不能再更改,晋国只好承认公子騑的盟辞.郑国于是以机敏的方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公子騑的辞令,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控告大国侵郑,给郑国带来灾难；第二层是对天发誓,郑如不顺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愿受惩罚.两层意思,初看起来不协调,其实似断实连.因为公子騑的誓辞实际包含着言外之意：郑对“无礼与强不可以庇民者”决不顺从.晋对郑动辄“乱以要之”,说明其无礼；伐郑给郑人带来深重灾难,说明晋不可以庇民.公子在騑誓辞中正告晋国：要郑国唯命是从,除非你们“有礼、“可以庇民”,如果仍然无理侵郑,祸害郑人,郑国不会“唯晋命是从”.公子騑誓辞中所包含的不驯服于晋的意思,被晋大夫苟偃听出来了,所以他要郑修改誓辞.总之,言在此而意在彼,话里有话,是公子騑誓辞的一个特色.
四.《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根据不同的外交场合选择不同的外交辞令.善于周旋,坚持原则,巧于运用.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特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筳,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撼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许之.[4](P1199－1201)
公子围带兵聘问、迎亲,怀有袭郑之意.郑人见来那么多人,知道事情不妙,所以先派子羽叫楚人住在城外.公子围心想反正呆一会儿迎亲总该允许入城,到那时再下手也不晚,就同意先住在城外.殊不知这是郑国的缓兵之计.在城外行完聘问礼,当公子围想带兵入城迎亲时,郑国又以“蔽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为借口,不让进城,迎亲礼也要在野地里进行,这一下可气煞了公子围,马上派伯州犁指责起来.伯州犁的辞令,可以说完全是理直气壮：首先这门亲事是郑国国君郑简公主动提出来的,可见郑重.其次,公子围迎亲,是“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礼仪也很庄重.而现在行迎亲礼却要在野地里进行,这种非礼的做法,会带来以下恶果,一是把郑君之赐弃于草莽,这是对郑君的轻视；二是公子围作为楚国堂堂令尹,到小国迎亲,连城门都没能入多丢脸！叫公子围还怎么置身子列卿的行列！三是使公子围犯了欺蒙祖先之罪,不但不能再当大臣．而且还回不了国.最后“唯大夫图之”,是请子产对严重的后果好好考虑一下.伯州犁所分析的三条后果,属事之必然,入情入理,使人无从置辨.伯州犁辞婉而理直的责备把子产逼到了绝处.这时,如果用婉辞辩解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子产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大胆揭露对方有借迎亲之机袭郑的阴谋,也置对方于无可置辩的境地.子产让子羽一上来就说“小国无罪,恃实其罪”这是告诉公子围,你来问罪,我郑国没什么罪,要说有什么罪,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才是它的罪过,这就是：只知道依靠大国而不知道防备.为何？对大国只信赖依靠而不加防备,很容易遭受袭击,岂非罪过？所以说郑国没有什么罪责,对你楚国不加提防才是其罪.下面直接指出：我们与楚成婚,本想依靠大国来安定郑国,而你却以兵迎亲,“包藏祸心以图之”,乘喜庆之际算计郑国.这就一下子戳穿了楚国的险恶阴谋.对于楚国的祸心,子产当然极其愤慨,但又不便直露.所以只得委婉其辞：邦国失去楚恃而取灭亡倒是小事,我们怕的是别的依附于楚国的诸侯国家,会以郑为戒,无不恨楚,抗拒楚君之命.不说郑国恨楚,而说诸侯“莫不憾”,寓郑恨于诸侯共恨之中；楚国袭郑必将自食其果这一点,不直接指出,而以着想的口吻说来,这些,都是子产辞令的巧妙之处.
从这篇辞令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并非只讲委婉,在必要的时候,也是不顾一切直陈其辞的.委婉与直言相结合,宽猛相济,刚柔相成,应该是成功的辞令的一个特色.又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恳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适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陨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4]（P1233－1234）
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随着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特色.这篇辞令是在两国要达成婚姻的场合下说的,而与论辩、劝谏的辞令不同.其特点有三：
1.委婉动听.鲁昭公时期,晋国力量仍强于齐国,齐景公将少姜许配晋平公,是出于害怕晋国,巴结晋国.何以见得？从少姜出嫁时送亲情况可见：当时晋国派来迎亲的是韩须,只是个公族大夫,齐送亲的是陈无宇,却是个上大夫.送亲的人的地位级别高于晋.而且陈无字送完亲,被扣押了起来.直到十月少姜死后,通过叔向劝说,晋平公才将他释放.晋国如此傲慢无礼,而齐景公在少姜刚下葬又派晏婴去提亲,这不是巴结又是什么呢？正是出于这种心境,齐侯让晏婴转达的话就显得十分委婉动听.齐景公说他本人很想去事奉晋侯,只因国家多难,去不成,所以嫁过少姜,以表明白已愿事奉对方的愿望.其实齐景公嫁少姜时的念头何尝如此呢？但这么说,显得婉转动听,可以达到巴结的目的.
2.抑己扬人.齐侯把晋国答应再娶齐女,说成是“惠顾齐国,辱收寡人”、“照临敝民,镇抚其社稷”.娶一弱女,至于带来如许功德？真可谓极尽贬低自己,拾高别人之能事.
3.注意对等.礼尚往来,辞令也如此.一个说你愿娶就是“惠顾齐国”,“镇抚其社稷”,另一个说你愿嫁是“惠顾敝邑,抚有晋国”.一个说你愿娶,就是对寡人的体恤；另一个说你愿嫁,不仅寡君一人受到思赐,而且满朝大臣都得益非浅.一个抬出老祖宗,说你愿娶,我们的太公、丁公会给你们福气,另一个也照章办事,说你愿嫁,我们唐叔以下的列祖列宗都会欢欣鼓舞.
将齐晋双方的辞令做一对比,可以体会出齐方辞令中屈己从人、低三下四的味道较重,晋方辞令则较严正,不说过分损己的话.这说明辞令之中,反映着国家的地位和处境.
综上所述,《左传》的外交辞令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各国外交计谋策略的具体反映,是为实现外交目的服务的.外交辞令的特点,与外交目的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外交目的不同,《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首先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次,在外交场合要以理服人,《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言之有理的特点.常引用经典成训和世人所遵循的制度、规则,或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或阐述历史渊源……进行说理,围绕真理,据理力争.第三为了说服对方,《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又有言之以厉害关系的特点.通过摆明厉害关系,让对方在权衡利弊后,作出选择.第四因为外交场合的需要,《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后世的史学著作有很大影响.直接影响的史学著作是《战国策》.《战国策》思想倾向上的新特点,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崇奉机巧权变.策士的计谋策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纵横家的计谋策略主要施之于外交,因而有突出地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并特别讲究游说艺术.从这个角度看,纵横家的说辞,是《左传》外交辞令的一种变体.在文学史上,《左传》的外交辞令对《三国演义》有重要影响.《三国演义》的外交辞令,是对《左传》外交辞令的继承和发展.在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舌战群儒,充分展示了外交辞令之美.研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了解诸侯国战争、议和、结盟的真实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制定正确的外交策略,运用恰当的外交手段,以及进行国际商务谈判、开展国际商务合作具有普遍的借鉴作用.
《左传》的外交辞令,在古代史学、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的外交辞令呈现出各诸侯国的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至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左传》的外交辞令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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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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