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对中国农业的价值认识与其意义,本文是中国农业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和邓子恢和价值认识和中国农业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中国农业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作为中国农村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邓子恢对中国农业的价值关系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本文梳理了邓子恢对农业及其各部门产业的价值认识,认为邓子恢对农业的价值认识既符合党领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方针,又往往能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入,较主动和显著地将人民尤其是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价值主体,更看重让农业生产的主体率先从农业生产中获益.这一思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思想；价值认识
邓子恢是中国内较早从事农动和农业经济领导工作的人,他的农业政策思想既反映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方针,又因其对生产客观规律的重视而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邓子恢的农业决策系基于其对农业产业的价值认识而进行,而后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论和农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梳理邓子恢对农、林、牧、副、渔业的价值认识,分析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对农业的价值认识
中国的农业思想,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变革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论思想,也是结合中国独特国情解决农业问题的实际经验总结.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决策必须要面对生产与革命、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对立统一问题,其演变过程也必然受到这一矛盾运动的影响,邓子恢也不例外.但邓子恢长期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实践,一贯把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党的农村工作的最根本目标,强调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遵循客观规律,并一直明确维护农民必要的生产自主权,故而尤为强调在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这一经济基础的不可动摇性.
(一)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人民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农业政策虽然更显著地表现在变革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的方面,但同时也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振兴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经济.邓子恢即是在一面领导农动和土地革命,一面研究经济政策和苏区生产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面对苏区农业耕作技术落后的现状和军事后勤压力,邓子恢率先在闽西领导设立粮食调剂局,平抑粮价,为中国解决民生问题、加强政府职能积累了经验.同时邓子恢本人也通过闽西落后、艰难的农业生产状况透彻了解到农民的愿望要求.他意识到,“雇农、贫农的生活恶化”,“荒田的生长”,“粮食缺乏、米价生长”对整个苏区经济发展都有负面影响,而人的要素列在首位.邓子恢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是人民生活物质保障的思想.
此后,在战争中不忘经济工作、重视生产的思想贯穿了邓子恢的工作.1941年,为巩固抗日根据地,邓子恢强调津浦路东地区要“发动春耕、夏收、秋收、冬耕的生产运动,号召民众深耕多耨,挖塘筑坝,开垦荒地,多种杂粮、蔬菜,多喂鸡、鸭、猪、羊,多种棉、麻,购买稻种.”1943年,又对淮北区的垦荒夏收、贯彻减租减息法令、维护粮价等一系列工作做出部署.虽然在战争期间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和后勤问题,辅助军事工作,但邓子恢时刻注意农民的生计,着重点明“群众正渡着饥荒、没饭吃”,不能丢开救荒工作谈民兵；不能“要群众饿着肚子来开会、编队”,指明降低粮价不仅是“增进生产的基本关键”,更首先是“目前贫苦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表现出民生为本的价值倾向.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越来越多的解放区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1947年工委召开土地会议,邓子恢因故不能到会.为在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方面对“五四”指示精神进行补充,他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发展农村生产力”[3](P151)的看法,将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衡量农村政策与工作的重要标准,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让贫雇农的劳动力能使用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中农、新富农的生产力“不会削弱”,生产情绪“不会降低”,“两者同提并重”[3](P151-152).可见,邓子恢自觉将农业生产经验中的事实判断转化为价值判断,并提倡依据农业生产是否发展的事实来对农村政策与工作的效用性进行实践的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担任了农村工作部部长,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更是把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概括为“一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3](P319),他把以往的土地改革、当下的互助合作以及将来的集体化这三个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发展政策的目标归结为一点,即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农业生产是全国人民的衣食来源,是关系五亿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农业不发展,就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除粮食外,支撑人民生活的其他副食日用品以及基本的穿衣绝大部分也是从农业上生产出来的,如果人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起.1953年,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他提出要照顾农民生产积极性；1957年,他对有些地区少留或不留自留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要义还是希望农民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3](P491-492).可见,邓子恢从始至终都更重视将人民生活作为农业价值的主体,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对中国农业基本价值关系的认识总是更强调人（农民）的主体地位.
(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化的基础
在农业生产价值关系的认识过程中,邓子恢同样重视国民经济这一价值主体,重视农业对工业化的效用.河南解放初期,邓子恢敏锐地观察到河南经济衰败的原因在于河南的农产品无法外销,农民生活困难,购买力低下,进而影响到工业、商业以至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同气象局党员干部交谈时,他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3](P559),以此号召气象工作主要应为农业服务.在农村工作中,邓子恢也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原料和资金,为工人提供了粮食
1949年,邓子恢在武汉市代表大会上分析新解放的一些华中城市的经济情况时,就对当时城乡交易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现象表示担忧： “农村是工业的主要市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3](P227),所以这种不正常的剪刀差会损害农村生产,降低农民的购买力,进而造成城市经济的萧条.1950年,邓子恢在武汉市各界代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农村是中国广大的市场,他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
过去旧中国工业不振商业凋敝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萎缩.固然外货倾销夺去了市场,但最主要的还是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部分削弱了购买力.近百年来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之残酷剥削,特别是国民党二十年来反动统治的压榨掠夺与战争破坏之下,农民穷困至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外货倾销,工商业一时也是发展不起来的.[3](P245-246)
邓子恢并不否认新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国生产力解放这一矛盾的根本性：“过去我们工商业之所以不能发展,而且日趋衰败,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因此给洋货倾销敞开了大门”[s] (P244),但是“国家的真正独立,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排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要障碍”[3](P245),尤其是老解放区一万万五千万人口土改的完成,“农民购买力也必然日益提高”[3](P246),而这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经济工作时需要重视的.
1953年,邓子恢出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工业化与农业的价值关系认识趋于深化.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工业化要解决几个问题：要开辟市场,没有销路,工业化不成；要供给原料,没有经济作物,没有原料,不能生产；要粮食供给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饭,没有粮食不行”.[3](P319)只有农业发展了,这些工业发展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到满足.四年后,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农工关系概括为“农业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3](P462),当时正处于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前夜,邓子恢在这次会议报告中不仅指出了农业生产资金积累对工业发展的意义,更表达出社会主义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前提的思想：“我们不能从农村方面积累必要的资金,工业就很难发展”[s] (P462).农业虽然作为工农价值关系的客体,对工业化具备效用性,但“重工业的一部分产品如化肥、抽水机、水车等又直接用于农业生产”,事实上论证了农业这一价值客体的主体化趋势,故而“必须经常保持工农业生产的互相适应”.[3](P462)
2．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邓子恢立足于中国以往以农为主、农民为社会主力军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发展可以解决农民问题,进而建立稳固的工农联盟,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工业化得以进行：“工业化还要有安定的环境,工农联盟不巩固,乡村动荡不安,化不下去.”[3](P319)“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3](P319)他强调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时指出,只有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农民才能满意,才能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子恢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作了大会发言,全面分析了农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提出：“保持工农业发展相适应,对于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具有决定的意义”,故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3](P427-428)
一、对林、牧、副、渔各部门的价值认识
邓子恢认为,农业生产必须发展多种经营.“由于我国耕地不足,许多地方农民光靠耕田种地就不可能维持生活,从而也就不可能不从各方面找活路.因此,我们的农业生产必须以增产粮棉为重点,但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园艺业、运输业、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s] (P429)“这些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是互相依赖而互相支援的,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是不利的.”[3](P429)
(一)对林业的价值认识
邓子恢对林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效用性、对生态环境的效用性、对山区发展的效用性三个方面.恰因“林业不同于农业,农业是当年生产当年收效,林业是几十年、百年才能成材”[3](P516),所以他认为林业头一个任务是造林、护林,培育森林资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发展林业,认为“木材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同时,也是人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没有木材供应,或者供应不足,将影响国家基本建设,也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山林搞好了是个万宝山.像东北这样的山林富得很,不光有木材,还有其他许多东西.”[3](P516)但他更为重视的还是林业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方面的作用：“一般来说,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个国家的气候就比较正常,灾害也比较少,因此,农业就能够获得丰收.否则气候就不正常,农业生产就会经常遇到灾害”.[3](P515)他认为,我国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就是因为森林覆盖面积过低.可见,邓子恢认为林业的价值主体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但这种价值关系是通过森林的环境效应来综合实现的.
邓子恢对林业生产与山区发展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是辩证的.他既重视林业生产对山区发展的重要性,指出“林业建设是山区生产的一个重点”[3](P471),“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3](P471),又重视山区发展对林业生产的影响,因为“山区生产搞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森林资源破坏和水土流失的严重现象”[3](P469).山区发展与林业生产互为价值主体,密不可分.
(二)对牧业的价值认识
邓子恢对牧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为农业与交通提供畜力、为农业提供肥源、为人民提供肉蛋奶食品、为手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提供毛皮等原料、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几个方面.总体来说,他认为,“牲畜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3]
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工业基础建立的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在农业生产和运输中仍在大量使用人畜力.“目前,全国耕畜达五千二百五十一万头,98%以上的农田都靠畜力翻耕.内蒙古和各牧区每年都供应很多耕畜来支援农业生产”.所以必须保证耕畜的供应.通过对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征收的屠宰税和牲畜交易税的分析,邓子恢指出畜牧业对财政税收资金累积的贡献,并认为,畜产品作为出口产品有重要价值,故而还是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基于“牧区生产单一化,商品性大”[3]的特点,他认为“畜牧业中主要的是发展大家畜”[3],同时重视发展小家畜,改良畜种,发展畜产品.1957年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对今后发展畜牧业的展望是：
上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邓子恢对不同区域牧业价值评价的差异性.他倡导因地制宜引导农业结构趋向健康发展,也是基于这一差异性：牧业对北方草原牧区而言是核心产业,对山地而言,则须预防其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农区则须服务于农业.
(三)对副业的价值认识
农村副业是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生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各类乡办小型工厂也被划入农业副业的经营范畴.邓子恢对副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对分配的效用性、对生产的效用性及对缩小城乡差别的效用性三个方面.
关于副业对分配的效用性,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民向有经营副业的积极性,主要是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在合作社副业经营方面应该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要允许社员在完成计划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有自由时间去经营副业.1959年,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大批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邓子恢力荐保留每人留百分之五自留她的原有政策,以便使农民的副食品问题得到解决,甚至可以挤出一部分副食品来供应市场,这样就可以“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
关于副业对改善农业生产的作用,邓子恢的认识有两个方面：-是副业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改善.他认为要解决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农药等,如果能通过副业建设达到“自用自制,随坏随修,许多间题迎刃而解的状态,将解决不少生产资料问题.二是副业可以节省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因为乡社可以就近办农产品加工业、肥料制造、自用建筑材料制造等副业.故此,各省各县应当研究如何使地方小工业与当地生产相结合.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山区,一定要想办法“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既降低成本,又节约运输.
邓子恢同意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的观点,即乡办工业的发展可以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这些因陋就简、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中、小型企业,沿着由小到大的规律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数变将转成质变.农民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还可以从事工业生产,既可以参加劳动,又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事实上提供了一条农村城市化的路径,城乡差别可能由此缩小直至最后消灭.
(四)对渔业的价值认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渔业生产也遭到破坏,产量下降,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于1961年先后两次组织工作组到江浙闽粤以及环渤海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向党提交了关于如何解决渔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指出渔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不同,以及水产养殖业与捕捞业的差异,建议统一对渔区的供销收购工作,合理解决水面纠纷,多方设法供应渔业生产资料,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邓子恢对渔业价值的认识,仍是将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价值主体.由于水产品具有比畜牧业等其他农产品生产见效快的优点,其作为生活资料的优势就极明显：“在目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发展水产,以增加人民肉食、改善营养,这比之发展畜牧业和油料作物收效更快.
三、邓子恢农业价值认识的理论特色和现实意义
邓子恢对农、林、牧、副、渔及整个第一产业的价值认识表现出较鲜明的理论特色.首先,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他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尤其重视对农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并善于发现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故而其对农业的价值认识既符合各历史阶段党领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方针,又往往能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入；其次,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作用极为重视,总是较主动和显著地将人民生活作为农业生产的价值主体；再次,作为一名农民出身,并曾在艰难生产状况下主管农村工作、解决生产问题的卓越领导人,在人民这一价值主体中,他更倾向于强调农民,总是更看重让农业生产的主体率先从农业生产中获益.
“夫农,天下之本也.然而,在以农业为价值客体的一系列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可能是多元化的.农业既可以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财政收入,也可以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可以为城市建设、国民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不过,从社会生产本身的规律而言,农业这一价值客体为价值主体服务的天然顺序,首先应该是农民、农村,然后才是全社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农民为全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更应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邓子恢对农业及其各部门产业的价值认识中重视农业生产、更重视农民基本诉求的思想,在工业反哺农业、振兴乡村的新时代,对农村现实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扬帆资助计划,教学科研专项资助课题“中国的农业*思想研究”(课题编号JGWXJCYF201606)阶段性成果；“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8MY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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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论：本文是一篇关于邓子恢和价值认识和中国农业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中国农业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中国农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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