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变调和失声,本文是知识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知识分子和变调和失声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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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祝福》可谓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名篇,近百年来学界对其讨论不断出新,已达至一定高度.然而研究多以单篇为切入,虽有纵深却乏横向比较,至于同时研究两篇文本者,也多以平行（作为同类文本得出某一结论）为主.本文独辟蹊径,将《故乡》《祝福》置于鲁迅与历史性运动之关系的背景中考量,将其构成鲁迅态度转变过程的两个坐标原点,通过分析两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我”,勾勒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
小说何以反映鲁迅的心路历程？因鲁迅在两集中均塑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诸多证据表明,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是鲁迅自己的投影,例如与鲁迅交往甚密的胡风写道：“像《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一样,这过客也就是先生自己.”[1]
一、从“呐喊”到“彷徨”
一般认为,1917年前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2].鲁迅也在理论上提出白话文运动应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事”[3].然而他的新文学理论与创作呈现分裂,投射出他潜藏的矛盾性.
《呐喊（自序）》无疑是鲁迅重要的小说创作自述,而这正体现了鲁迅由启蒙思想转向“铁屋子”思想过程的复杂深刻之处.著名的“铁屋子”谈话说明,鲁迅的“呐喊”发于钱玄同等人之后,自主性不强,且始终抱着怀疑态度：“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4]鲁迅在面对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号令”之时,已出现忠诚与背叛的二律背反：“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5]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悲观与怀疑,除了《新生》创办的失败,更有复杂的思想基础,早在《文化偏至论》他就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6]有学者认为,它“恰恰是从中国近代思想主流的对立面出发的”[7].这体现鲁迅超越于同时代人的、特有的思想深度.
鲁迅在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本应同新文化运动主潮一起“大嚷起来”,即发出“”“科学”等思想启蒙之声,并使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实际上却出现了“变调”,选取一种策略性的“发声”.而至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时,新文化运动已退,启蒙主义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此时鲁迅不必顾及呐喊、助威、启蒙的现实任务,也不必再听“将令”.当然鲁迅一直面对着的来自于自身的矛盾或困境,在写作《彷徨》时也愈加显露,这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总之鲁迅“荷戟独彷徨”,显而易见整个精神上的逆向转变.如他所说,《呐喊》“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而《彷徨》“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8].此时,鲁迅已经“失声”（不再发声）了.
综上,本文选取《呐喊》中的《故乡》,与《彷徨》中的《祝福》,透过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来分析鲁迅在不断“发声”的新文学之潮中呈现的自“变调”到“失声”的过程.需指明的是,标题的“知识分子”并非指五四知识分子,而是指小说集中的知识分子,也即《故乡》《祝福》中的知识分子“我”.
二、《故乡》：知识分子的“变调”
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9]他接下来的论说则带有策略性：“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0]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能实现“改良这人生”吗？带着这样的疑问,分析《故乡》中的“我”,就可看到鲁迅在启蒙主义下的“变调”.细读文本会发现,闰土、杨二嫂的遭遇或转变,正体现“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而“我”始终没有参与他们的现状,使他们的人生具有任何起色,更像一个见证者或旁观者,只起“揭出病苦”的作用.
在“揭出病苦”这方面,鲁迅不轻易放过批判的机会,且多带辛辣嘲讽,如“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一出场就称“我”“贵人眼高”,“阔了”就不需“这些破烂木器”,只有自己“小户人家”用得着,这是故意抬高他人,贬损自己,从而从中占取便宜的做法,和儿时那个终日坐着的“豆腐西施”形同二人.而当坐船离乡时,鲁迅借母亲与“我”的谈话,插入杨二嫂揭发闰土在灰堆里埋了碗碟有功,随手拿走了“狗气杀”的事.鲁迅添上几笔“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暗示这实际为杨二嫂所为,可见讽刺之功力.需注意的是,在“原乡记忆”部分的书写上,鲁迅仍未收他的矛头：“闰土”名字本身便带着封建体制的期许,他脖子上套着的银圈,本是父亲怕他死去而向神佛许愿得来,却成为传统的枷锁,将其套住无法脱身.
在《故乡》的开头,既然“我”此时归乡,就应当有离乡的经历.《呐喊》自序可作补充：“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1]鲁迅真实的经历,正是被农村社会所挤压,才不得不离开故乡的.假设“我”也有如此遭遇,那么“我”怎会在归乡时,尚有“心像世界的幻影”呢？其实鲁迅已暗示读者,“我”的原乡记忆是并不美的：“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紧接着他又用“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来为自己开脱：眼前所感之悲凉,全出于自己的心境.这样一个矛盾、自我妥协的形象,为全文铺下一层浓重、绝望的灰色.“我”见到现实的闰土时的反应也是极微妙的：“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这被挡住的,就是下文的“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但这两句之间,隔着闰土的一声“老爷”,也就是说,这道“厚障壁”并非一个由未发现到发现的过程,而是“我”预设下的,“我就知道”四字将此暴露无遗,且也得到闰土的验证.
由此,“我”在归乡、离乡过程中,心无期望,绝望始终,是早已“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但这和起初的“为人生”“改良这人生”实在相去甚远,于是在《故乡》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作为“希望”高悬,这与《药》里的“花圈”,《明天》里“看见儿子的梦”有何异？只是,此“曲笔”除了为与新文化先驱步调保持一致,也是鲁迅借以自我安慰、短时镇痛的药方,然而对未来并无实际价值.于是他说“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12],又用“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来展现对绝望的抗战,也即“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绝望的虚妄”[13].再看“铁屋子”怪圈：在“铁屋子”没有破毁的前提下,是不能“惊醒昏睡者”的,而不“惊醒昏睡者”,“铁屋子”更不可能破毁了.由此可以说,鲁迅将“惊醒昏睡者”和“破毁铁屋”的希望交给时间了,“揭出病苦”的意义还是在将来.
三、《祝福》：知识分子的“失声”
上文已提到,在历史性的运动之外,鲁迅还面对着来自自身的矛盾或困境,在写作《彷徨》集时,鲁迅不必顾及现实任务,也因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直接的显现.收录于《彷徨》第一篇的《祝福》,正是鲁迅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集中体现于知识分子“我”身上.
“我”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在与祥林嫂的关系中塑造.在潜意识里“我”时刻感到对祥林嫂是负有责任的,但试图遮掩,不仅对旁人,也是让自己相信,祥林嫂的事与自己无关.然而毕竟是知识分子,良心又会不安,故事就在这样一个不断徘徊的内心“小剧场”中展开.当“我”与祥林嫂相遇时,见其落魄状,内心戏是“豫备她来讨钱”,在祥林嫂面前,一开始还保持着启蒙者姿态.但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三句问,从“万料不到”到芒刺在背,乃至“匆匆的逃”的剧烈变化,淡定从容的“我”丢盔卸甲,仿佛被打回原形,知道自己也是“完全一个愚人”.同时“我”又揣摩祥林嫂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为不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不如说有”,这与其说是人道主义的慰藉,不如说是“我”的无能为力,和“我”本该有的担当精神、启蒙理性形成强烈冲突.冲突达到顶点,就化为一句“说不清”,因为“说不清”能够撇开一切责任,这时“我”的知识分子优越姿态又占了上风,认为“和讨饭的女人说话”,这句也是“万不可省的”.然而“我”的良心、责任心又开始“作祟”,担心自己“这话怕于她有些危险”,从此阴沉的不安感始终笼罩心头,以至于听到“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话于我有关系”,这种强烈的自我暗示也是证明.“我”一面撇清自己的话对祥林嫂所负之责,一面又极想打听祥林嫂的死因,但终因“我”与鲁镇世界和鲁四老爷的话语隔膜、文化隔膜而告吹.
除了祥林嫂,“我”与鲁镇其他人的紧张关系也不可忽视.以鲁四老爷为例,在小说开头他“大骂其新党”,“我”只是觉得话不投机,却不敢对号入座：“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我”的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对“精神胜利法”的掌握似乎比阿Q更胜一筹.祥林嫂死后,为何“我”认为自己和她一样,在鲁四老爷眼里同为一个“谬种”？这需将“我”置于同鲁镇的整个关系中考量.在鲁镇人看来,祥林嫂的遭遇只是无事的悲剧,能换取的只是廉价的同情和叹息,当“我”进入鲁镇时,发现时间在这里似乎是停滞的,人们“都没什么改变,单是老了些”,连“祝福”也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或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翻看案头的书籍,或是看女人的手在水里浸得通红,完全成了一个无聊的“看客”,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在错误的时间给人添烦的“谬种”.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度丧失了自主性,启蒙者的责任意识沦亡.
很可能,鲁迅看到具有超稳定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国民性,以及现实环境不可能给启蒙者提供任何机会.至于“我”逃避现实与自我反思,也许是鲁迅欲揭露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怯弱、巧滑、自欺欺人等国民性特征.此外,鲁迅始终不能摆脱“欲驳斥传统的一切”与“无法逃避传统”之间的矛盾,“以道自任”的中国传统精神是他内心深处的自我期许,而他清楚自己并非秩序的重建者,所以自我期许根本无法满足这种孤寂,这也是《祝福》中的“我”之责任心时隐时现的另一个原因.最后,从“我”面对祥林嫂三问的表现,我们可看到鲁迅对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的反思,对神秘（未知）世界、无意识的好奇,以及探寻死亡的可怖与美丽.时至今日,灵魂问题依旧是人类理性无法抵达的,而鲁迅真的研究过,在去世前数月他写道：“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14]这才是“我”逃避祥林嫂三问的内在根由.对灵魂的问题,在《野草》中有更多更直接的展现,要注意的是,在“我”身上隐隐显露对自我生存意义虚无的体味,对他人和自身表现出不愿直截了当予以面对的姿态,并以物质填补空虚,这触及自我生存意义之有无的哲学问题.
然而文本终究把“我”的真心涂抹得难以辨认,冷静的叙事风格也将作者的本意隐藏得颇深.在分析文本内容之后,将目光放至小说的结构或形式上,或许能进一步看到鲁迅的用意之深.
（一）封套结构：从“绝处逢生”到“同归于尽”
《故乡》在结构上呈现“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15],《祝福》则用大量笔墨,在送灶的爆竹声中开始故事,也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结束叙事,将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封套在鲁镇连绵不绝的爆竹声中.不同在于,“篷船”驶离故乡时已非“苍黄的天底”“萧索的荒村”,而是“一轮金黄的圆月”作为“希望”高悬,暗含鲁迅“希望否定绝望,绝望否定希望”,希望宏儿和水生有所改变.而《祝福》里,没有“我”的鲁镇,会一如既往地上演“被吃者”的苦难,连一丝的暧昧含混、矛盾犹疑也会荡然无存,这意味着鲁镇世界再看不到任何变异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的再离去,并不能带给自身真实的生存意义,看不出离开鲁镇的“我”会在精神上有什么积极、实质性的起色.
（二）叙述者位移：从“在场”到“视而不见”
《故乡》中的“我”始终在场,而过去多认为《祝福》的主角为祥林嫂,将“我”视而不见,这和《祝福》丰富的叙述层次有关：第一层（超叙述层）是第一人称“我”以叙述者和人物的双重身份叙述故事；第二层（主叙述层）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回忆祥林嫂的一生；第三层（次叙述层）是卫老婆子等人向四婶转叙祥林嫂的故事[16].由此,再看“我”告知鲁四老爷明日离开鲁镇之后的心理活动,看似“我”已从不安之心中走出来,实际上接下来“我”的回忆作为主叙述层,是始终处于超叙述层之下的,“我”回忆祥林嫂的一生的过程,才是“我”最大的不安.“我”通过用尽量客观的叙述把祥林嫂的死因呈现出来的方式,借以逃避对自我的向内反思.祥林嫂故事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的凸现,正好遮掩了“我”作为启蒙者的失职.
四、结语
从《故乡》到《祝福》,我们已看到在历史性运动下的一个真实的鲁迅.但倘若只将鲁迅小说置于特定的历史中看,实在“委屈”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天才,他的小说最具有价值处,恰恰在超越于时代的那部分.相比较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代表,鲁迅小说包罗的东西更广博,问题更复杂,鲁迅才是充满矛盾和不安的时代的真正代表.若要吹毛求疵,鲁迅所遭遇的矛盾还有一面,就是“现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完整与独立性”[17],此种完整与独立性,为求其颠扑不破,在必要时候甚至应与历史潮流相对抗.不得不说,鲁迅很少想到去维护之. 参考文献： [1]胡风《过客》小释[A]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4
[2][13][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39,38
[3]鲁迅渡河与引路[A]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
[4][5][11][12]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441,437,441
[6]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
[7]陈思和第三讲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A]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3
[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6-247
[9][10]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14]鲁迅死[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3
[1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60
[17]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A]夏济安选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8
此文结论,上文是一篇关于知识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知识分子和变调和失声相关知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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