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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佳男
棺材与漫长夏天
王明升觉得自己这回肯定要死了.整整8天,他几乎不能自主呼吸,也无法平躺,夜夜抱着氧气瓶跪在病床上,一口气一口气吊着命.和许多尘肺病到了三期的农民工一样,亲戚朋友怕被借钱,老早以前就跟他断了来往,31岁的男人好不容易把父亲和弟弟诓来,央求他们给自己做一口棺材.
这往往是尘肺病人的最后一个要求.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那些村庄里,演员袁立好几次看见这样的棺材,人还活着,棺材已经用油纸包好了,红色带子系好了,直挺挺立在堂屋正当中.棺材的主人往往很年轻,歪在里面一间卧室里,全都是头一回见明星,冲她露出那种又腼腆又不安的笑.
“他们那种善良,那种无助,而且他们得了病以后那种惶恐,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个很惊恐的灵魂.”袁立苍白着脸,身体陷在沙发里,看起来疲惫极了.2015年7月9日到19日,她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袁立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2015年年中,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刚好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于是找到了专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联系到创始人王克勤,王克勤问她： “你要不下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 “外表不像一个农民工,像个小秀才”.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2015年的这个夏天,对于袁立来说显得格外漫长.她感觉自己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
演员与病人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生活重心的分界线.
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反正她是没见过, “因为在城市长大,是无法想象真正的贫穷的.”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眼见袁立连个助理都没有,像所有志愿者一样蹲在地下,胡乱拖个凳子垫在表格底下做尘肺病登记.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剧组里,演员们下了戏约着一起去吃饭,来敲袁立的门,她永远都不开. “我拍了16个小时我很累了,还要背第二天的10场戏,哪有空跟你们吃饭？”2004年她签在赵宝刚的公司拍《啼笑因缘》,有一天半夜突然给赵宝刚打电话：不想演了.她说在剧本上,这场戏写的明明是女主角回到家看见满院子都是鞋,母亲一个人蹲在那儿一双一双地洗,结果今天到了现场一看,院子里面潦潦草草只搁了4双,当初看剧本的感动一下子就没了-这还有什么好演的？
出道20多年,袁立一直较着劲.这个职业带给她某种长久存在的、钝钝的痛苦,并不尖锐,却难以和解.她说起这些年在剧组中看了太多同行为谁的署名更靠前、导演给谁的角度更好看这种事情吵架,心里越来越厌恶和迷茫,隐约觉得自己能做比演戏更大的事情,却弄不清心里真正想要什么——直到亲身接触到那些尘肺病人,贫穷和苦难猝不及防,迎面袭击了她.
虽然跟袁立朝夕相处了好几天,但病人王明升对这些内心曲折完全不了解.他从来没想起来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多救几个人.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他的家住在山坡半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种地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子里每家每户种的都是苞谷、小麦、大豆、土豆,没有通向外面的大路,一袋粮食从山上掂到山下几乎要花费一整天时间.他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了学,16岁,跟着乡亲们来到外面打工.最早出去的老乡劝他们到矿山去,那里不要文化,未成年的童工也照收,只要愿意出力气,所有人都能挣到钱.大家都很高兴,没人告诉他们这样的私人矿山同样意味着没有任何粉尘防护措施,其中隐藏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谁想起来要问.
现在,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等死,—部分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尘肺病缘于常年在矿山进行缺乏防护的工作、肺泡中吸人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纤维化,进而造成肺组织硬化、石化,致使呼吸困难.袁立从王克勤那里听来的说法更加形象而直接：病人的肺会慢慢变成一个金属肺,无可逆转.
袁立还记得到周文兵家里的时候是个黄昏.同行的志愿者告诉她,楼上有一个得了乳腺癌的盲女人,老公尘肺病死了,留下小儿子和一个老母亲.周文兵是2015年正月里走的,志愿者们请老母亲帮忙做登记,老太太从一个抽屉中把摸出来,暮色很暗,屋子里没有灯,她缩到一个角落里面用手摸着那张,然后就哭了. “我心好痛……”老人的口齿含糊不清,从哭音中听到这几个字,在场的人都绷不住了.那天晚上,袁立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适,吃了两片安眠药才让自己睡着.
命运与信徒
这些年,袁立越来越相信,人生而有命.
她讲了一个学舞蹈的故事：小的时候东方歌舞团来杭州招生,爸爸带她走了很远的路去考试,结果一个漂亮的考官老师测量了一下她的腿骨,说,不行,你现在腿长,等发育以后腿就不长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多年以后她做了演员,有一回在涿州拍戏,又看到那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剧组跳群舞. “我就远远地看着她,我心里在想这个事……我就觉得,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就必定不是跳群舞的一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的演员.”
如今,袁立也将成为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她觉得命运早已安排了她与这些尘肺病人的联结.1996年她刚毕业开始拍戏,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胳膊,剧组只给了很小一笔钱作为赔偿.她请了一个律师试图维权,官司不了了之,剧组象征性给了几万块钱,条件是她答应签一个协议,永远不准跟媒体再提这件事情. “演员也是弱势群体,”袁立说, “我也维权困难,我也工伤没人管过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她觉得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自己有一天要为他们祷告.
而那时的王明升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什么样的宿命.1997年,他跟着亲戚在砖厂、煤窑间四处辗转,最终来到河南的一家金矿山.上世纪90年代,私人矿山的管理政策比现在更不规范,工人吃住都在矿洞底下,粉尘混着爆破烟雾在矿洞之间流动,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2000年之后,村子里接二连三有人染上了怪病, “一年几个,尘肺病接二连三就出来了.”王明升总共在矿山待了5年,做跟粉尘直接接触的钻工仅仅半年, “总想着才干了这么几天我不可能得尘肺病,不可能的.”2004年底,他得了一场感冒,拖了大半个月也不好,他去医院拍了胸片,查出来是尘肺病.那一年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拿着胸片在医院门口蹲了40分钟,感觉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
在矿上最难的时候,王明升的同伴们仅有的消遣之一是趁工休的时候溜去录像厅看电视.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机里的世界,皇上英明,学士睿智,女人聪明漂亮,并且有侠义之气.袁立最喜欢的也是这一部.
戏里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袁立站在矿洞里脆生生地骂：你们东家是谁啊？知道这事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样吗？你们这些*！ “我截图一看,这真是,早就在演这个戏了.这一切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电视剧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埋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戏里戏外我是扮演同一种角色.那如果我现在以这样的身份来传递爱,我觉得是一种更大的托付.”袁立说.
摘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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