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新思维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逻辑转向,该文是高等教育学论文怎么写与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学和价值论相关论文怎么写.
高等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解德渤 王洪才
摘 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始终是高等教育研究最基础和最前沿的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一直将“认识论”视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路.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受到近代主流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经典学科标准的误导.“认识论”的学科建设逻辑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的命运,反而通过“路径依赖”机制不断巩固这一既定事实.学科价值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绕过的前提性命题.实践价值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归宿,使其成为“学科之上的学科”；整合价值是高等教育学对人类知识结构的重大贡献,使其成为“学科之间的学科”；生命价值体现高等教育学谋求人类福祉的独特魅力,使其成为“学科之内的学科”.因此,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学科建设逻辑转向,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逆转.未来的高等教育学需要以独特的学科价值论为前提,以学科对话的方法论为手段,实现高等教育学的认识使命,从而形成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的学科建设新思维.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认识论；价值论；思维转向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1-000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3JZDW004001.
收稿日期：2015-10-28
作者简介：解德渤（1987-）,男,河北衡水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王洪才（1966-）,男,河北永年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厦门,361005.
自学科建立伊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始终悬而未决,人们对其作为“次等学科”的事实心照不宣.但高等教育学果真是一门“次等学科”吗？这种追问既是对三十余年来学科建设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学发展前景的一种展望.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1］当我们追问“高等教育学是什么”的时候,希望探寻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关系（认识论）,更是一种深层的意义关系（价值论）,即“什么才是高等教育学的意义”.由此来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只有先理解高等教育学与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才可能真正理解高等教育学.这是一种学科立场的先验性存在,也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解答的前提性问题,更是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地位逆转的逻辑起点.
一、作为“次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究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什么,向其他学科贡献了什么,对人类世界的独特价值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高等教育学界深刻反思的重大命题.然而对上述问题的“集体失语”使得高等教育研究面临诸多质疑乃至攻击,尤以在学科地位方面遭受的口诛笔伐为甚.
高等教育研究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领域？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对该问题做出回答：有人采取鲜明立场,提出“学科论”［2］、“领域论”［3］；也有人秉持折衷观点,提出“双重说”［4］；更有人弘扬“超越论”［5］,试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基于各种考量,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学科论”,但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上也存在诸多分歧,有“走向成熟说”［6］、“准学科说”［7］、“一级学科说”［8］、“应然学科说”［9］、“现代学科说”［10］17、“松散学科说”［11］等不同观点.就此看来,无论是“领域论”者的外部质疑还是“学科论”者的内部分歧,都表明高等教育研究就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未达成普遍共识.另外,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天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点.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很难形成一个较为稳固、自我调节的学术群体,更难形成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学派或研究范式.这是高等教育研究地位低下的表现形式之一.
高等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更直接表现在学术建制上.尽管高等教育学已经在《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作为一门事实性学科存在,但它在内部建制上并未完成“学科化”的使命——研究对象不够明确、研究方法不够清晰、理论体系有待构建.即在传统的学科标准面前,高等教育学均不能展开有效的自我证明,从而不敢自我宣称作为一门学科的优势地位.进言之,高等教育学在行政建制上的学科地位与学术建制上的羸弱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次等学科”的境遇不言而喻.那么,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与学术尊严时时面临着被挑衅的威胁.
随着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实践的深入,这种威胁不但没有得以缓解,反而使其陷入“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这种“内忧”来自高等教育研究者强烈的“学科意识”或“学科情结”,从而他们不断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尽管这对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12］但如此的高等教育研究“最多也不过是社会学中的一章,或一个心理过程,或一种经济投入,或一种政治工具,或一个社会心理现象的示例,或一个历史侧面,或一个哲学选题,仅此而已.”［13］其他学科的“强势入侵”以及高等教育学的“自我殖民”上演了一场场不平等的学科对话,高等教育学贡献的无非就是学术领地而非独特智慧.这种“外患”加剧了高等教育学的“次等学科”命运,学科“自卑情绪”开始全面蔓延.加之,早已完成学科化任务的经典学科开始阔步迈向“学科整合”的发展新阶段,而高等教育学则面临着学科“专门化”与“整合化”的双重压力,从而高等教育学原本落后的局面进一步塑造并固化了其在学科格局中的次等地位.
综上分析,不健全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低下的内在根源.这一根源触发了学术团体的内部纷争与外部指摘,建构了高等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的社会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低下的学科地位也受累于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钱钟书在《围城》中略带调侃味道的一番说辞已经说明,教育研究地位低下是一种公开的秘密.这或许是许多学者极力倡导将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一级学科”的初衷之一.为捍卫学术尊严,高等教育学人开始引进多学科观点、理论以及方法,这种做法本来值得称赞.但在学科立场或学科价值模糊的情况下,教育研究领域遍地都是爆竹,却不能上演一场焰火表演［14］,从而加剧了学科危机.学科地位低下的事实使得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吸引力大大降低,招致教育学者与其他专业学者的疏离.这种疏离阻断了学科对话的畅通渠道,以至于学科对话成为高等教育学者的“一厢情愿”,从而“次等学科”的命运如同一道紧箍咒令高等教育研究者难以逃脱.这成为高等教育学“次等学科”命运形成的内在机理.
解德渤王洪才：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新思维可以说,如何摆脱“次等学科”的命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界挥之不去的困惑.如果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低下的“魔咒”就难以解除,学科建设只能沦为一种美丽的奢望,高等教育的实践效力也将大打折扣.回顾学科发展史,学科知识及其相关的权力地位都是不断建构的产物,法律、物理、化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概莫能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潘懋元先生、薛天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学科建设为使命持续不断地在划定研究边界、寻找逻辑起点、探寻研究方法、构建理论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可以说,他们为建设学科体系、巩固学科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时至今日具有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仍处于探索之中.
学科地位的逆转不仅是高等教育学人略显偏执的学科情结,更是尊重学科历史与自身逻辑的价值评判结果.霍斯金（Keith WHoskin）从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汲取灵感完成了对教育学的知识考古工作.他认为,书写、考试、评分三种教育实践形式生产了新的学科知识,涵盖了从最软性的文科到最硬性的理科各门知识范畴,以此重构了知识结构的权力关系,并获得了教育学学科地位意想不到的逆转.［15］人们在激动之余发现,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论证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并未改变其现实境遇.这种精神的学科建设路径无益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元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哲学也没有对该议题做出合理解答.学科建设究竟采取罗曼蒂克的态度还是秉承现实主义精神,高等教育学该何去何从？
二、认识论束缚与高等教育学的次等命运
学科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获得优势的学科地位,学科地位作为一种权力的表征来源于学科知识基础.在这一逻辑链条下,高等教育学人不断追寻真知,并且将知识作为认知主体把握的对象.在这种认识论框架下,主体人的思维主要是适应被认知的对象,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学科建设逻辑的一种常态.就此来看,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设中所追求的知识只有具备普遍性、必然性,方能获得合法的学科身份确证,否则“一级学科”也不过是一种自我信念而已.从广义的知识角度而言,高等教育学在“常识”、“科学”以及“信念”三个层面均不能获得充分的学科知识基础.
（一）作为“常识”：高等教育学的经验与尴尬
高等教育学知识在实践中主要适用于教学活动与管理活动.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经验往往是通过效仿成功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自身的教学实践活动而习得,即教师个体通过“模仿机制”、“规范机制”获得组织的合法化认同,通过“实践机制”获得自身教学经验的提升.另外,由于每个学科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学知识范畴中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难以具体指导学科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他学科教学并不需要高等教育学知识“指手划脚”.基于此,新任教师培训似乎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以“教学术”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学知识并未发挥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与之类似,高校管理者的行动逻辑也大多出于一种实践经验、教育常识或认知惯性.“常识源自日常经验的累积,往往以其独特的隐喻形式拓展和延伸着其适用范围和使用价值,从而使常识以类似文化传统的形式得以世代延续.”［16］ 高等教育学知识以“常识”的面孔呈现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倘若从高等教育学知识广阔的适用范围与深刻的影响意义来看,这是高等教育学的幸运,但从建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与学科建设的前途来看,又是一种令人嗟叹的悲哀.
这种境遇揭示了高等教育学知识的“二律背反”现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最起作用的时候,人们并不需要高等教育学,因为高等教育理念已经内嵌入时代精神之中；当社会与个体普遍缺乏教养、丧失尊严时,公众呼吁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对高等教育学却采取更加冷漠的态度,因为高等教育学并没有直面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议题.这就是一种悖论.那么,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价值何在？作为常识的高等教育知识在客观上不能获得足够的确定性,在主观上也不能提供某种确信性,从而很难为学科建设提供牢固的知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学知识立足常识,但要超越常识.由于高等教育学知识不能坚定、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学科立场,使得高等教育常识大行其道,从而损害了高等教育学知识的神圣性,直接阻滞了学科建设进程.
（二）作为“科学”：一场学科自我保护的失败
按照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从“知识碎片”发展到“知识体系”是高等教育学迈向科学化的必经之途.我们需要回答的是,高等教育学知识不愿沦为“常识”,但又能否享用得起“科学”的称号？直到今天,高等教育学知识并不能充分证明其客观性与普遍性,将高等教育学冠以“科学”始终令人感到不安与难堪,但高等教育学并未放弃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因为“谁拥有了‘科学’,谁似乎就拥有了一顶华丽的冠冕和一根令人肃然起敬的权柄.”［17］显然,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知识仍缺少这顶冠冕与这根权柄.
根据英国学者比彻（Tony Becher）的观点,不同学科之所以有不同的学科文化,完全是由学科知识性质和学者活动方式所决定的.［18］36-39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高等教育学知识和学者活动有没有塑造出一定的学科文化？应该说,学科文化是一群学者共同默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它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19］每个学科都类似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且每个部落都按照一定的“差序格局”构造并维系着人类的知识网络.在这个知识网络中,学科之间并不存在文化的优劣之分,只存在强弱之别,且是在某种情形下暂时的一种表达机制或呈现方式.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人类价值或思维变迁而产生了学科文化变迁以及知识结构的变化.但明显的是,当前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封闭文化,处于知识格局的边缘.这从侧面宣判了高等教育学知识并未迈向“科学”的既定事实.
真正决定一门学科的因素是什么,明显的研究边界、明确的逻辑起点、独特的研究方法、独有的话语体系还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几者之中,似乎学科边界对学科具有直接规定性.那么,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边界是一种自然边界、行政边界,还是一种象征边界？实际上,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边界更多是象征性的、模糊的,需要被解释的,而不是具有实在性、确定性,有待被发现的.这就宣告了高等教育学明确划定知识边界企图的失败.后来,学界兴起的寻找逻辑起点的热潮、引进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宏愿以及教育分析哲学对语言分析的青睐都没有完成构建高等教育学理论大厦的宏伟使命.就此来说,高等教育学没有明确划定的知识范畴,缺少自明性的逻辑起点,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从来没有被视为一种分析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按照传统的学科标准,高等教育学遭受着全面的打击.
（三）作为“信念”：高等教育学的情结与危机
我国许多高等教育研究者都将高等教育学自诩为“一门学科”.这不仅是因为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学科承认机制中已经获得事实上的合法性,更源于学者的一种“学科情结”或称“学科信念”.实事求是地讲,知识信念决定了学科信念,学科信念影响着学科地位,学科地位制约着学科前景,反过来,学科前景又钳制着知识信念,从而形成一个逻辑闭环.那么,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拥有何种知识信念呢？他们在主观上愿意相信高等教育学中的一般理论、教学知识、管理知识等能够有效地运用于教育实践,这是知识的“实践信念”；研究者在内心笃定高等教育学知识对扩展知识结构以及推动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知识的“学理信念”；学术群体认定高等教育学知识肩负着培育人们崇拜知识、敬畏知识的使命,对优化社会风气以及提升个体素质具有前置性作用,这是知识的“道德信念”.就目前的情形而言,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信念”不够坚定,对知识的“学理信念”与“道德信念”也是底气不足.这致使我们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整体信念是不牢靠的.
从上述分析来看,高等教育学并未达到学科成立的客观标准,在主观方面虽具备一定的确信性,但并不充分,从而学科危机仍没有根本解除.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信念,而高等教育活动本身更需要被赋予信念的力量,否则高等教育的价值失落直接造成对人的戕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曾直言不讳地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20］这句话的深层意味就是,高等教育学的知识永远指向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人的主体价值生成,而非指向片面化发展的单向度人的反复规训.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科性质,其实践性质具有优先性,且最终指向关乎人类福祉的宏大理论命题.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的价值就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价值,这并不是认识论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康德（Immanuel Kant）曾发出“我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的呼喊,［21］至今仍振聋发聩.那么,我们是否过于执迷于建构知识体系,而忘记了学科的独特价值及对人类的最初承诺？目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信念的缺失或价值失落难以发生改观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的价值被遮蔽,学科建设陷入认识论的逻辑误区而无法自拔.如果我们跳不出传统学科建设逻辑的窠臼,高等教育学“名正言顺”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夙愿只能化为美丽的泡影.
(四)学科建设中认识论逻辑的束缚
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主流的,其作为“第一哲学”的发展进程始于笛卡尔（Ren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和洛克（John Locke）的经验主义,经康德的哲学革命,真正赢得学术尊严.［22］99认识论哲学的焦点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在认识论的思维框架下,现实世界成为人类认知或把握的客观对象.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学科的迅猛发展导致哲学的分化.自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常常被当作知识的典范,其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性让其他知识门类难以望其项背.相应地,科学哲学长期将认识论探索视为自己的中心使命,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社会建构论概莫能外.”［22］105由此分析,当时认识论几乎宰制了整个哲学界,形塑了强势学科的优势地位,同时隐喻了后来的学科建立标准,认识论的思维逻辑与经典学科标准的共谋关系建构了知识权力结构,并一直维系到今天,就此学科之间形成了地位上的差异.
我国学术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也没有改变高等教育学“次等学科”的命运,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科建设的认识论逻辑业已形成了一种几近本能的“路径依赖”.尽管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包含着一定的认识过程,但这种认识活动既不具有终极意义,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不具有决定性影响.既然如此,认识论作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至少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认识论路线对思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陷入了一种逻辑误区.倘若我们再不调整思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就很有可能被葬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画地为牢”的学科规训已经证实了当前学科发展的困境,未来高等教育研究要避免这种作茧自缚的命运.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只是把握棘手问题的表层,那么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要求我们必须将原有的思维方式连根拔起,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思考.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23］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究竟需要何种思维转变呢？
张应强教授提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需要从“经典学科”向“现代学科”转型.［10］21 这种学科转型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借用“会聚水平”的概念进一步分析,会聚水平是具体学科内部显示出来的聚合程度和群体特征.［18］32-35应该说,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具体学术研究的实在性会聚水平越来越低,而象征性的会聚水平越来越高,这是高等教育学知识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其魅力之处.以往经典学科主要依靠研究对象的实在性会聚形成学科内部的高度协调,现代学科主要依靠共同价值的象征性会聚形成学科内部的有效整合.从“经典学科”向“现代学科”转型,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逻辑从“认识论”开始转向“价值论”.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以发现高等教育事实与真相为目的的认识活动,更包含一系列的教育价值追求、选择与实现的行动逻辑.
以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的价值失落甚至“退场”.在这样的高等教育哲学中,我们常常找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高等教育学就失去了健全的思维方式与学科价值.有学者说：“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死了”.上帝的覆灭为近代高扬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开辟了道路,但就在人们为认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进步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却将人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的分庭抗礼成为许多学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思想阴霾.正因如此,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福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均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将认识与人的生活及价值结合起来.只不过,教育研究的封闭性使其忽视了哲学的转向问题.就此来说,以一种所谓的“科学标准”来严苛要求高等教育学已经不合时宜.价值论转向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意义.突破与超越现行学科建设的认识论取向,将“价值论”作为学科建设的新基础成为高等教育学的必然选择.
三、价值论转向与高等教育学的立论基础
高等教育学的两种学科建设思路的根本差异在于思维立场的不同.认识论坚持主客二分且以客体为认知对象,价值论倡导主客统一且以主体为核心追求.两种思路的差异最终导致高等教育学截然不同的学科命运——追随者抑或领导者？因此,我们需要尝试从以往的认识论路线摆脱出来,运用价值论的思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建设问题.价值论转向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在价值取向、学科立场、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整体转变.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价值不能自我标榜,需要教育研究者将教育实践、教育价值、教育主体置于中心地位,从主体向度或价值维度出发来挖掘高等教育学的独特意义,为高等教育学应有的学科地位正名.
（一）“实践价值”：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归宿
实践价值是高等教育学首要而直接的学科价值,也是其必然的理论归宿.从宏观来看,高等教育学在指导国家制定有关高等教育重大政策、优化与调整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等方面发挥“智库”作用；从中观来看,高等院校的办学发展定位、未来发展战略以及学科整体布局等诸方面都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指导；从微观来看,各个学科的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选择、课堂管理方式等诸多问题也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学.如此看来,高等教育学确实是“学科之上的学科”,它可以为不同类型高校的生物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专业的建设方向与发展重点提供咨询、建议,实现不同地域、不同学校内部学科之间的分类发展、错位竞争.上述学科由于自身视域的局限而难以完成自省任务以及对其他学科发展坐标的整体安排,而教育学或普通教育学则因知识限度也无法承担起高校学科规划的重大使命.就此而言,实践价值是高等教育学安置其生存、植根其梦想的沃土.
实践价值是高等教育学的生命力所在,但不得不说,教育实践领域是一块未被充分开垦的领地.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上不着天,下不接地”的学科境况不仅限制了其理论涵养的提升,也极大制约了其实践效力的释放,从而高等教育学既没有实现理论突破,也没有兑现实践承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沟通机制的不畅乃至缺乏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学尴尬的学科遭遇.毫不避言,不甚了解高校运行机制以及其他学科建设基本状况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在少数,而忽视教育研究者声音的高校管理者与教师也屡见不鲜.在某种意义上,高教研究者与高校管理者、其他学科教师的相互疏离造成了如今高等教育学发展后劲不足、高校发展定位不明、学科发展结构趋同、人才培养困境重重等诸多问题.高校管理者的利益诉求与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之间的冲突、高等教育理念与某些教师偏见之间的相互对峙,折射出高等教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疏离.
可喜的是,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兴起,为高等教育学实践功能的有效发挥寻找到新的契机.大学战略需要借助高等教育学的系统整体的思维视角与全人发展的价值诉求对高校未来发展进行全局规划或重点设计.这项工程并不能单纯凭借教育管理经验或其他学科力量来完成,必须诉诸于高等教育学高屋建瓴的系统理论指导.这是教育实践与高等教育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未来高等教育学重要的理论归宿与应用领域.
（二）“整合价值”：高等教育学的独特贡献
我们期望将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一门“独立学科”,而非苦心营构为一门“孤立学科”.因为自我封闭的高等教育研究既不符合学科建设的初衷,也湮没了高等教育学的宏大使命.从学科建立伊始,高等教育学就将整个高等教育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学科整合的宏愿与功能.目前高等教育活动所面临的两大危机——学科教育的制度性危机与人类知识的结构性危机,将高等教育学特有的学科整合价值凸显出来.从知识整合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之间的学科”,具有其独特贡献.
高等教育活动理应在个体的自我解放上发挥其他任何社会活动难以比拟的功能,但目前高校对学科教育的过分关注,不免导致人们对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教育意义的熟视无睹.这是学科教育的制度性危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曾这样批判［24］：
如果没有普通教育,绝不能办好一所大学.如果学生和教授缺乏共同的理智,一个大学必定仍旧是一系列不相关联的学院和系科,除了有一个共同的校长与董事长外,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统一在一起.
另外,现今人类知识结构几乎完全被市场需求所引导,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学科进入知识结构的核心地带,其他的学科知识遭致冷落.这就显现出较为严重的人类知识的结构性危机.如何将不同的学科知识以合理的组织方式重新进行结构调整,成为高等教育两大危机的核心命题.
不同国家对该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法国的学科整合主要依赖社会学,德国主要依赖哲学,美国主要依靠“项目”进行学术资源整合.即每个国家的学科结构及其整合都与其学科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学科整合应该依赖什么？一个大胆的猜想逐渐浮出水面：我国的学科整合任务可以落在高等教育学身上.这并非出于一种简单的学科自我辩护,而是基于事实的重要抉择.
毋庸置疑,我国高等教育学是在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一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土生土长的,具有明显的本土传统.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学具有整全的思维方式与全人的价值诉求,这是其学科整合的内在机制,也是其独特的学科贡献.尽管人类已经习惯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视角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也较为擅长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去思考人类社会.但人类面临的社会危机、高等教育的多重遭遇正是知识碎片与学科壁垒带来的恶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高等教育学”的视角关注教育实践、关照知识结构、关怀人类发展.这就是高等教育学从“次等学科”迈向“优势学科”的不二法门.
（三）“生命价值”：高等教育学的魅力所在
早在二千多年前,苏格拉底（Socrates）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永恒命题.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自我的过程就是不断自我拷问,并努力追寻何种生活方式更有意义的过程.我们应该委身于何种生活,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如何在不同价值之间做出抉择？这些问题不断叩击人们的灵魂并推动人们展开不懈的知识求索.因此,任何知识都不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它是内嵌于我们生命之中的人类重要的存在方式与确证手段.每一种学科知识都为人类提供了该种知识背后所隐喻的生活方式.作为“学科之母”的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自由思考”的哲学生活,西方“七艺”提倡的是“闲暇阶级”的自由生活.近代以来,神学或宗教学秉承“灵魂信仰”的神圣生活,生物学坚持“物竞天择”的自然生活,社会学强调“有机团结”的社会生活,经济学推崇“经世济民”的经济生活,*学倡导“德治礼序”的德行生活,政治学弘扬“庙宇社稷”的政治生活,美学呼吁“审美情趣”的美好生活,等等.那么,高等教育学为人类提供了何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抑或“生物人”、“道德人”等人性假设都不足以完全揭示人生的全部价值,而且学科规训将遮蔽澄明的心灵.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使人成为人,使其拥有健全人格.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人格训练的生命价值.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指明,教育的职责是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25］如何培养完整、健全的人格,这是任何学科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恰恰是高等教育学不能回避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生命意义在于整体人的培养而非“单向人”的塑造.尽管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沉思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真正将这种完满的生活方式以实践方式赋予人类的当属高等教育学.从人类福祉角度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之内的学科”,其价值理念应该渗透于各个学科之中.
进言之,高等教育学的意义只有被置于人类整体学科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在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比较与竞争中才能逐步显露出来.“只有在非教育学科里面,你才能知道教育学的立场是什么.”［26］高等教育学也是如此.高等教育学通过借助通识教育的力量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渗透恢复人类对于生命意义这一亘古常新的根本问题的追寻.生命价值是高等教育学教育实践价值与知识整合价值的意义延伸与根本旨归,也是指导教育实践与科际整合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独特的乃至不可替代的学科价值是现代学科的承认逻辑.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的学科标准,明确了学科与领域的本质区别,从而成为重构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实践价值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之上”的学科,整合价值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之间”的学科,生命价值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之内”的学科.如此看来,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学科,因为它确实拥有独特的学科价值.也就是说,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是高等教育学的必然出路.但价值论转向并不是对认识论的完全抛弃或拒绝,而是对遮蔽高等教育价值的认识论的一种超越,以一种价值论统摄认识论的思路建设未来的高等教育学,就是在澄清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价值或学科立场的前提下进行学科建设,而这一“寻根”的过程也是高等教育学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倘若所有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都以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价值论为前提展开高等教育的认识活动,那么高等教育学迈向“科学化”将指日可待.
四、学科对话：高等教育学的首要突破口
如果高等教育学要很好生存下去,就必须解决好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之前,高等教育学在没有明确学科立场或学科价值的情况下贸然展开学科对话,难免会有沦为其他学科殖民地的危险.因为“任何学科只有当其尝试用其自己的方式并与其邻近的科学一样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方向的时候,它们之间才能产生取长补短的交流.”［27］否则,所谓的学科对话不过是掩盖学科殖民或自我殖民的一种借口,终将成为一场虚假的闹剧.
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对话的先决条件就是公共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法学等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阐明了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学科可以而且应该与其他学科展开充分的交流与理性对话,最终获得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理性”或“主体间性”,即公共性.因此,学科对话就需要以学科之间公共的价值追求为前提,采用公共的研究方法对公共研究领域中的教育问题展开积极沟通、平等对话.
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序格局.教育学居于学科对话的中心位置,因为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流淌着教育学的“血液”.如今为证明学科的独立性而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截然分裂开来的行径,既不明智也不现实.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加强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政策学等学科的关系.因此,学科之间的关系如同人际关系一般,既包括先天的“血缘关系”,也涵括了后天的“社缘关系”,即高等教育学应在明晰学科价值、坚定学科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知识传统与知识建构两种方式获得学科建设的滋养.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过去三十余年,我们在认识论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果过分执著地采取认识论思路建设高等教育学,难免会抹杀其广阔的学科意义与独特的学科地位.从“认识论”到“价值论”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逻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逆转.未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以其独特的价值论为前提,采用学科对话的方法论,实现高等教育学的认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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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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