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讲解员岁月,该文是沈从文论文例文和沈从文和讲解员岁月和讲解员相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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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条崭新的路”】
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下,沈从文一度精神崩溃,后竟发展到自戕未遂,已不能在北大当教授了.待渐渐平复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协调下,他被安排到冷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对于这番变动,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对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新事业满怀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提到工美史的研究,他说：“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
沈从文刚到历史博物馆时,被分在陈列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抄写当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的时事橱窗图片说明.而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库房里清点登记馆藏文物,也参与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有时还负责清点古币、在草地上拔草.
虽然有副研究员的身份,但沈从文是一个边缘人,始终处于底层“小职员”位置.沈的上头有无数领导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行.”
除了个人住房紧张外,沈从文也拿不到所需要的办公材料,甚至要不到一个办公室,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此时的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 ,实在只想哭哭”,以为“并不妨碍别人”,但回头也只能强忍着,因为“见什么人吓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曲折后,沈从文反而变得安静而自省,他对张兆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沈从文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合格了”,便主动申请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待客平等,因人施“讲”】
当讲解员很辛苦,据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回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而且“上面”还不许烤火.在工作了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又渴又累,还伴有一点气喘,常感觉胸部和腰部都仿佛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间歇时,他也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的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觉自己孤独而陌生,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沈从文对待讲解工作认真而充满热忱,讲到动情处,他常会压低声线,不由赞叹：“美极啦！美极啦！”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常需要用到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满足.有时他甚至担心别人听不清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对方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沈从文待客平等,他很会因人施“讲”——给政府高级干部们讲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等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说大白话.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指沈从文）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一次,沈的多年好友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碰上沈从文负责讲解,不免唏嘘：“……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一位西南的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后来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别.
同沈从文50年半师半友的萧离曾说,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旬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萧离说,搞文物这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定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有时在陈列室也会碰到尴尬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动身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原来是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事后馆里召开批评大会,指责沈从文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并解释吴晗曾当过他的学生.但对这件事,他的小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生产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沈从文本属于博物院的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等,但他却走出办公室,去当讲解员,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一位从农村、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的经历：“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1976年,在回复许杰的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沈从文认为,当讲解员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
沈从文与美术、工艺美术的渊源,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他20岁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时,就曾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也情有独钟.及至来到历史博物馆,他的专门性研究更是拓展到陶瓷、漆器及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通过做讲解员,沈从文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当好生产一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沈从文的一贯主张.1952年第一批烧制、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1974年沈从文在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不断地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还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辗转了四个多月.
因为声名在外,沈从文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找他咨询、解决难题的工厂技术员和老师傅.以至于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老两口还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听了沈从文的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叫孙机.孙机1929年生于青岛,19岁来到北京,当过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调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那段时间,恰巧沈从文常会到午门给游客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人就熟悉起来,于是孙机提出要向沈从文拜师学艺.一天中午,他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著名的“原田三书”.受老师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也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历史博物馆.一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文物展览大厅,铜镜展柜中摆放了几十面唐宋铜镜,可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一位50来岁、举止儒雅的工作人员笑着朝他走来,细致耐心地给他讲解,“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王序听得入了迷,也非常感动.
出于礼貌,王序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一次握手告别之际,他觉得这次非问不可了,便说：“这么多天你都陪着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是沈从文”,一句话让王序顿时愣住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沈从文不时带着王序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忘年交.以后王序只要到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沈从文,向老师请教；王序返回朝鲜时,沈便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这次偶然相逢,竟改变了王序的命运.1958年王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在沈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从文从此有了得力的研究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有了一位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王序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1975年8月15日,沈偶然在过去杂乱的文稿里,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他就将手稿郑重地交给王序,并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要把它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一次是1947年后,在1934年生活书店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他人的,唯有这一次.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旧疾,病重不起,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据沈从文另一位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王序,好像轻轻地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王序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
据沈从文回忆,在当讲解员期间,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曾这样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困苦、劫难和颠簸,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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