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中苏总理机场会晤始末,该文是机场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中苏和非常时期和总理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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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苏联曾经结盟,但两国、两党关系在1950年代末开始恶化,从论战发展到兵戎相见.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对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两国主要领导人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看法上出现严重分歧开始的.1960年4月开始,中苏之间爆发了公开论战.1960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达成的援助中国的协议,召回全部援华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两国边界上的摩擦和冲突频率上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同时期中苏关系也进一步恶化.1967年1月25日发生了“莫斯科红场事件”.69名中国留学生奉调回国,途经莫斯科,在红场“宣传思想”,与苏联发生冲突,部分学生受伤.“红场事件”使本来就紧张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在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边界上不断爆发冲突.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共挑起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的事件数增加了15倍.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两国在珍宝岛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苏联方面死94人、伤58人,我方死29人、伤62人、失踪1人.事件发生后,两国报纸点名攻击对方的主要领导人,两国外交机构也不断向对方发出声明、照会和攻击性的文章.
中美苏关系孕育着新的变化
19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领导人利用美国在越南泥足深陷之机,踌躇满志,在全球进行扩张,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有的苏联领导人头脑发热,主张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把中国的连锅端掉.
苏联方面曾就此向美国进行过试探.据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透露,1969年8月20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了基辛格,探询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会作何反应.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后,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根据这一判断,美方对于苏联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试探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当时,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中美之间是严重对抗的形势.美方认为,如果把苏联的试探直接通报给中国,中国人不会相信,但如果通过媒体披露出去,对拉近美中关系无疑是有益的.于是,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在中国国内,根据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上下积极备战,到处挖洞.中国的报纸不时向全国发出战争动员,强调“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
胡志明主席葬礼期间,柯西金提出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总理的要求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病逝.在获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周恩来总理立即赶到河内,对胡志明的逝世向越南党政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并瞻仰了胡志明的遗容.离开河内之前,周恩来总理告诉越南方面,待越南方面正式为胡志明举行葬礼时,中国将派出党政代表团出席.
1969年9月8日,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抵达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苏联也派出了以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抵达河内参加葬礼.笔者是中国代表团的翻译.鉴于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的形势,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河内后,团内宣布了一条纪律：见了苏联人,不打招呼,不接触,不握手.
1969年9月9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了有50万人参加的胡志明的葬礼.李先念和柯西金都坐在主席台上,柯西金似有话要对李先念说,但是李先念看不见他,有话递不过来.葬礼结束后,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要求：
1．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开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2．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个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柯西金提出上述要求看来并非偶然.1965年2月,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曾试图与主席直接通电话,但没有成功.电话接线员三次挂断了柯西金想与通话的电话,并称：“我们的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的电话.”
李先念收到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汇报给北京.
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
在李先念向报告柯西金拟来华在首都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同时,9月9日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叶利扎维金向外交部转达了同样的信息.外交部也立即报告了和周恩来.
9月10日,经和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发电河内,通知李先念,中方同意柯西金归国途中经停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李先念立即向越南方面转告了上述信息.9月10日晚,中国外交部也向叶利扎维金通报了上述信息.当柯西金获悉中方同意他经停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消息时,他的专机已经离开河内,飞抵当时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杜尚别.
柯西金代表团中,有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贾丕才（即卡皮查,苏联外交官、汉学家）.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傍晚飞机降落在杜尚别,我们住进了政府宾馆.当我们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莫斯科方面通知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柯西金随即决定让苏共书记卡图谢夫、我、他的助理巴扎诺夫和他一起去北京.
1969年9月11日上午10点半,柯西金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机场迎接,走进机场大楼贵宾室落座后,双方旋即开始了会谈.
会谈一开始,柯西金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尽力改善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促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尽管目前中苏边境紧张,但苏联无意与中国开战,并希望就边界问题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对于中苏边界上的“争议地区”,柯西金一开始表示不明白什么是“争议地区”,并提出“争议地区”究竟在何处也不明确.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中苏目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1)保持边界现状；(2)与争议地区有关的一切问题由边防军协商解决；(3)采取措施防止再度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他认为,有了这三条措施,就可以保证中苏边界不会再发生军事冲突.
针对柯西金提出应首先改善双方紧张关系这一说法,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中苏之间的主要问题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不平等态度.即使要改善中苏关系,前提也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好边界问题,两国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对方领土.
周恩来表示,中国同样无意诉诸战争,有军事意图的反而是苏联.苏联长期在远东保存大量军队,而这恰恰是造成边境形势紧张的原因.此前在新疆等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显示“苏方走得太远了”.
因此,周恩来建议,为避免更多的武装冲突,双方应都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军队.他质问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对于柯西金提出的立即派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边界问题,周恩来认为问题不止这么简单.要想解决问题,需要明确两点：一是条约问题,二是保持现状问题.
关于条约问题,周恩来指出,中俄在清末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并不认为必须废除这些条约,应该以现有的条约以及边界现状为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至于保持现状,则指的是中国公民过去在某些岛屿从事生产活动,现在也继续允许他们这样做,暂时不谈边界线问题,因为边界线还没有确定.
柯西金对中方所提出的“有争议的问题”的具体所指表示同意,另外也对允许居民不携带武器上岛从事生产活动表示赞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柯西金均表示要向各自的最高领导人报告,并将通过外交途径来确认双方达成的协议.这次会谈后,中苏共同决定将在两周内开始谈判,确认双方均无动武之意图,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1969年9月11日,新华社对中苏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机场会晤”的直接成果是1969年10月中苏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了边界问题谈判.“机场会晤”也成为日后中苏关系改善的先声,毕竟中苏高级别的接触又重新开始了.
中苏总理会晤牵动了中美关系
在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前,“大三角”处在一个僵冷的状态,美苏来往频繁,但中美、中苏没有任何来往.然而,中苏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使得大三角关系顿时活跃起来.
在大三角关系中,苏联能同中国举行高层会晤,而美国则与中国没有任何接触,美国外交上所处的不利局势明显暴露出来.据了解,在中苏总理会晤后,尼克松指示情报部门,设法了解中苏总理会晤的情况.同时,通过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想方设法与中国临时接上头.
中美两国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双方接触的唯一的正式渠道.但是1966年之后,中国的驻外使节在1967年初纷纷被召回北京,名曰“回国闹革命”.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也被召回.王炳南一回到国内,就受到当时外交部“造反派”的批斗.王炳南在国内一呆就是好几年.1969年时,王炳南依然在国内,只有雷阳在那里守摊子.
在上述背景下,1969年12月3日,美国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在时装表演结束散场时,斯托塞尔伺机主动上前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武官处波兰语翻译景志成进行接触,用波兰语对景志成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的先生.”景志成加紧脚步往前走,不想与美国人多说话.他边走着边回答美国大使说：“我转达.”这时,因为赶得急,斯托塞尔气喘吁吁,他抓紧时间用波兰语对景志成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这一接触导致了1970年初美国大使与中国在华沙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次会谈一改过去的做法,没有在波兰所提供的会场进行,而是改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这可是当时国际形势下的一条重要新闻.中苏总理会晤牵动了中苏关系全局,也牵动了中美关系.
（摘自《顺势：吴建民谈外交》,吴建民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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