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变局：七千人大会解码,该文是人大有关论文怎么撰写和七千人大会和历史大变局和解码有关论文范例.
人大论文参考文献：
文 谈乐炎
55年前,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七千人大会的缘由和经过又对后人有怎样的启示？
“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
1961年11月10日,在各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粮食征购问题及上调难题成为关键问题予以讨论.提出1962年的任务时,底下一片沉默,各局书记面临两难境地：如果接受任务,下面是否能完成,心里很没底,毕竟当时讲粮食征购底下就抵触,而若不接受也很难过关,已把话说得如此严重.
最终,各局书记还是接受了上调任务,但是颇为勉强.而在看来,150亿的盘子毕竟有了着落.在会上,中南局第一局书记陶铸提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表示赞同.
过了两天,把会议情况和陶铸建议一并向汇报,静静听完后,觉得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提议有理,此时打通思想很重要,因为他明显感觉到“空气很沉闷,人们的气不壮”.
如何打通呢？的反应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应该总结一下了,好坏经验都要说,首先要检讨错误,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说.
在张素华看来,粮食征购只是促成七千人大会举行的一个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全国严重的经济形势这个大背景,这些都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在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重重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国际上赫鲁晓夫向中国发难,多种因素交叠下,七千人大会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几乎是“静悄悄”地召开了.“没有开幕式,整个会议不对外宣传”.
此前一天的上午,在看完大会报告的前两部分后,做了批示：推迟三天作报告,参加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别的问题.
大会第一天,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要求用一天时间看完,12日起,分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在内.报告是由刘少奇、亲自定稿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党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报告,不交政治局讨论,而直接交大会讨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为何会有如此改变？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是在发扬作风,也有人说这是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所以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是否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发扬,实则是“钓鱼”.
接下来,正如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
当时在书记处工作的55岁的杨尚昆,很快从简报中发现一个重大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动摇大会的基础,于是把此情况立即传达给了.
这次,没有采取堵的办法,而是顺应会议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于是,大会的主题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1月27日,刘少奇讲话结束后,又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延长会议再开一个“出气会”.
开“出气会”的原因,是这样说的： “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还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出气声”汹涌而来,不少地委、县委书记反映这些年的反右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党内的生活,下边因此对各部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
在谈到这几年的党内生活时,有人还流下了眼泪,表示这几年有话都不敢说,实在让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
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巡视员张素华认为,当时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被插了“白旗”,被批判为“右倾”,搞得人们都不敢讲真话,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和刘少奇的讲话是整个会议的焦点,因此有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一口气讲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是怎样,刘少奇在讲话开头就首先承认了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并且出现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给大家透了底.刘少奇的讲话没有让大家失望,表明不虚伪,敢于直面现实,这没有使与会者气馁懈怠,反而增加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是什么原因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减产,也是与会者急需给出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1961年,刘少奇曾到家乡调查44天,湖南之行使他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感受.
他提出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在当时是非常尖锐的判断,当与会者听到这句话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掌声经久不息.可见刘少奇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犯错误的人,主要是.
“也就是说,他代表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张素华说.
在提到“三面红旗”这个当时最敏感问题时,刘少奇说“我们现在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经过5到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1月27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的讲话更值得人们期待,他们很希望说得能比刘少奇更彻底.
然而开场就提到“集中制”,这让大家颇感意外,有人甚至觉得很不过瘾.
在会上引起震动的,还是的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负责,又是我首先负责.”不仅如此,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不如其他同志.
讲话后,出现了所有与会者开展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
这场会议,某种程度也使对刘少奇心生不满,认为他“大讲”错误缺点,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最终上升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再也不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素华就辗转找到一些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当事人,试图让他们还原大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听听这些当事人对大会的看法.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年事已高,然而回忆起七千人大会那段历史,却都记忆清晰,感慨颇多.
赵家梁长期在计委工作.曾经先后任高岗、贾拓夫、李宫春的秘书,是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负责起草“任务”部分.
赵家梁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是少奇同志自己讲的,他们在报告里没有写,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他很佩服其勇气,事后证明这样做得罪了.
“七千人大会,这个会是好的,但有不足.七千人大会这么大胆,这么敢于冲破框框,这个了不起,不是主席,是少奇.不容易.当然,主席能放开手让大家讲话,能确定开这个会,让刘少奇在会上讲,是好的.”赵家梁感叹道.
刘新起时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在他的记忆里,七千人大会开得很节俭,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与会者大多数能吃饱,有少数饭量大的吃不饱,所以每次吃完饭还在光光的饭桌旁转悠,想再找点什么吃.他特别提到“会议气氛十分浓厚”, “带头作自我批评感人至深”, “这次大会开得很舒心”, “有些县长、县委书记对很有意见”.
杜润生当年是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七千人大会,在他的印象里,当时与会者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毕竟当时很困难,首先是大家饿肚子,饿死那么多人,周围人患浮肿病.
他回忆起在听到刘少奇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当场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还主张放开言论,在会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让人讲话”.
“联系今天的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生历史性巨变,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人讲话了.也就是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关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和会后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我对此的体会也极为深刻.”张素华说.（文中相关史实参考自张素华《变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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