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作和时代典型,本文是关于时代方面论文怎么写跟时代典型和写作和小说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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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壶口往下,黄河以近乎直线的方式将河南切分为两个部分,其中黄河之北的新乡、安阳、焦作等地市常常被冠之以豫北的名号.70后知名小说家乔叶就来自豫北之焦作,东归之前的戴来曾担任过新乡作协副主席.自打乔叶来省城,戴来东去之后,豫北地区的小说创作一时星光黯淡,虽然有张克鹏、赵文辉、安庆等专业小说作家的热情耕耘,而依照目前的态势来看,豫北地区的小说写作很难越过地方性框架,进入全国性的写作地图之中.
基于乡土的守望、乡愁投射、批判性反思,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原乡土小说写作的文化底色,前现代农耕图景的大量存留,则为这一类型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而乡土写作这个大树上,因地方曲艺、民俗文化、水土植被等因素的浸染,进而出现枝桠纵横的情况,就拿上面提及的张、赵两位小说家而言,他们皆是来自新乡辉县,地理上归属于南太行与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土地贫瘠,降水稀少,使得民生艰苦的记忆如胎记般烙印在各自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于是,改变现状的心理诉求成为创作潜意识中突出的部分,基于生存经验的勾勒,以文字介入现实,传统一现代、落后一进步的思维模式,构成了这两位小说家乡土写作的基本景观.诸如其上,在张克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2013年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张克鹏的长篇报告文学《裴春亮》,这部作品动笔于2011年,四易其稿,方呱呱落地.书稿计26万字,以辉县青年农民企业家裴春亮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前行者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应和了小平同志倡导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他人共同富裕”指路方针.主人公裴春亮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化以来涌现出的新型的时代典型,类似如此先进人物的刻画很容易掉入标签化的陷阱,毕竟,十七年文学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式的人物刻画以及高大上的形象塑造方式,在文学人物怎样写的层面上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学现代主义的启蒙,使得今天的受众对于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部作品中,作家恪守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材料的收集以及人物生活历程的跟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时代的观念很多时候乃河流上的浮萍,只有底层蠕动的泥沙方能还原事物本初的面目.因此,在书写人物的成长史方面,作者基本不触及时代背景、政治方向、政策方针这些宏大叙事的因素,而是从人物的基本生存现实出发,讲述困苦的记忆如何驱使着人物以实际行动改变现状,以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朴素情结如何在人物的心底深处茁壮成长的过程.裴春亮这位农民的儿子,秉持中原乡土*中的德行观念,如同晚清晋商乔家大院的主人一般,在善行施予的过程中,不是从上至下的施舍,而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一种自觉担负.他兴修水库,解决乡镇百姓吃水困难的问题,办企业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兴办教育,让偏僻地方的众多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切善念的背后存有一颗朴素之心.让我想起晚清饥荒时代的晋南大地,乔家大院的主人不仅仅搭建了众多的粥棚,更重要的是启动了修桥工程,让穷苦人在获取尊严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劳动度过了粮食短缺的岁月.这种君子之德,乃大道下移的必然结果.这部作品集中,配合文字前行的是系列图片,尤其是黑白图片,其直接的冲击力可以抚平时代的隔阂,让受众充分感受到一个底层人物如何一步一步依靠奋斗,改变自我的命运,并将这种改变现实的热情如何投射到更广泛的人群中间.
读图时代的基本语境里,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如何消解宏大叙事,如何确立个人主义的审美指向,其间的过程,因为是参与者的角色,自然知晓.英雄人物、模范典型的辐射力以及感染力,能够抵达怎样的方位？互联网革命之后,这些人物如何与马云、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共存,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裴春亮》之前,张克鹏完成了长篇小说《青藤凹》的写作.这部完成于2011年的作品,凡31万字,共23章,章节结构上,以俚语、俗语作为标题.如此设置,彰显的恰是浓郁的乡土味道,类似的味道,弥散于文本中间,诸如人名、地名、方言等等.读上去比较活泛,有会心处不必在远的感觉,毕竟“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伽达默尔语）.语言是作家的秘密武器,小说写作中,如何处理方言土语,如何将口语与书面化语言恰切地融合在一起,已有精当的论述,此处不必赘之.
小说以太行脚下的一个村庄青藤凹村为基本视点,讲述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两位村庄内部崛起的新势力代表陈小安、陈春阳围绕着名位、话语权、声望的争斗,以及这两位新生力量与老支书郑镇天的纠葛,其间的人物关系内容辐射面波及乡镇、县城、周边县市,波及行政、媒介、地方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斗争哲学乃中原文化的底色,宗法社会、等级秩序以及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斗争哲学的长久性.建国后时期的阶级斗争话语模式又强化了这一底色,社会安平境况下,其呈现形式为隐形化,其手段则趋于权谋化.小说中,二陈之间不仅围绕着村委会主任这一职位展开全方位地争斗,而且围绕着妖娆的小莲之芳心也展开斗法.这样的处理颇值得玩味,展开来说就是,当下的部分农村、农民确实在物质生活上极大地富裕了,跟上了时代的快行列车.草房或者瓦房置换成了别墅式的花园楼房,牛车或者架子车也被私人汽车所取代,衣服也由土布、花布跨入到名牌的档位中,至于其他,完全可以和都市生活等齐,要言之,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别在部分人群中几乎被抹平.不过在思维观念,尤其是潜意识层面,旧的存留依然强大,比如对待女性的态度.在男人们的意识深处,女人不仅作为附属品,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令人悲哀的是,她们还作为私有物品,作为稀缺性资源,切入男人间相互争夺的内容之中.征服貌*性后的满足感和快感依然作为坚硬的岩石压在生活现代而思维尚处于前现代的男人们的心头.如果我们承认女性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这个前提,那么对弱者的同情和尊重乃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尺,那么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如何书写女性就涉及到文本的思想性问题.
人物形象层面,作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青藤凹》中的诸多人物形象被简化为正面和反面这两个序列.比如攀大强,这个新闻从业者就是一坏到底,虽然在处理陈小安这个角色上也触及了矛盾性,可惜的是未得充分展开.很显然,主人公陈春阳是作为正面形象加以渲染,他对小莲的肉体安慰要求的拒绝,对上级领导错误指导的抵制,以及豁出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乡亲谋福利的心思,等等.作家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搭建起对“绝对正确”的确证,另一方面则契合了呼唤改变困苦现实的强人的心理诉求,或者可以这样说,陈春阳这个小说人物身上,有着后来报告文学中真实主人公的诸多倒影.
经过艺术强化的人物仅仅是实现典型化的第一步,人物性格的立体性,以及自身精神特性的强大辐射力,当这些鲜明的特征凝聚成黑格尔所言的独特的“这一个”之际,时代人物典型才能在小说中得到逐步树立.文本理论盛行之前,形象思维、典型理论大行其道,尤其是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对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大.在处理典型方面,如何去除其时代性（因为时代性和应时性常常对应,胡塞尔所言的既是应时的又是永恒的,仅仅作为文本理想而存在,不具备普遍性）,增大典型的审美特质（人学魅力,性格的张力,思想的集中性等）,乃小说作者需要考量的问题,恰如屠格涅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而最具体的个人这一指称,则内涵丰富,值得思量.
作者简介：
刘军, 生于1973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第一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评论作品刊于《文学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艺术报》《小说评论》《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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