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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论文参考文献：
沈参
冰心：不吃不喝只求能睡
1929年12月14日,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正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家过年.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
为什么不订机票或者,而要订船票呢？
不订机票是因为中国航空起步太晚,在1929年还没有出现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不订则是因为战争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既没有飞机,也不通火车,那冰心能不能像现在的小白领一样直接开着车上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冰心没有汽车,就算有,她也开不到上海去———路况太差,加油的地方太少,还没过黄河就得抛锚.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冰心先通过北京的旅行社订船票,旅行社的人告诉她,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这几天船只非常拥挤,最快也得等到19日才有舱位.
冰心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订19日的,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她订好了船票.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日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点50分,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点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 日下午2 点30 分,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包厢,低收入群体一般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孩子的哭骂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10点,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12月22日晚上6点,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3天.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4天时间.这4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如果不是战争切断了京沪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冰心能坐火车回上海,是不是很快就能到家呢？也不是.早在1924年,周作人的同事、在北大教书的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看望女儿,坐的是二等快车,上午9点出发,第二天晚上8点抵达苏州,然后还得换乘沪宁列车,又花了将近一天才到上海.
可见坐火车并不比坐轮船快多少.
鲁迅：不停变换交通工具
上海和北京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春运”历程是这样的：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4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难怪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
陈光甫：火车晚点是常态
民国时,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写的也是“春运”期间的故事.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 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都插不进一根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沈从文：人在囧途多坎坷
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湖南凤凰古城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待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两天的轿子才到凤凰,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的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3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1元钱,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
郁达夫：路费太贵少回家
上个世纪20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
曾经有一年夏天,郁达夫一咬牙,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
四川文学家吴虞,他在北京住了5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
1922年夏天,吴虞鼓起勇气回了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
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5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3年半.
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的援助下,中国航空突飞猛进,终于出现了真正的客机（原先中国的飞机都是运输机和战斗机）,甚至还培养出了第一批空姐,在外地打拼的游子回家过年,终于可以乘坐飞机回去了.
问题是,你得买得起机票.
1945年秋天,从南京飞往上海,单程机票4.5万元（法币,下同）；从上海飞往青岛,单程机票12.5万元；从青岛飞往北京,单程机票22.5万元；从北京飞往太原,单程机票居然高达38万元！
当时38万元法币能在杭州买一套40平米的小户型！也就是说,从北京坐飞机回太原一趟,付出的代价是一套房子.
一张民国的显示,在1945年12月21日,一位工程师公费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从重庆飞往上海,票价是10.2万元.而在那时候,上海大公染织厂的经理年薪才9万元,这样一个高级白领不吃不喝攒上一年的薪水,也买不了一张机票.
所以在民国时代,坐飞机的人特少,除非有人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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