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题性到现象级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红,本文是关于电视剧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现象级和《人民的名义》和话题性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电视剧论文参考文献：
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创造了近几年少有的主旋律电视剧收视高峰,成为了广受瞩目的“现象级”电视剧.2009年至今,《蜗居》《甄嬛传》《琅琊榜》《欢乐颂》等“现象级”作品也曾一度,成为关注焦点.这些电视剧所共有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话题性,能够引发连锁的舆论效应.因此,本文拟从此视角出发,以《人民的名义》为例来讨论话题性如何促成了“现象级”电视剧的诞生.
一、 电视剧：类型重归激发话题再生
（一）从消失到重归：“空窗期”效应凸显
2000年后,题材电视剧《黑洞》《国家公诉》等剧接连出现在电视荧屏之上,形成社会反响的同时也造成电视剧内容同质化、立场偏颇化、艺术模式化等问题,导致了剧、涉案剧的泛滥,引起了观众的审美疲劳.2004年,下令整顿该类型电视剧,此后十余年题材影视作品几乎销声匿迹.
经历了长久的“空窗期”后,《人民的名义》一播出就立刻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从“消失”到“重归”,剧打破了相关政策的“紧箍咒”,体现了该类题材在长久“缺席”中国电视剧市场后显现出的稀缺性和观众对此的迫切需求.另外,《人民的名义》可能也是大多数年轻人关注的第一部题材电视剧,对他们而言极具新鲜感.该剧满足了观众的观看需求、填补了多年的市场空缺,还提升了旧题材的可塑造性.这是这部电视剧成为“话题”的基础.
（二）打“老虎”与拍“苍蝇”：作为社会焦点的
腐败是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之伴随的行为也就成了老百姓关注的焦点,本身具有极强的话题性.总书记上任以来,发起了全面深入的败运动,落马“老虎”“苍蝇”不胜枚举,早已成为政界、媒体、民众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焦点.在持续高压下,腐败案件不断被破获,涉案官员级别之高,内幕之惊人,贪污受贿金额之庞大,为人们的讨论提供了关注点和争议点.在2013年以来人民网历年热点调查中,“”话题稳居前五位；2017年人民网热点话题调查中,“”位列榜单之首[1],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引发的社会焦点话题之“热”.这是这部电视剧成为“话题”的社会语境.
(三)可被讨论的腐败：电视剧形成的脱敏效应
作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特点,易于引发受众的多元解读.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口头文化是其所在社会的一部分,它会对这个社会作出响应.[2]在当下媒体语境中,“口头”并不局限于交谈,其形式已延伸到社交平台评论、网络聊天等方式中.在相对自由并具有娱乐化色彩的大众探讨下,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被逐渐“脱敏”,触发了人们对本身的深入讨论.“”以可讨论状态成为了一个易于参与、可充分讨论的全民话题.这是这部电视剧能成为“话题”的传播机理.
二、 为现实画像：艺术创造推动话题集聚
(一)真实大胆与大胆真实：现实主义的魔力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与“议题融合”理论,找准目标受众的感情与思想指向,才能设置恰当的话题有效吸引其注意.[3]《人民的名义》就是一部瞄准了当前受众感情与思想指向的现实主义剧作,体现出真实大胆与大胆真实之间的双向深化.
真实大胆,指的是创作者的源动力来源于生活现实并敢于去表现这样的真实.编剧周梅森称自己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想把他对目前政治生态的切身感受写出来,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用比较真实的艺术手段展现在受众面前.[4]导演与编剧两位主创排除万难去触碰并挖掘现实敏感话题,这种创作勇气为该剧铺垫下了艺术“真实”的底色.
大胆真实,指的是创作者敢于突破既有框架同时肩负艺术追求,将现实生活进行了艺术提升,审美地呈现了这一社会现实,使该剧更具艺术魅力.中国当前的电视剧生产被资本和利益驱动,强调演员的人气、关注收视率,“小鲜肉”们片酬畸高,而电视剧的艺术水准却不断滑坡.《人民》导演兼制片人李路“左肩是艺术,右肩是经营和生产[5]”,不曾因生产之困而放弃艺术追求.开播前,《人民的名义》就以“老戏骨PK小鲜肉”“40余主演片酬占比50%”的清新脱俗获得了观众的好感；开播后更有“精彩群戏与五毛特效”“接地气与假大空”等对比话题不断滋生.《人民的名义》在今天繁荣而又“贫瘠”的电视剧土壤中注入“真实”的养分,真实大胆与大胆真实共同彰显了现实主义的魔力.
(二)侯亮平与祁同伟们：典型形象的张力
电视剧是观照现实的镜子,观众通过与剧中人物的“交流”来探索真实的自己.虚拟的角色“袒露”于观众“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下,这种直接的精神交流是现实中的人们无法做到的,也是观众所渴求的.根据福特斯的人物理论,一部好的电视剧作品既需要“圆形人物”,也需要“扁平人物”.[6]这两类人物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有着不同的艺术诉求,也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的交流需求.
《人民的名义》中,主角侯亮平被刻画成了“扁平人物”：他的性格特征是明显而单一的,他的观念和想法也是一再被重复的,他对信念的坚守并不会因任何因素改变.侯亮平性格的扁平化处理,体现了创作者对全剧核心价值观念——公平正义的强调,并且使观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即便观众忘记了故事情节,也很难消磨对侯亮平“正义化身”的牢固认知,这种特点鲜明的形象很容易被观众铭记而成为经典.
另一个角度来说,观众希望电视剧人物角色真实立体,以获得代入感.祁同伟就是一个满足观众多元交流需求的“圆形人物”.他的性格多变而复杂,其心理描写也较为饱满.祁同伟有梦想,渴望“胜天半子”,却不择手段、徇私枉法；祁同伟有良知,悔愧于放弃了爱情,却膨胀、包藏祸心.作为“凤凰男”,祁同伟出身低、无背景,堕入黑暗的他的确可恨,却也是可悲的.这就是“圆形人物”所体现的矛盾与挣扎,观众不得不超越“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来评价他.而演员的出色表演让人物特点鲜明,塑造了符合人们心中对官员、领导等形象的画像.张力十足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相结合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演员的表演本身都激发了观众的讨论,使话题更具人性的深度.
(三)观众的多重反馈：叙事铺设的魅力
电视剧的显著特征是注重跌宕起伏的叙事过程,其情节总是在打破平衡与回归平衡之间游移.为了叙事的连贯和流畅,电视剧中经常使用伏笔、铺垫,使两个事件模块形成交叉往复、互相渗透的关联.
《人民的名义》以重大冲突开场,戏剧性情节和刺激性场景紧抓观众视线.第1集侯亮平查捕赵德汉,不少观众被“两亿墙”和“花式”点钞的场面所震撼,也为赵德汉的反差演绎所惊诧.“前置”式的叙事方法调动了观众的追剧积极性,留住了挑剔的观众.除此之外,《人民》设置悬念并适当留白,以谜题叙事引发了观众思考：谁放走了丁义珍？谁是陈海车祸的幕后黑手？谁了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竞猜性的话题带给观众解谜的快感.
《人民的名义》巧妙地预设伏笔,通过反复叙事打造了精彩桥段.第13集,侯亮平、祁同伟、高小琴三人合唱了京剧《沙家浜》片段“智斗”,这一伏笔在第34集发挥了功效,侯亮平以唱曲走位躲入了狙击死角,保住了性命.两次智斗既是呼应,也是对比,既为剧情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又增添了戏剧性的艺术效果.第49集,侯亮平再唱“智斗”揭穿了扮演高小琴的高小凤,掀开了故事.在前文的铺设下,第三次“智斗”获得了观众极大关注,这集播出时收视率首次破7,达到当时最高收视率7.3%,同样衍生了诸多有趣的创造性话题.
三、 画外之音：媒介场促使话题延伸
(一)从电视剧到社会：话题弥散
费斯克认为,电视让观众的利益得到表达,观众才能从中产生意义、得到快乐.《人民的名义》不仅提供了电视报道或新闻所没有的视野,还以“真实之刃”切中社会痛点、糟点、百姓关注的焦点.从切入,反观现实社会这个有机的整体,替观众表达了他们内心所想、利益所需,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使其在核心主题“”之外,获得了更多的延伸性社会话题,这些话题从电视剧出发,围绕社会生活弥散开来.这种模糊了生活与艺术边界的现实主义话题激发了观众自发讨论的热情,它所带来的正能量有利于观众的价值导向,甚至还可能推动社会改良.
(二)从电视到网络：观点竞合
电视媒体单向传递信息给观众,而社交平台和开放的网络具有互动性,能为受众提供双向交流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人们产生分歧,但也达成共识.费斯克认为,这种共识或者话语,并非被个体创造,而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如果一个文本与受众产生共鸣,它就会流行开来[7].例如,观众普遍认同《人民的名义》直指现实问题,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随着该剧剧情展开,观众的个性化解析使观点愈加丰富,自然产生了分歧与争议.甚至有人提出：《人民的名义》一味地突出个人的作用,而缺少制度建设的高度和视角[8].
新颖的观点和立场各异的解析为观众提供了文本之外的视野.在观点的碰撞下,观众被带动思考,获得了强烈的参与感、共鸣感.互动与争议不断生成了新的话题与影响力,不仅巩固了收视率,还扩大了舆论声势.在人们讨论声中,保持了相关话题的热度.
（三）从“头版”到“头条”：多样推动
传统媒体相较于新媒体,议程设置的作用会更为凸显,电视设置的媒介议题会成为受众议题中的优先项.[9]《人民的名义》在初播阶段,就得到了《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多次好评与报道,引起各大网站转载.《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如同“领头羊”,其示范带领作用使得多数主流媒体纷纷跟随其行为,将《人民的名义》设置为优先议题,在主流“话语场”内对其产生了集体性的推动.
而网络舆论对热点的捕捉及扩散则促进了电视剧的话题性生成.例如,活跃度较高的社交平台微博,预先获得了用户的兴趣点,继而向其推送相关内容,并分析其成为“热点”的可行性,通过“热搜榜单”“微博头条”,将新鲜事物按照舆论热度排序.当然,也有一些专业的媒体人士,能敏锐地发现舆论走向.正是这种对“热点”的捕捉和有意识的扩散,使得人们的视线逐渐聚焦,形成“头条”.媒体利用强大的影响力,通过制造意义符号来对消费者施加各种因素的影响力.[10]对消费者来说,“头条”被赋予了“必看”的意义.《人民的名义》以自身的话题性与主流媒体的热捧被捕捉为“热点”并迅速扩散,迈出了走向全民关注的第一步.
“媒介大合唱”是持续动力.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能发声,人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发声”独一无二,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参与到其他话题讨论中,以获得群体的关注.自媒体和个人评论者对《人民的名义》推波助澜,并提供了独特的个人视野,其粉丝也成为了该剧潜在的观众群体.随着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话题的持续深化,最终形成了“全媒体”热议.
(四)从意义到快感：文化破壁
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语境中,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单一封闭的文本,而是如约翰·费斯克所言的开放性、多义性的文本.观众并不总是接受“规训式”文本的意识形态灌输,也乐于主动生产彼此认同的具有创造意义的大众文化,并从中获得快感,观众在解读文本过程中,具有主体性、创造性甚至抵抗性.[11]这种文本再生产,依赖于娱乐文化、粉丝文化、“表情包”文化等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形成了新的意义生产与消费.《人民》里“达康书记”的走红不仅凭借演员本身的魅力,更多有赖于大众文化消费者再生产文本的推动.
“书记”本是严肃而“不可亵玩”的正派形象,而大众将这种主流的“规训式”文本进行娱乐化解读,生产出了具有抵抗意义或更复杂意义的新文本.网友随心所欲地截取李达康的影像,并配上幽默的解释文字,产生一系列“表情包”、搞笑视频.这些二次改创的网络衍生品“直抒胸臆”,关注人的情绪和感受,使观众之间达成某种默契,所以它的“传染性”极高,一夜之间“达康书记”表情包便以迅雷之势“火”遍全网.在“表情包”的改创中,大众获得了控制文本的快感,它的广泛传播也吸引了网友参与讨论,生发了有趣的话题,让这部现实正剧打通了与二次元文化的隔阂,让该剧的吸引力超越了剧本身,变成了一部青年亚文化群体意想不到的“有意思”的剧.
从根本上来讲,当前电视剧话题性的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粉丝经济”模式的一种具体呈现方式.[12]话题不可能长久地被理性地讨论,感性和情绪是保证话题鲜活的重要元素.从感性的角度看,“达康书记”有几个明显的特质：性格耿直、雷厉风行、决绝果断,与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敢过于直率、做事思虑甚多、人际交往小心翼翼形成反差,观众对这种霸道式的“实干派”难免心有向往.女性观众更是将“萌”和“霸道”联系在一起,对“达康书记”产生了“霸道总裁”式幻想.这样一来,玛丽苏作品和《人民的名义》就构成了一种互文性[13],观众从中获得了双重意义的快感.该角色扮演者吴刚的微博已涨粉150万,粉丝群体的互动无疑为话题的萌生和发育提供了巨大的能量.
结语
作为10年来题材电视剧的重生之作,《人民的名义》的爆红标志着在新的媒体环境中,“现象级”电视剧与话题性之间具有更加复杂和紧密的联系.
《欢乐颂2》虽然通过话题炒作等营销手段赢得了数据,收视率碾压同期播出的口碑巨作《白鹿原》,但其艺术上的粗糙难以获得观众认可,最终难逃收视与口碑倒挂的结局.因此,话题的设置与运作不能完全依赖于后期推广营销.《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电视剧,其基础还是在于勇于直面现实,大胆艺术创造,将思想性、艺术性和价值追求进行了有机统一,从而引发大量公共性、争议性、延伸性话题.它也为今后主旋律影视创作和市场激活提供了可行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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