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公务员晋升：制度安排与其现实异化分析兼谈职务职级并行制度问题,该文是制度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异化和职级和兼谈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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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务晋升难、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是摆在县域公务员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颁布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为县域公务员拓宽职级晋升通道,至此,县域公务员存在职务晋升、级别晋升和职级晋升三种形式.职务分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它们都由职位所决定；级别居于次要地位,并从属于职务,一般意义上的晋升是指职务晋升.但从实践来看,在县乡基层,职务晋升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发生异化,出现法律之外的许多形式：职务层级细化,“排位”晋升,职务的“明升暗降”,以及“股级干部”的长期存在等.作为新制度,县域公务员职级晋升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
关键词：县域公务员；制度安排；职务晋升；级别晋升；职级晋升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 7408( 2016) 12 - 0014 - 06
县域公务员职业发展,被看作晋升“天花板现象”,[1] -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更好地调动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热情,2015年,颁布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被认为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许多学者看来,《意见》的颁布实施将会解决长期以来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难的问题,也将有效消除基层公务员中的“官本位”现象,被视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剂良药,但该项新政策的贯彻实施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首先了解县域公务员晋升现状,分析晋升制度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也为各地在贯彻落实新政策过程中出台各项具体举措提供理论参鉴.
一、制度层面上的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下称《公务员法》）,公务员晋升分为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这是两种不同的晋升类型.以下将着重考察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制度安排,并对《意见》施行后可能产生的变化进行分析.
1．职务晋升的制度安排.职务又划分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在县域范围内,除了一些特殊的“高配”现象,公务员的领导职务一般只有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根据组织学一般理论,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图一所示）.
一般意义上的晋升是指职务晋升,而职务又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因此,职务晋升包括领导职务晋升和非领导职务晋升.领导职务晋升受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下称《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就是拥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官员”,是政治精英中的优秀代表.
为深入了解县乡基层“官员”晋升情况,我们还需要将其领导职务与职位结合起来,将其职务与部门组织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各职务层次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县乡领域范围内对应于什么具体岗位.一般而言,正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应于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副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应干县党委副书记、县党委常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还有一些重要乡镇和开发区的书记、镇长或主任等.正科级党政领导干部一般是县直部门正职领导和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长和镇长.团县委书记一般是正科级,县委党校校长一般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常务副校长是正科级.副科级一般就是县直部门的副职领导和乡镇的副书记、副乡长或副镇长.
相比于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就陌生许多,虽然《公务员法》有明文规定,但并不详细.非领导职务与领导职务有何关系,非领导职务又该如何设置,需要参照2006年颁布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加以考察.根据该《办法》,巡视员相当于厅局级正职,副巡视员相当于厅局级副职,调研员相当于县处级正职,副调研员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主任科员相当于乡科级正职,副主任科员相当于乡科级副职.同时,该《办法》第5条规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机关设置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乡镇机关设置科员、办事员非领导职务.”由此可知,县乡区域一般只存在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和办事员这四类非领导职务（如图2所示）.
党政干部职务晋升就是指由低职务晋升到高职务.在领导职务中,由副科级晋升到正科级,由正科级晋升到副县级,由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或者直接越级晋升：在非领导职务中,由办事员晋升到科员,由科员晋升到副主任科员,由副主任科员晋升到主任科员,或者直接越级晋升.不仅如此,晋升也可以发生在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转任上,比如,主任科员晋升（转任）为副县级领导职务；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晋升（转任）为副调研员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晋升与非领导职务晋升有各自的条件和要求.根据《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任具（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这里的“下一级”当然指职务的下一级,但并没有明确是领导职务还是非领导职务,根据《办法》第11条,调研员的晋升条件是“应当任县处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四年以上”.这就意味着非领导职务与领导职务的转任渠道是畅通的.
2．级别晋升及其与职务晋升的关系.关于级别,《公务员法》第19条有如下规定：“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规定.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由此可见,法律明文规定了公务员的另一条职业发展路径就是级别晋升,而这并不区分是何种类型公务员,既没有与地方之分,也没有高层与基层之别.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级别晋升从属于职务晋升,公务员必须在同一职务限度内晋升级别,而不能跨越职务限制.
为了详细了解级别晋升与职务晋升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2006年和国务院印发的《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其中有这样的具体规定：关于领导职务公务员．县处级正职对应于18级至20级,县处级副职对应于20级至14级,乡科级正职对应干22级至16级,乡科级副职对应干24级至17级.关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主任科员对应干22级至16级,副主任科员对应于24级至17级,科员对应于26级至18级,办事员对应于27级至19级.因此,在县乡区域范围内,公务员级别是从27级到12级不等.一般情况下,职务越高,级别越高,但并不必然对等,比如副处级有14级的,但正处级也有18级的.
分析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职务、级别是和一定职位联系起来的.《公务员法》第15条规定,“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第19条规定：“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而且《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中组发[ 2008]7号）第6条规定,“公务员任职,按照公务员职务序列,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由此可见,一定程度上,职位决定职务,然后再决定级别.
我们这里讨论的级别晋升,顾名思义是指由低级别晋升到高级别.但根据上述分析,一个职务范围内有多个级别,不同职务也存在级别的相同情况,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级别晋升并不意味着职务晋升,职务晋升也并不必然等于级别晋升.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可见,职务只是级别的“根据”之一,级别的晋升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在职务所对应的级别范围内.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级别晋升确实受制于职务晋升,职务晋升相比干级别晋升也要重要得多,职务晋升在一般情况下当然获得级别晋升,而级别晋升却严格地独立于职务晋升之外.这就是职务与级别两者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二、现实层面上职务晋升层级的异化
1．职位晋升：职务晋升的细化.如前所述,职务晋升和级别晋升是《公务员法》规定的两种晋升类型.实现晋升途径的非单一化,就是为了解决职务晋升的有限性问题,从而实现对公务员的有效激励.然而,这两种晋升类别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之初的预期效果.对于广大党政干部而言,职务晋升远比级别晋升重要得多.从上面的讨论也可看出,级别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职务晋升,但职务晋升不会受制于级别晋升,而且职务与一定的职位相对应.不仅如此,《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主要是用来规范选拔“领导职务”而非“级别”.例如,该规定的第8条：“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公务员晋升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职务晋升而非级别晋升.由此可见,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基层社会,级别晋升对广大基层干部没有吸引力,只是对工资上涨有意义,而不同级别之间的工资差别不大,这就直接减弱了级别晋升的激励效果,以致很多人都忽视级别晋升的存在而一味地追求职务晋升.
在级别晋升发挥不了很大激励作用的现实状况下,职务晋升成为了众多县乡党政干部的唯一目标,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也就是职务晋升的有限性与党政干部晋升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似乎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县域范围内,党政干部人数众多,为了在现实条件下实现有效激励,各地组织部门也需要“善于”抓准党政干部心理.既然党政干部们都在乎职务,特别是在乎职务对应的职位,那么组织部门就从职位上找办法.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在干部晋升的具体工作上,突出同一职务上的不同职位差别,尽量把职务的阶梯细分,再细分.比如一个不兼任党内职务的副县长,如果想要晋升到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去,需要经过县委常委兼副县长、县委常委兼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兼县政府县长,最后才能晋升到县委书记职位上.如果从职务晋升上来说,从副县级到正县级,只有一个层级（见图4）,各地组织部门将职务根据职位不同又进一步细分之后,却将一个层级转化为四五个层级（见图5）.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并不绝对,有些人可以越过这些层级,有些人必须经过这些层级,有些人也可以简化或缩小这些层级,但无论如何,这些层级却是现实存在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务层级上只要不受到处分,各项考核称职合格,经过三五年就有资格晋升上一个职务层级.但是因为县乡职务层级很少,众政干部都竞相争取,于是形成了“干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拥堵状况,这无论对党政干部本身还是对组织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实行职务（职位）的进一步细分之后,就人为地增大了晋升空间,为党政干部铺设了一条更长的晋升之路,一方面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减轻了组织部门的压力,同时还为众政干部创设了一个心理预期,即如果要晋升到某一职位,必须一步步经过这么几个环节.这不失是干部工作实践中的一个“创新”.当然,上面举的例子是县级党委政府,实际上其他职位上也是一样,只不过不是十分明显.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县乡干部工作的一个常见现象,并不代表全部,也并不能代表所有地区.
笔者在基层政府挂职锻炼期间,针对此问题曾对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进行了访谈.该主任对笔者说：“关于升迁,虽然一样是副处级,但纯粹的副县长,权力是最小的,离县长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因为他上面还有担任县委常委的副县长,担任县委常委的常务副县长,还有县委副书记,一般副书记就比较接近正县级了.以后市委组织部要提拔一个正县级,就要从全市范围内的副书记中挑选,这也叫论资排辈.”
2．“排位”晋升：职务晋升的变种.同一职务之内还有“排位”晋升,这也是职位晋升的另一种说法.“排位”可以说是党内职务排位,但如果是非党员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如副处级）,会排在党员职务之后,如果不是同一职务,按照职务序列“排位”.当然,这并不绝对,许多地区为了避免“排位”混乱的问题,组织部门会有一个同一职务上各党政干部排序名单.众所周知,县乡科级干部由县委组织部具体管理,县乡范围内处级干部由市委组织部具体管理.组织部门在配备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班子时,不仅明确领导干部的职务与职位,还会明确党政干部的“位置”,在谁之前,在谁之后,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在县级党政班子里,同为正处级干部,县委书记排位在县长之前,县长排位在县人大主任之前,县人大主任排位在县政协主席之前.同为副处级的县委常委职务,“位置”前后都有明确规定,这个排位是由市委组织部（或市委常委会）规定的.同样,乡级党政成员的排位是由县委（组织部）规定的.因此,组织部门在宣布干部任命时,总是要强调受任命干部的具体“排位”,以免产生“排位”混乱.之所以规定得这么细致,是因为在官本位思想意识的笼罩之下,人们的等级观念非常深厚,对“排位”非常看重.也许在多数人看来,“排位”更多是体现一种心理上的地位差别,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但在县乡党政干部那里,这些“位置”上的靠前或靠后,也能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觉.不仅如此,组织部门的这些“排位”规定,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细化职位的激励效果.
3．职务的“明升暗降”.除了同一职务上的职位晋升和相应的“排位”前移之外,还有一种晋升就是人们常说的职务的“明升暗降”,即从职务上看属于上升,但从职位上看,其权力、重要性和影响力大幅下降,从而也导致该党政干部社会地位的降低.这种情况在县乡官场是很常见的.比如有一种情况是退居“二线”.中国官场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党委和政府被视为“一线”,人大和政协被视为“二线”,在人大和政协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有过党委政府的工作经历,被视为是从“一线”退居“二线”,所以一般年龄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干部一般会有职务上的晋升,也就是说可能从以前的正科级（县政府某局局长）晋升到副处级（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可能是从以前的副处级（如政法委书记）晋升到正处级（如人大主席或政协主席①）.但是,这种职务晋升更多的被赋予了党政干部退休之前的“照顾”和“补偿”意义,而并没有伴随着权力和责任的增大,更谈不上“主政”一方.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虽然在党委政府“一线”,或者本来就是在“二线”或者在其他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因为政策原因、年龄原因或者领导职务有限,导致某些党政干部很难晋升到上一级领导职务,而又不宜继续担任现职,这时组织部门会考虑将其晋升并转任到非领导职务,比如正科级领导干部晋升转任到副调研员职务上.虽然职务上是升上去了,但其权力、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甚至不能与之前的正科级领导职务相提并论,这种晋升可能都不是该党政干部所期望的.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一种职务的“明升暗降”.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职务的“明升暗降”指名义上的职务上升而实际上的“职位下降”,但毕竟在职务上还是升迁了,享受的待遇也提高了,这种晋升并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也是需要“竞争”的,只是说它不同于人们平常理解的职务和职位的同步晋升.
4．股级干部的长期存在.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农村人口还是多于城市人口,这种状况只在几年前才得以改变.再加上之前的农业税并未取消,县乡范围内的党政机构五花八门,“七站八所”之类的条条块块非常之多,县直部门大多都需要设置职能科室,“七站八所”与县直部门的内设科室成为了事实上的一级机构,这些机构的正副科长（主任）就成为了事实上的一级领导,这就是股级领导干部.虽然公务员法并不承认有这一类别,但股级干部在广大基层却广泛存在,成为了介于副科级与科员之间的领导职务.这样无形中就在科员和副科级之间横插了正股和副股两个职务层级（如图6所示）,这自然也就增加了基层干部的晋升层级.虽然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有所争议,但县乡政府的运行现状支撑了股级干部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一些面积较大人口众多的县市里更是如此,但城市里的区政府却很少存在这一股级干部类别.
三、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内容及其争议
从以上讨论可知,县乡基层公务员存在职务晋升和级别晋升两种形式,但级别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职务晋升,因此职务晋升几乎成为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唯一通道.然而职务由职位所决定,职位的有限性导致了职务资源的稀缺性,众多基层公务员争相谋取职务晋升但又难以如愿.目前,担任科级及其以下职务的公务员的比例达到了90%,担任副处以上职务公务员的比例还不足10%.在几十年的基层职业生涯中,多数人只能在科员和办事员两级默默守候,其职业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人概算过,一个乡镇普通公务员,要想成为一省之长,机率是二亿分之一,成为厅长是五百万分之一,成为处长是五万分之一.记者曾走访粤西、粤北几个乡镇后发现,乡镇干部“升”的空间小,因为乡镇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从提升空间来讲,一般提为正科级也就到顶了,晋升空间比较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颁布了《意见》,希望能“晋升天花板”难题,消除职业倦怠,从而调动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1．职级设置与晋升条件.级别晋升与职务晋升是两种独立的晋升类型,但职务晋升“一家独大”,占据主导地位,级别以及级别晋升几乎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这次的制度改革正是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状况,提出了职级和职级晋升的概念.在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中,职级完全是一个新名词,连接了“职务”与“级别”,但又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并且与职务相互独立,适用于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因此被称为“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这样一来,现有的法规政策便同时规定了“职务”“级别”“职级”三种晋升类型,功能各不相同.根据《意见》规定,“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设置5个职级,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这样5个职级名称与职务名称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今后所谓的“科级”干部、“处级”干部不再仅仅是指那些有“官位”的领导,也指那些没有“官位”的普通公务员.
那么,公务员晋升职级,标准和依据是什么？《意见》规定有两个因素——任职年限和级别：“具体条件分别为：晋升科员级须任办事员满8年,级别达到二十五级．晋升副科级须任科员级或科员满12年,级别达到二十：晋升正科级须任副科级或乡科级副职、副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二十级：晋升副处级须任正科级或乡科级正职、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十九级：晋升正处级须任副处级或县处级副职满15年,级别达到十七级（见图7）.任职年限,从晋升职级或正式任命职务之日起按周年计算,满12个月为1周年.任现职级或职务期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任职年限条件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等次,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
这样的内容规定确实体现了对县乡公务员“用心良苦”,但同时也容易引起一系列疑问与争议.首先,既然职级设置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那为何又要借职务之名称,这是为了打破“官本位”还是加强“官本位”？[10]由前面的讨论可知,即使针对职务,也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而根据《公务员法》规定,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和办事员,在县乡区域内只有后面四种,这避免了与领导职务类别相混淆.但《意见》中却将职级分为“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等,至少在名称上就从属于职务甚至是领导职务.如此一来,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得到了提高,同时其政治待遇也相应有了提升,这是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种“荣誉”,对于官僚系统的公务员来说尤其重要.[11]实际上,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基层公务员最为重视的不是工资待遇,而是那样一种政治身份,如果从正科升为副处,在乎的不是每月涨了一些工资,更是“尊严”与“面子”,不管是否“”,但说出去至少也有个“官号”,这对于他们很重要.
其次,单独对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设置职级晋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违反了法制统一.[12]现代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是劳动者的劳动性质,根据性质不同将社会行业划分为公务员、医师、律师、教师等,从而也出现了《公务员法》《教师法》《律师法》等,这说明从事同一职业的工作人员理应受到统一的法律约束.无论是县乡基层公务员,还是省市或公务员,都属于公务员群体,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职业人群,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制度的统一管理.而单独对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开辟职级晋升通道,违反了法制统一与公平的基本精神.同为中国公务员,为何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就特殊些,县以上机关公务员是否又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新制度的设置虽说是为了促进公平,但可能又会导致新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带来了管理混乱,职级晋升通道只针对县乡公务员,如果晋升了职级的公务员被调往省市,隶属关系和管理机构发生了变化,自然也就不属于《意见》所指的“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这又该如何处理,是取消职级吗´同样,、省市或者市辖区的公务员被组织派往边远山区,或者自愿服务县乡基层,那又该如何计算他们的工作年限？这些都是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的新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使得新制度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并带来了新一轮的管理混乱.
再次,“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同时是否可以“互通”？既然《意见》将职级定位为与职务并行的一种新的晋升通道,这与此前的级别区分开,不再是从属于职务而取得了相对独立地位.但问题在于,晋升了职级的公务员是否可以在职级的位置上晋升职务,还是要回到原职务层次开始,这也是广大基层公务员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做个形象的比喻,改革以后,如公务员设置了“两道梯子”,可以“并行不悖”,这道不行走那道.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两道“梯子”之间是否可以相互“串联”?晋升到了“县长级职级和工资待遇”的正处级职级公务员,如果有一天他需要走“职务梯子”,是从他此前的职务{比如“副处”）算起还是从此后的职级（正处）算起,还是可以没有阻碍地直接“平行”或“横跨”到对应的“县级职务“梯子上？或者“降一级使用”,从“县级工资公务员”可以转变到“正科级职务”？反之,是不是同样可以适用？
2．职级晋升办法、晋升后待遇及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晋升途径,同样应该符合激励理论的一般规律,因此需要加强考核,并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意见》规定,“对达到规定任职年限和级别条件的公务员,依据其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在本单位或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测评,经考核合格的晋升职级.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包括初核、测评和考核、公示、报批等环节,按所任职务的管理权限进行审批.”由此可见,晋升职级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初核——测评——考核——公示——报批,初核包括两项：一是任职年限与级别：二是“德才勤绩廉”符合要求.在这其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就是初核程序,因为是否达到“资历”是一个客观化的标准.关于待遇与管理,《意见》指出：“公务员晋升职级后,享受相应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工资待遇.”“工作岗位不变,仍从事原单位工作.”通过这些概括性的制度规定,同样会引起下列疑问.
首先,依据“任职年限和级别”来晋升职级,是否会沦为“熬资历”,从而助长“懒惰主义”？虽然说基层干部的职级晋升,应以工作年限作为必要前提.但如果唯年限是从,则会让干部产生“熬年头…熬资历”的心理预期.以前还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受到领导欣赏,或者做出一定政绩,从而晋升职务.[13]而现在只要工作到了一定年限,就可以晋升职级,并不需要太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如果真是如此,这将会带来普遍的惰性思想,并容易陷进“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思维怪圈,与该政策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曾有人提出疑问：“一杯茶水,一张报纸或一台电脑,一天8小时,悠悠晃晃15年副处挂上了,何乐而不为呢？”甚至有公务员“熬到了”一定职级,还可能会“倚老卖老”,摆“老资历”,而尚未满足条件又实际晋升无望的公务员则不思进取、“坐而待之”,因为只要“熬得住”,基本都能实现级别待遇的提升.
其次,县乡公务员晋升职级是否有“上限”或其他限制？一方面是职级晋升是否畅通.理论上,按照相关制度设计,即使一名乡镇公务员在没可能升任乡长等正科职务的情况下,他应该可以晋升到“正科”职级,拿到乡镇长工资.那么,乡镇基层公务员在晋升工资上有没有“顶篷”与“上限”？是不是不能超越所在单位的“最高行政级别”？这是一个疑问.如果不能超越,职级晋升通道遇到阻碍,这显然不符合《意见》目的,如果超越,其“职级”就会高于所在单位领导“职务”,这又将产生新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职级能否连续晋升,是否有“次数”限制？一个没有职务的普通科员,12年未提拔职务,可以晋升副科职级,再经过15年,还没有晋升职务,是否可以继续晋升到“正科”职级呢！再比如,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主任科员,经过15年没有晋升职务,可以晋升到“副处”职级,是否还能继续晋升到“正处”职级？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再次,身份如何定位？如前所述,相比于工资待遇而言,公务员更加关注身份大小和地位轻重.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县乡公务员不仅工资待遇不高,其政治身份与地位也很低,出差无人接待,讲话没有影响,而一旦在职务上有了晋升,有个“一官半职”,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使在县域范围内当个“正科级”干部,都算是很重要的“官位”,并带来一系列的荣誉感和社会认知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公务员“挤破脑袋”也要、行贿送礼也要“买官”的真正原因.但在实施职务职级“双轨制”改革后,应该同步明确“职级”晋升上来的公务员究竟算什么待遇、享有什么样的“政治身份”.“拿着县长工资”的科员,其职级是“正处”,究竟算科员级还是正处级？在百姓眼中算不算“县级公务员”？还是“享受县级公务员工资的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务的县级公务员有什么真正区别？两者工资逐步一致的情况下,提法上如何明确区分区别？如果仅仅是“涨工资”,其他什么也一样,是否有未尽之处？这些都是摆在组织人事部门面前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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