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来华人士塑造的中国军人形象述评,该文是关于军人形象开题报告范文和抗战和述评和军人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军人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郑艳林
内容摘 要：抗战时期来华人士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国军人战斗生活的作品,描写了中国军人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既有对个体军人形象的描写,也塑造了中国军人的群像.这些作品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来华人士限于行旅局限,艺术塑造并不完美,但真实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总体认识.
关键词：抗战 来华人士 军人形象
国家形象既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涉及“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绘下的一国的形象”[1]289是公众对国家印象、评价的综合反映.军人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和践行者.因此,对军人形象的描写也成为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近代以来,描写中国军人形象的作品散见于来华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官的笔下.作为较早来华的外来人士,视角的便利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近距离描写,但因文化的差异和旧中国的现状,特别是“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的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2]129等原因,中国军人形象与中国百姓的形象一样,常常被赋予了愚昧、保守的特质.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大量国际友人来华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他们中既有长期驻扎内地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有第一个八路军随军记者史沫特莱,也有创作《西行漫记》的斯诺,还有以记者身份来华的英国诗人奥登.和此前来华人士不同的是,他们能够深入中国民众的生活,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通过刻画中国军人英勇形象,塑造了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让西方得以了解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为中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总体而言,他们塑造的中国军人形象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形象各异的军官形象
由于来华人士的特殊身份,较之中国记者,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这让他们能够通过深入的访谈,突破宣传假象,从较高的角度思考中国抗战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高级军官对日军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他们虽然在坚信中国军队必然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对自身的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史沫特莱在《有良心的将军》一文中记载了她对张自忠的印象.由于抗战前在华北的任职经历,让张自忠在华北沦陷后一直身背汉奸的骂名,这种阴影甚至在台儿庄大战之后还对他存在影响.史沫特莱敏锐的抓住了这个细节,她描绘了一个高级将领的矛盾内心,一方面抗战的责任让他要坚持领导岗位,负担更大的责任,但是旧日的骂名心有余悸,当时的舆论之可怕在于,“人们说他为了良心的安息,但求一死报国.”[3]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张自忠的内心十分矛盾.史沫特莱是个伟大的记者,她避免因报道的需要去美化军人,她以最大的可能将张自忠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在她笔下,张自忠是英勇无畏,身经百战的,但战事的艰辛让这个性格开朗的将军也不免担忧.在对张自忠的参谋长张开厦的采访中,史沫特莱展示了一个目光敏锐,敢于正视差距的高级军官形象.张开厦告诫史沫特莱不要轻信对日本的传言,他指出日本在中国作战多年,作战经验不断丰富,并善于研究中国的军事政治思想和各方面弱点.同时,他也承认了中国的征兵制度和士兵素养方面的不足.由于日本的士兵的文化水平高,身体素质也优于中国,造成了中国的劣势.
记者也如实揭示了国民党军官身上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美国记者卡尔逊在《从临汾到武汉》一文中描绘了他和时任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的会面.与冯玉祥相比,在他笔下,阎锡山是作为一个疲惫老者的形象出现.在与记者的会谈中,这位战区最高司令官显然对部下的情况不太熟悉,“不是想不起番号,就是想不起一些司令官的名字,不得不叫来一个参谋帮忙”.[4]在聊到对日战略时,阎锡山则是“带有极端自满的神态”以空话来敷衍记者,这让记者十分不满.在记者看来,这位在山西经营多年的军官,其最大的兴趣是保存财产和维持势力,对临汾即将被日军占领的难题没有丝毫的关切.另外,不少记者对国民党基层军官的不作为行径进行了评判,史沫特莱目睹了一个团级医院的惨状,“伤兵象停尸房平板上躺着的尸体”,“伤兵有的三五个挤在一条军毯里,有的六七个围在一起设法取暖,他们都在叹息,痛苦呼唤”.
第二,勇敢坚韧的士兵形象
基层是部队的主体,作为军队主体的普通士兵,也是记者和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面对强敌,中国士兵展现了勇敢、坚韧和乐观的一面,这让记者和作家深为感动,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以普通士兵为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
苏联作家罗果夫在《前线一带》一文中讲述了川军一营冒着炮火反击日军,最后全营牺牲的英勇事迹.类似的惨烈战斗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但这让缺少心理准备的记者大为震撼.作为《消息报》和苏联新闻影片公司的特派记者,苏联人卡尔曼试图以影像来展示中国军民为生存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但在飞越中国西北边疆的飞机上,他才意识到此前对中国的印象过于简单幼稚.和文化想象不同的是,现实的中国对他十分陌生.在经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的残酷之后,中国的形象对他才开始变得清晰.他忠实描绘了中国普通士兵的英勇和苦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记者观察视角的转换.他描绘长沙会战中街头生火取暖士兵的无助,描写因火车运力有限无力后撤的伤兵的痛苦,“伤兵们互相交叉躺着,使得空气里面充满的声音”,作为摄影师的卡尔曼感到十分痛苦,他坦言“拍摄这样的镜头,比去拍摄轰炸和火烧的情景还更难过”,在为士兵命运哀伤的同时,他深刻感受到了这个民族的伟大和苦难.相比牺牲的士兵,卡尔曼注意到了中国军人的坚韧顽强.这些沉默寡言的普通军人,总是能够在绝境之处给予他震撼和感动.一个伤兵拒绝了好心的劝阻,坚持独自一人返回部队,虽然路程有一百多公里,但对这个士兵来说“那算不了什么,我会走到的”.卡尔曼还见证了少年军人成长的过程,虽然这些孩子才十五岁,但民族的苦难已经让他们早熟,“不管他们的年纪有多小,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第三,积极团结的形象
这些记者和作家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斗争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创作了大量描写延安生活的作品.早在1928年,任职于《法兰克福报》的史沫特莱来到中国,记录了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并结合这段经历完成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成为较早揭露和评判日军罪恶行迹的文献.1937年,她又前往延安,采访了,周恩来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见证了延安经历的一些新变化,并创作了《续西行漫记》、《中国在反击》等书.1944年,成员多达四十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又前往延安采访延安的抗战生活.记者的报道真实展示了中国领导的抗战斗争,他们以饱含热情的文字再现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也描写了八路军克服不利因素,采取积极灵活的方式取得胜利的案例.德国记者西格斯在《西线所闻》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活动,指出八路军采取破袭战毁坏日军运输铁路,采取地雷战伏击日军巡逻队,通过地道战攻击日军军用机场,甚至自制液体喷火机攻占日军据点.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通过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以县城、乡村建立抗日政权的模式,实现了对日军据点的围困,造成了山东个别地区日军晚上不敢出城的局面,获得了局部斗争的主动权.这些成绩震撼了记者,让他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也让他们认识到的领导下,“人类的智力可能胜过机械的这个事实.”
总之,抗战来华人士通过行旅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逐渐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浪漫或落后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游历他们认识到了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的重要性,见证了延安的奇迹,这一认识的转变促使他们能够真切体会到中国遭受的苦难,也使得他们能够客观描写中国军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相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
[2]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3]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4]卡尔逊.中国的双星[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16sk020）.
（作者介绍：郑艳林,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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