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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的政策扶持固然重要,但有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或者更加长远,主要包括：新能源的竞争力、新能源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国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等.
（一）市场竞争力明显增长
近年来,风能和光伏电力的增长速度在美国能源增速中跃居首位,2015年对美国新增发电能力的贡献达三分之二,在能源市场中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边缘角色.近期有研究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EIA）的年度数据推算,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 8 年期间,美国风电设施的发电量实际增长了约 4 倍,有望很快超过水电,成为排名第一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就增长速度而言,太阳能电力的表现更为突出：大型光伏电站的发电量 8 年间增长了约 40 倍,以屋顶光伏电力设施为主的分散发电体系的发电量在 2014 至 2016 年间创下了70% 的年均增长纪录.
在全球范围,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成本的大幅下降.例如,离岸风力发电成本,最近 3 年下降了近一半.阳光资源极富地区光伏电站的发电成本已经降到比经济效益最好的燃气电厂更低的水平：每千瓦时不到 3 美分.在美国一些风力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州,即使没有政府补贴,可再生能源电力也已能同页岩气和煤炭电力进行商业竞争.
在推动成本下降的因素中,技术创新被认为最关键,影响力也最持久.在这方面,美国的新能源产业有自己的优势：在制造高效光伏电池、超大功率风机涡轮、电动汽车和电储设备方面,一些企业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是国际新能源技术市场供应方的重要成员.从长远来看,美国有能力保持在技术研发方面的领先地位.作为最早涉足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国家之一,美国有众多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人机构参与相关基础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调动大学、 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研发投入, 推动它们之间的有效合作方面,美国有较成熟的经验和机制.
（二）成为地方经济新支柱
据统计,目前清洁能源产业对美国 GDP 的贡献已超过 2000 亿美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产业年度就业统计,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超过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总和.太阳能产业雇用的人员已经远超煤炭产业.
这种成绩意味着在可再生能源产业起步较早或增长速度较快的一些州,同新能源有关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政府政策选择有重要影响.对于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和能源问题上的主张,美国不少州和地方政府公开提出批评,它们同时重申发展低碳经济的承诺.例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该州将按计划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到 2020年将碳排放量在 2005 年基础上削减 26%~28％.他呼吁参加《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限制计划》（RGGI） 的各州,在实现 2020 年减排目标之后继续努力,争取到 2030 年将总体排放水平再降低 30%.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宣布,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该州将继续推进全美最高的减排目标：到 2030 年将碳排放水平在 1990 年基础上降低 40%,并通过吸收新参加者扩大其率先建立的碳交易体制的地域范围.
支持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地方政府并非都来自党阵营.总统大选结束后,全美 71 位市长联名致信特朗普,呼吁新政府继续奉行积极的气候政策.这些市长中,有 29位来自支持共和党的州. 美国有 130 多个城市加入《全球气候和能源问题市长协议》,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共和党阵营.
美国中西部的十多个州历来支持共和党,但在发展新能源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由于地理位置处于美国主要的风带,这些州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近年来,风能电力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地方经济的新支柱.在特朗普签发《能源独立》行政令的一周之前,穆迪投资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州的风电已降到每兆瓦时 20 美元,而该地区许多燃煤电厂的电价是每兆瓦时 30 多美元.预计,即使没有 CPP,在这些州,成本竞争也将导致燃煤电厂产能的三分之二被风能电力所取代.
在 2009 年经济复苏方案（ARRA）框架下,奥巴马政府为风能电力企业提供生产税优惠（PTC）,为太阳能电力企业提供投资税优惠（ITC）.中西部各州是这种供给侧扶持政策的主要受惠者,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例如,2012年 PTC 首次到期,继续实施需得到国会批准.当时的国会已由共和党控制,保守派主流反对政府资助新能源产业.但在中西部各州的推动下,国会最终通过了 PTC 的延期批准.2015 年,国会同意将 PTC 和 ITC 的有效期分别延长到 2020 年和 2021 年.这背后,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在共和党内有影响的几个州被认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未对上述税收优惠项目提出反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和党内分歧的存在.
（三）社会认知的影响
近年来的民意调查普遍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严重的问题,并支持采取减少碳排放的举措.例如,64% 的美国人表示“非常”或“相当”担心气候变化,7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撤出《巴黎协定》.在全美所有国会选区中,认为应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对其排放加以限制的人占75%,明确支持限制电力产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人占一半以上.
而且,年轻一代普遍更加关注气候问题.哈佛经济研究所 201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选民.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2016年的调查提供更具体的数据 ： 在35岁以下的选民中,认为应正视气候变化现实的占 91%；在 65 岁以上的选民中的比例为 74%.
这意味着,气候政策受到的民意压力未来可能增长.讨论框架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趋势：在调查中,人们更多谈的是“应该如何减少排放”,而非“气候是否已经在发生变化”.
美国知名大企业多数承认气候变化同碳排放有关,并表示支持积极的气候政策,不少还制定了本企业的低碳化路线图.2015 年,包括苹果和沃尔玛在内的国 81 家著名大企业签署了一项降低碳排放的保证,其中多家企业在特朗普当选后重申有关承诺. 这些企业看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压力的长期增长趋势, 选择在投资规划中为此早做准备, 以减少被动应对规则变化的风险.
煤炭和煤电产业是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新政策为其扩大开采规模和发电能力提供了便利.然而,这些产业的企业是否都会对此做出反应,直接参与“重振”煤炭产业,仍有未知数.据统计,在 CPP 未生效的情况下,煤电在美国电力供应总量中的占比已经大幅下降,从 10 年前的百分之五十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有超过 250 家煤电厂（占全美煤电厂总数近一半）表示它们考虑在最近几年关闭现有设施,或转向使用较清洁的燃料.它们的选择主要反映出煤炭电力面临来自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成本竞争,以及 CPP 生效后企业生产成本增长的可能性. 现在,对 CPP 的担心可能已经减少,但促使这些企业萌生退意的其他因素仍在.在技术研发取得新的突破或市场扩大提升规模效益的情况下, 新能源电力的生产成本可能继续下降,继续挤压传统电力的利润空间.此外,鉴于能源项目多是长线投资,不少要数十年后才有回报,投资决策不能不考虑同气候政策有关的变数,如不能确定未来当选的总统是否都奉行同现任总统一样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也不能排除,在气候变化日益严重,同认知有关的政策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限制排放不仅可能重返联邦政策议程,有关标准还可能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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