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的价值观引导和治理,本文是网络语言方面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和网络语言和价值观和治理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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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语言在其化表达之余也呈现出了一些生活化,甚至低俗化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互联网上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当下社会舆论的一些价值倾向.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网络语言的治理应当如何展开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文章认为对网络语言低俗化的治理不应当继续施行家长式的一刀切作风,而是应当结合新的互联网技术,实现互联网内的自我净化.
关键词 网络语言；舆论；价值观；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7-0059-03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场人类认知领域的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人类之间的互通互联,打破了传统媒介点对面的单向传输模式,转而型构了一个立体化,网格化的信息传输模式.按照媒介生态学派的观点来看,每一种媒介形式的出现都对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刷术培养了人们线性的,思辨的思维方式；电子媒介让人们的思维更加直观,更注重感官刺激；互联网则用它非线性、个性化、共享化等特点塑造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并带来一种全新的交流和表达习惯.这种交流和表达习惯生成和流通于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之中[1],它与现实社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而诞生于斯的网络语言也因此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生活用语的全新形式,它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高度融合,体现出了非线性、开放性、去中心、碎片化和情绪化等特点.而网络语言的这些特征所蕴含的个人中心主义、解构崇高理想、拜金主义等特点也让人们意识到其在价值观方面所隐含的诸多问题,以及这种价值观在流通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多风险.
1 网络语言与社会舆论
正是由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的特点,使得网络语言作为舆论生成的重要要素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当前一些处理不公或不合法规的社会事件激发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其表达需求也因此高涨.作为一种基于社交媒体的新型表达手段,网络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情绪的重要“发泄口”.从“我爸是李刚”到“你妈是你妈”,网络语言所代表的草根力量通过狂欢式的分享成功地对舆论完成了引导,进而促进了腐败事件的解决和不合理法规的改进.正如陈一愚所指出的那样,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脱离常规、插科打诨等方式重新建立秩序之外的人际关系.”[2] 这种新型秩序的建立不仅影响了网络群体传播之中的语言样态,更是直接重构了网络上的权力体系,进而逆转了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中权力关系,原本居于中心的监测者成为了被监测的对象,而原来的被监视者则成为了行使监督权力的人,“围观改变中国”的现象也就此发生.
网络语言对舆论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源于群体传播中把关人影响力的下降,海量信息从万千网民的指尖分发而出,传统的把关人根本无法完成这样大量的工作,而死板的系统筛查和过滤关键词的做法又被网友用谐音、暗示等做法轻易绕过,一句“你懂得”就瞬间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在这样的与系统屏蔽的博弈中反而催生出了更多表达诙谐、意指丰富的网络语言,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语言身上所蕴含的草根属性其实反映着互联网时代公民意识的崛起,网络语言变成了网民对于权力的一种争夺,阿尔都塞笔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 在这里遭到了解构,的意识形态教化也遭遇了大范围的不认同现象,而这种不认同被融入了网络语言之中,推动了网络舆论的持续转向.
2 网络语言与价值观
迅速更迭的网络语言既反映和记录着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在不停地制造和消费网络语言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颠覆和嘲弄着那些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和律令法规,并试图重塑时代的价值观念.简单来说,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本身的一个衍生物,它体现着互联网自身的一些属性.达拉斯·斯麦思[4] 认为技术本身并不是如它所标榜的那样是中立的,而是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这个论断放在互联网技术上也同样适用.由于互联网在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的“去中心化”“自由主义”“反建制”等特点,诞生于其中的网络语言也大都反映出了相似的价值观,并对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权威、理想、秩序表达出了抗争的.它通过消解以往社会默认的标准,再结合新的事件和语境,构建出新的观点,并借以表达群体的新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积极维护主流价值观念的传统媒体自然与网络语言使用群体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传统媒体便被网民建构成了自身价值观的对立面,并受到批判[5].
然而网络语言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诞生空间决定了网络语言不同的价值取向,由于作为网络语言流通地的各大平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平台气质,因而流通其中的网络语言也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举例来说,出自知乎的“谢邀”和“实名反对”展现的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观；而主打二次元的bilibili 则借由“颜艺”“弹幕”“鬼畜”等词语展现出青少年玩世不恭、突破传统的价值观；而同一个体育新闻,在微博、虎扑和贴吧三个平台上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微博一言不合就开撕,虎扑段子满天飞,贴吧全是表情包.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价值观同平台的价值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平台对自身的定位影响了用户在表达的过程中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从而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网络语言和迥异的价值倾向.
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网络语言对我国当下的主流价值观呈现出一种颠覆的姿态,但是这并不应当被理解成某些学者所说的那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相反,网络语言所蕴含的价值观更接近于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解构与反建制,其对于权威的嘲弄与对于个体表达的需求都内化于后现代思潮中“去中心化”的召唤,这是互联网群体传播对个体的激活与赋权之后的必然现象,而不是西方价值输入中国所带来的“资社之争”.所以,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对于网络语言蕴含的价值观的引导和对策就应当告别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转而用更适应互联网传播规律与我国互联网传播环境的方法来进行应对.
3 舆论引导与治理
出身草根的网络语言中不乏如“屌丝”“逗比”这样粗俗的表达,同时大量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谣言的流传过程中又对社会舆论起到了误导作用.这些诉诸感性的网络语言往往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倾向,而这种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在遇到具体的社会事件时,又往往会加剧社会情绪的反弹,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网络语言的引导和治理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上对崇高理想和核心价值观的保护和重塑,同样在现实生活之中也切切实实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既然网络语言不可不治,那么选择适当的治理方法就尤为重要.在如何进行治理的问题上学界看法甚多,杨解君和杨素珍[6] 认为需要为网络语言的使用进行立法,通过明确的规定来抑制网络语言的粗俗化.而杨勇、张泉[7] 则认为法律应当只是起到辅助作用,通过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扬来达到“自治”才是最好的办法.陈力丹和史文静[8] 则从舆论学的视角出发,认为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舆论,认为理清政府管理部门和网民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暂且抛下这些观点不谈,笔者认为要谈网络语言的治理,必须要先对网络语言所生发的环境有所了解.由于互联网群体传播人人皆是信息源的特点[9],其引导与管理模式也变得更加多变与复杂.如果说传统的媒介管理方式更倾向于宏观上把控、细节上追责,那么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这种模式就变得笨拙而低效,因为传播的主体不再是数得过来的媒介机构,而是无尽的个体,任何问责机制在这里都成了无的放矢,因此,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方法来对互联网现象进行引导和规制便成为了一个可行的问题解决思路.
以大数据和云服务为例,在越来越多地以大数据的形式呈现的当下,不妨尝试通过国家力量对活跃度较高的用户的大数据进行跨平台的分析与汇总,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根据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实现对目标群体的画像,比如这些用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总结出某一网络语言流行时或者与该网络语言有关的事件发生时,该网络语言在现实社会群体中的扩散趋势,从而实现线上与线下信息之间的打通.同时也可以通过长期不断的历时性分析比对,总结出特定网络语言用户群的价值观变迁历程,结合关键时间节点上的事件进行分析,实现对网络语言流行和网络事件发展的全过程的总体性把握,和自身处理办法的反思和修正.同时通过与大流量的互联网入口级平台的内容提供商进行合作（如微信、微博、头条等）,对特定网络平台上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和变迁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了解单一平台在某网络语言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制定更为精细化的服务模式和引导策略.
总而言之,当下的舆论的治理与价值观的引导策略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整,互联网群体传播带来的个人主体性崛起使得和民间、精英与底层二元对立的情绪时有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语言不应该成为被整治的对象,相反,正因为网络语言身上所带有的平义精神与马克思反阶级压迫的内涵实现了高度的吻合,所以网络语言完全可以被用作情绪疏导和价值观引导的工具,实现其社会功能.要达成这一目的,一来需要政府收起以往威权的姿态,以网络社会共建者的身份,寻求与扎根于互联网社会的机构和网民进行积极合作；二来需要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如大数据,实现对网络社会生态的把握,以云服务实现用户需求的解决,从而顺利打通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实现舆论的疏导和价值观的引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陈一愚.论网络语言的泛娱乐与轻政治倾向——基于受众视角的媒介文化研究[J].新闻知识,2016（4）：6-9.
[3]波琳?约翰逊,肖建华.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J].巢湖学院学报,2005,7（2）：12-19.
[4]达拉斯?斯迈思,王洪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J].开放时代,2014（4）：94-107.
[5]范明,赵乐平.网络符号的认知模式和传播途径[J].文化与传播,2016（2）：27-32.
[6]杨解君,杨素珍.网络语言文字及其法律化治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28（2）：59-65.
[7]杨勇,张泉.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网络流行语的语言污染及治理探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5（3）：137-141.
[8]陈力丹,史文静.网络流行语特征透析[J].人民论坛,2013（s1）：64-65.
[9]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5）：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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