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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论文参考文献：
阿列克谢耶维奇
记录者的轻与重
也许我们的记忆力会减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
本刊记者 卫毅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2016年8月24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再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她感到了疲惫,拒绝了许多邀约.她所住的酒店离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不远,那是老舍故居,此时的院子里摆着鲜花,游人在老舍头像前合影.这位中国作家在50年前的这一天葬身湖底.
25年前的1991年,同样是8月24日,苏联媒体播放了了戈尔巴乔夫放弃苏联委员会书记权力的声明,他呼吁苏共就此解散.当晚21时50分,值班警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19号A办公室发现了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尸体,他被认为是自缢身亡.当时他正担任苏联总统顾问.
阿赫罗梅耶夫留下了五张便条.其中一张写道：“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放弃生命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庞大,比美国多二十几倍.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曾发问：“为什么需要生产这么多武器？”阿赫罗梅耶夫回答：“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建起了第一流的工厂,绝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
李敬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重要推手.8月的一个上午,北大的一间教室里,他和许多作家学者坐在阿列克谢耶维奇旁边,说起自己在俄罗斯的经历.“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去俄罗斯,在广场上看到高大的男人和女人面露忧虑,忽然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应该是去打仗的,或者当文学家、音乐家,飞到太空去.让他们去做小买卖,他们大概会很委屈.我们在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面看到了这些深入骨髓的委屈.”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写到过许多自杀者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些人,执着于深植心中的理想,决不妥协.国家是他们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他们无法摆脱历史,无法与之告别.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伟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
阿列克谢耶维奇小的时候,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他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他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和战争而难过得哭出声来.
她的父亲告诉她,他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加加林是白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他们都曾经是苏联人.苏联人会说,只有苏联人才会了解苏联人.
可是,当1991年来临,他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大家一边互相争论,一边惶恐不安地等待明天来临.
苏联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属于最后一代.“这代人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过去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
迷惘
阿列克谢耶维奇来中国的那几天,许多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坐到了她的旁边.最年轻的一位是生于1980年代的张悦然.她刚刚出版了小说《茧》,书中女主人公李佳栖的愿望是追随父亲坐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我爸爸最后一次去俄罗斯,是1993年的11月.那个国家庞大的身躯已经倒下,降下的国旗收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在这最后的一个月里,人们躺在旧国的废墟上,躲进劣质伏特加制造的长夜,为它送行.在生命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我爸爸来到那里,他一定分享过他们的痛苦和迷惘.”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在莫斯科火车站采访过一个女人,她正准备去往车臣,把儿子从战争中带回家.她不希望儿子.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一个人的心了.
可是,许多人却找不到“安心”之处.他们无法从各有一套说辞的报纸里辨别真相.他们无法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咒骂叶利钦改变了俄罗斯.咒骂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20世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场争论——“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大法官对基督说：“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经常有人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们还会像当初一样斗争吗？”
轻与重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他：“去建设你自己的水晶宫殿吧,而我只会拿石头砸过去.”
俄罗斯文学一直在不断地面对沉重的问题.作为白俄罗斯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继承的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白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出生在苏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就像一个实验室,所有人都被俄语左右和控制.在白俄罗斯,人们在外边很少讲白俄罗斯语,只是在家里偶尔讲白俄罗斯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从儿童时代起,她的主要读物都是俄罗斯的书.她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纪实文学的师承则是阿达莫维奇.
作家格非看完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之后,觉得特别“重”.“我记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评述布罗茨基时说,俄国文学到法国以后,欧洲文学突然变轻了.”格非特别喜欢她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记忆力会减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当我们在说记忆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什么？我想到了司马迁.司马迁怎么记述历史？显然不是因为记忆力非常强,把所有的历史记一遍.他要辨别是非,关注人的情感和状态.司马迁写很多重要的事件都一笔带过,可涉及到人的情感和状态,下笔就特别重.”
在格非看来,当今的文学,许多人在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内部后,用作家自己的观点去覆盖所有人物的观点,这是毫无必要的.他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感觉到相反的东西：“她很谦逊,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知道她的观点,可是你知道这些人物的观点,她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作为中国重要的非虚构写作者,梁鸿在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有过相似的感受.“我一开始不是按照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写,我是在整理录音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们的话比我说得好得多,他们说的话有无数的细节,每个人在历史洪流之中,方向是不一样的,相互冲撞,这才形成了大的社会形态.历史是无数个历史,不是一个历史.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人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被认为是复调写作,这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俄罗斯作家.她却觉得,自己跟那些经典作家不太一样.“我们跟过去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面对的人群和当时的人群也不太一样.经过这一百年,人的情感被异化了.有一个受访者曾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我现在就像一只水泥蝴蝶,好像是一个美丽的生灵,而实际上,我根本就不能飞翔.”
情感的力量
张悦然在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时,感受最多的是情感的能力.“为什么这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东西使这些采访的碎片能够组成一个整体？我觉得是作者强大的感情把这些碎片焊接在一起.”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这是非常复杂和不易的过程.她坐在北京单向空间书店的二楼,看着眼前的听众：“如果我们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观察,各位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观察发型,有人关注服饰,也可能关注其他部分,怎么办？德国作家雷马克曾经有这样一个描述——对一个初上战场的战士来说,他的世界是黑白的,但是当他远离战争越久,对战争的回忆会逐渐变成彩色.战士对战争种种浪漫的想象是随着远离战争产生的,而不是在战争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素材来讲,我觉得需要不断去印证,不断去确认,甚至要不断推翻,重新再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够逐渐认识眼前的世界.”
阿列克谢耶维奇喜欢倾听各种声音.她的青少年时期在农村度过.每天晚上,她可以听到回到小柴房的村妇们讲述白天发生的故事.她从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到了杂志社工作,成为了记者,她去往各地,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当我读过阿达莫维奇写的纪实作品之后,我就知道了,这就是我未来的文学之路.我把我所写的东西称作文学的时候,我应该忘掉这只是一次采访.我要在采访对象身上发现永恒的人.好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
消费主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上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当时,中国出版了她的《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这是她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战争中的女人.我采访了许多兵种中的女性.她们作为军人,不光会照顾伤员,还会杀人.她们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女人了.这本书的写作使我坚信在这样的题材上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从这些人的记忆当可以写出很多的作品.”
2016年,当她坐船在上海夜游浦江的时候,发现眼前所见跟当年已大不相同.“你们的30年改革是新的房子、新的道路.我们的30年改革,还是旧的房屋、旧的飞机、旧的汽车.欧洲如今流传着一种说法——别谈未来,未来已经消失了.”
她对苏联解体后那些国家的前途并不乐观.“我们谈了很久和自由的问题,但是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和自由.人们只是在想象如何能够更好地生活,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消费和享受,包括如何买最新的吸尘器、咖啡机、洗衣机等等.”
作为知识分子,阿列克谢耶维奇能随时回忆起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争论.比如,有一次巨大的争论,发生在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之间.索尔仁尼琴认为,在集中营中,一个人会痛苦地再生.沙拉莫夫则认为,集中营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死亡.
“今天,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大多沉默了,只有个别人还在发出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像鲍里斯·阿库宁这样大声发声的作家已经不存在了.文学艺术应该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又如何呢？”
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她就开始了思考——这一切可能就要消失,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她已经写了五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仅写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还有各种主义的人,我都去记录.我不敢说,我都喜欢他们说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手背起来,听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他们的声音.”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我”是极少现身的.她尝试过走进自己的书里面,但她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我要是参与进去,还能够看清俄罗斯巨大的痛苦,是不大可能的.我的参与就是那些词汇.”
在此时代,一个有着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呢？“叶利钦曾经召集所有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想想民族的思想.现在,普京也在召集所有的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思考民族思想了.但是,我认为思想不应该是坐在桌子边上想出来的,它应该产生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应该来源于那些过得不是很舒服、对许多事情不明白的人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几乎一生都在中学教书.他说,在他的人生之中,历史已经被写了七次.”
在完成五本系列作品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到已经很疲惫了.“我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到一些地方的帐篷里.比如塔什干一些地方的男孩,他们失去了腿,失去了胳膊,躺在帐篷里面.我想,这些孩子会永远哭泣下去.我没办法对他们像外科大夫一样做手术,我也是哭泣.还比如,关于乌克兰冲突问题,我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能站在乌克兰一边.我只有一个想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不能杀人.”
年轻的者
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位读者向阿列克谢耶维奇提问：“我儿子14岁了,他在读您的书,很喜欢.在您的国家里,读者群的年龄分布是怎样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国家,一个14岁的孩子,现在应该开始要了解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现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读的书有两部分比较多,一部分是有关1930年代主题的书,也就是法西斯是如何产生的,还有的读1920年代俄罗斯相关的书,也就是十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在《二手时间》的最后,她让一位年轻的者出场了.与一位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90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在她的记录中,俄罗斯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年轻人又开始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维埃餐厅”、“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成为了时尚；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苏联”怀旧网站……
在大街上,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的年轻人.她心中的疑问是——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实习记者孟依依、吴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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