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都江户川区印度人异文化适应之,本文是日本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印度人和*都和江户川类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日本论文参考文献：
日本都江户川区印度人异文化适应之研究
徐 辉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在日印度人异文化适应是指个体的印度人身在日本,却没有融入日本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和饮食等完全保持印度特色.居住在关东地区的印度人之中有一部分持有滞留意识.
关键词：移民；印度人；日本；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4-0014-10
一、序言
近年来,伴随着日本国际化的加深,日本与外国交流也越发活跃,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也呈剧增的趋势.日本政府对出入境管理政策调整之后,来自亚洲各地的外国人入日人数在不断增加,同时,在日印度人的人数也呈增加的趋势.
Uriely以有意向回国和打算回国为标准,把滞留者划分为“短期滞留者”“永久滞留者”和“定住者”三种类型[1]（P7-10）（见表1）.“短期滞留者”在英语中的词语是Sojourner,是指“一时滞留”的意思.坪谷指出：短期滞留者是指拥有回国意识,或者是有具体的回国计划者.永久滞留者是指拥有强烈的归国意识和对母国的热爱,但是没有具体的归国计划者.定住者是指前两者都不是的那类人群.短期滞留者在没有明确意识滞留期间,没有不满情绪,而永久滞留者的心里是报有各种不安、困惑.[2]
在日本,有关新华侨华人和日系古巴人的调查研究有很多,比如奥田道大·田嶋淳子编著的《池袋亚系外国人》[3],还有小内透·酒井惠真编著的《日系古巴人的定住化和地方社会》[4]等.关于在日外国人的调查研究随有很多,但是关于在日印度人的研究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的研究寥寥无几.
在日印度人研究较少,但不等于没有.如周飞帆·藤田秀央（2007）以都江户川区的印度人协会为例,通过与美国印度人协会的比较,分析了在日印度人组织设立的背景和特点.周飞帆·藤田秀央指出“在日印度人组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5]（P89）.周飞帆·藤田秀央的研究是以都在住印度人的家族为中心,主要讨论了印度女性和儿童与印度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具体的分析印度人组织形成的整个过程,也没有给出详细的案例和系统的调研和分析.除此之外,古贺等[6]编,泽宗则[7][8]（P1-65）[9]（P41-58）等,前堂亮明[10]（P187）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在日印度人,以及印度人组织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以上研究对印度移民研究以及在日印度人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以上的文献中,笔者发现首都圈内急增的年青的印度IT技术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在日的异文化适应问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在日印度人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异文化适应问题常常会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都江户川区印度人组织为研究对象,厘清都圈内在住的印度人的现状,以及在异文化适应方面存在问题.为了考察和分析以上问题,笔者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目的是更进一步的了解印度人,取得第一手资料,完成调查研究.
二、调查概要
研究对象是以都江户川区印度人组织中的185名印度人.调查期间是2013年12月到2014年6月.笔者采访了都江户川区印度人协会会长、江户川区印度人协会雅虎组织的领导人一名,以及在西葛西居住了32年的印度人教师一名.并委托三位协助问卷调查.最终收集有效问卷185份.本次调查对象是年龄在20岁以上,不包括近期打算回国人员.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家庭成员、日语水平、出生地、语言、参与地区和日本社会生活交流、参加活动情况,以及教育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和对今后生活的期待等.我们使用统计软件SPSS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问卷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对调查对象进行简单的说明.从性别来看,男性158人（85%）,女性27人（15%）,合计185人.男性的人数是女性人数的5倍左右.从年龄段来看,30~40岁位于第一位,其次是20~30岁,第三是40~50岁.有关出生地,第一是南印度,其次是西印度,然后是东印度,北印度位于末尾.按宗教信仰的排列来看,印度教最多166人（约90%）,其次是伊斯兰教8人（约4%）,其他的宗教11人（耶稣教、佛教、锡克教等）（约6%）.从学历角度来看,拥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占总体的90%左右,其中持有研究生学位的众多.婚姻状况如下,已婚者有135人（73%）,未婚者50人（27%）,已婚者多于未婚者.从来日时间来看,第一位是2011—2014年之间,共102人（55%）,其次是2001—2005年之间,共34人（18%）,第三位是2006—2010年之间,共27人（15%）,其他22人（12%）.
从在滞留资格方面统计来看,持有技术者签证的有86人（46.5%）,投资·经营者签证36人（19.5%）,研究者签证22人（11.9%）,家族滞留签证12人（6.5%）,公派和留学者签证各9人（4.9%）,人文知识·国际业务者签证7人（3.8%）,技能签证3人（1.6%）,未做答者1人（0.5%）.
从职业划分来看,第一位是IT技术者86人（46.5%）,其次是管理阶层35人（21%）,第三位是餐饮行业（经营者·服务生）32人（17.3%）,第四位是服务行业14人（7.6%）,其他行业15人（9.7%）.
从日语交流能力来看,能够很流畅的进行对话仅8人（4%）,可以用日语交流者39人（21%）,可以用简单日语对话52人（28%）,不是很会说日语者33人（17%）,完全不会说日语50人（27%）,未做回答3人（1.6%）.从调查数据得出,能够流畅使用日语对话的人少之又少,能够达到日常交流水平的人数占到30%,而完全不懂日语的人也达到30%.关于年收入情况,有111人（60%）年收入可达到400万日元以上,而400万以下有74人（40%）.
从以上分析得出,在江户川区居住的印度人有以下特征：第一,30~40岁之间的IT技术者居多.第二,从学历方面看,大学和研究生课程毕后来日者较多.第三,在185名调查对象当中,信仰印度教的人众多.第四,比起未婚者已婚者的人数多.第五,日语能力低下,比起平假名、片假名,不会汉字的读法、写法的人更多.第六,来自印度南部地区的人偏多.
三、调查结果
本节主要通过分析滞留期间内各种数据的平均值、交叉数据,进一步了解都江户川区印度人在日异文化适应中存在的问题.在此之前先对日本法务省针对印度人在留资格与本此调查印度人所持有的在留资格进行比较.
（一）日本法务省的印度人在留资格和江户川区的印度人在留资格
根据2014年12月的法务省的在留外国人统计,在日印度人有26082人.其中,持投资经营资格签证者为300人（1.2%）,人文知识·国际业务资格签证者有855人（3.3%）,技术资格签证者4172人（16%）,公派资格签证者173人（0.7%）,技能资格签证者3928人（15.1%）,家族滞留资格签证者5966人（22.9%）,留学资格签证者865人（3.3%）,研究资格签证者151人（0.6%）,其他再留资格者9672人（37.1%）.（见表2）
笔者调查的185名印度人中：投资·经营资格签证者36人（19.5%）,人文知识·国际业务资格签证者7人（3.8%）,技术资格签证者86（46.5%）,公派资格签证者9人（4.9%）,技能资格签证者3人（1.6%）,家族滞留资格签证者12人（6.5%）,留学资格签证者9人（4.9%）,研究资格签证者22人（11.9%）.
对法务省的调查数据和本次调研的数据比较得出,法务省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日印度人的在留资格签证者中家族滞留位于第一位,其次是技术,技能排第三位,第四位是留学,之后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投资·经营,公派和研究.对江户川区印度人的调查中发现,在日印度人中第一位是技术；第二位是投资·经营；第三位是研究,排在第四位的家族滞留,然后是公派、留学、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技能位于末尾.由此可见,笔者的调查和外务省的调查在留资格人数构成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居住在江户川区的印度人以IT技术者为主,持有家族滞留签证,并在日本在住的未成年不作为调查对象的缘故.
（二）滞留期间和各种变数值的平均数分析
本节主要是以滞留期间各种变数的平均表、数值表为中心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对滞留期间区别分析的意义进行说明.异文化适应程度是与滞留期间有密切关系的.移民当初,对居住国的规定和习惯不是很期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接受和期待适应当地文化与生活习惯.但是,随着滞留期间的长期化,移民者会更深一步融入到日本社会中吗？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讨论.
表3（见下页）是针对滞留期间、性别、年龄、教育、收入之间关系表现的平均表.接下来针对四个变数进行分析.首先,性别,把男性标注成1,女性标注成2,全部调查对象性别的平均值是1.5,可以看出男性的数值较高.从滞留年数和性别编号关系来看,1.10 （1年和2年） 到1.60 （21年以上）的差距.滞留年限达到21年以上对象非常少,再次确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人口构成状况.
年龄是通过滞留期间分类的平均年龄来表示的.全部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4.35岁.按滞留年数来看,在30.74岁（2年）到47.40岁（21年以上）之间.滞留年数在10年以下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
教育也按编码平均数字来表示.设置编码：1是初中,2是高中,3是大学,4是研究生,5是博士.从总体来看,21年以上滞留者的受教育程度最低,仅3.20,而滞留只有1年者受教育水平最高,达到3.90.相比之下,近年来来日本的印度人的受教育水平非常之高,他们的工作以IT技术工作为主,这和他们在印度受高层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将收入也用平均值来表示.分析过程中,将年收少于200万日元设为1； 200万 ~ 400万日元设为2；400万 ~ 600万日元设为3； 800万~ 1000万日元设为4；1000万日元以上设为5.整体的平均数值是3.01（400万~ 600万日元）.滞留期间收入如此悬殊是与从事职业有密切关系.比如：IT技术者的拥有高收入,而从事餐饮店工作的收入却很低,并且来日11~20年之间的人个体经营的人比较多,收入的数值从3.97降为3.75.但是已经退休的几名在日滞留21年以上的印度人的收入数值只有2.75.
表4（见下页）是通过对滞留期间和日语能力（日语对话、汉字的读法、平假名片假名的读法、汉字的写法、平假名片假名的写法）的关系的平均数,来分析各变数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之前,先对各变数进行说明.这个平均值是用编号对日语能力来做表示的.1是特别流畅,2是流畅,3是普通,4是不擅长,5是非常不擅长.首先来看全体的平均值：日语会话能力3.43,回答普通者较多.汉字的阅读能力3.88,平假名片假名的读法3.31,汉字的书写能力3.97,平假名片假名的书写能力3.52.上述的五个变数当中,汉字的书写是最复杂的,其次是汉字的读法,然后是平假名、片假名的书写和日语对话,最后是平假名和片假名的读法.汉字的书写（3.88）和汉字的读法（3.97）都比较复杂,而二者的难易程度无区别.平假名和片假名的读法（3.31）和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书写（3.52）作比较,读写能力会更复杂一些.因此,可以总结出,和日语书写能力比调查对象的阅读能力更胜一筹.而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在日中国人,其日语的书写能力不如阅读能力.总之,对于非汉语圈出身的人来说,在日外国人汉字的读写能力都较弱.在日印度人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化适应方面都有较大的障碍.
以下从各种变数进行分析.首先,日语会话能力的平均值是3.43,有着1.75到4.27的数值差.在日滞留第1年和滞留21年以上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日语会话能力真是天壤之别,前者4.08,后者是1.75.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话能力也会日益变化.其次,汉字的阅读能力的平均值是3.88,从2.60到4.48不等.随着滞留年数的增长,汉字的阅读能力会有所增长,但日语会话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第三,平假名和片假名的阅读能力平均值是2.20,从2.20~4.15.滞留第1年和21年以上者之间存在差距,而这个差距比汉字的读写能力差异较大,比会话能力差异较小.第四,汉字的书写能力平均值在3.97,从3.97~4.45不等.滞留第1年者和滞留21年以上者之间的差距较小.对于被调查者来说,汉字的书写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力也会提高.第五,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书写能力的平均值是3.52,最低2.40,最高4.26.滞留第1年者和滞留21年以上者之间的差距,体现在汉字书写能力方面,两者有较大差距.
表5呈现的是滞留期间同日本食物、印度料理、制作印度料理、素食主义者及印度服装之间关系的平均数值表.首先,各变数用编码表示：针对“喜欢日本的料理吗？”进行问答,1是喜欢,2是不喜欢.对“一周吃几次印度料理？”进行问答,1是一周一次,2是一周2次,3是一周3次,4是一周4次,5是每天.对“制作印度料理吗？”进行问答,1是制作,2是不做.对“你是素食主义者吗？”进行问答,1是,2不是,3其他.对“你一周穿几次印度服装？”进行设置,1每天穿,2频繁穿,3经常穿,4不常穿,5完全不穿.
统计结果如下：首先,滞留期间有关日本食物的平均值是1.32,从1.00~1.45之间,差距较小.对于刚来日本的印度人来说,接受日本食物的能力和来日21年以上的人比较,两者存在较大差距.数据表明：随着滞留时间的延长,有渐渐喜欢上日本食物的倾向.其次,印度料理的平均值是3.86,从3.41~4.60之间,数值相差较大.但是滞留第1年者和滞留21年以上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那么明显,大概每周吃4次左右.第三,制作印度料理的平均值是1.57,存在1.20到1.78之间的幅度.可以看出,与滞留期间没有关系,被调查对象者,几乎都时有做印度料理.第四,针对素食主义者,调查数据表明平均值在1.20~1.78之间的1.57.与素食主义者比起来,非素食主义者的人数更多.第五,印度服装的平均值是3.16,在1.80~3.71之间.也就是说大多数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穿着印度服装的（特别是女性居多）.小山田指出,西葛西的印度女性中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人数在持续增多.原因是习惯于印度服装,不愿做出改变.印度人,特别是印度女性来日本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没有改变[11]（P64）.
表6是滞留期间与日本人之间关系表现的平均数据表.首先,我们对各变数用数字编码进行说明：“你有日本人友人吗？”问答设置为：1有,2没有.将“你有几位日本人友人？”回卷设为：1是有一人,2是有两人,3是有三人,4是有四人,5是有五人,6是五人以上.分析各变数与滞留期间的关系,得到的平均值是1.26.范围是从1.00到1.63之间.滞留第一年的对象们的平均值在1.63,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日本人友人.来日本第二年开始平均值有所变动,但是数据差异不大.由此可以得出,印度人在日本短时间内,几乎很难交到日本人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虽然可以交到一些日本朋友,但是受到地域的限制,人数还是较少.笔者从江户川区区役所研究中心了解到,为了方便江户川区内居住的外国人,区役所免费开设了日语教室.在那里学习的外国人包括印度人、韩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学习者.笔者针对30~40岁左右的数位印度女性就“你有几位日本友人”的问题做了调查,她们回答说：除了日语教室的两位老师之外,不认识其他日本人.也就是说、除了跟日语教学有关的日本人接触之外,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跟其他日本人接触.
小山田指出“与日本人做深接触的印度女性人数很少,交流也只限于简单的打招呼和对话而已.”[11]（P66）
关于对于日本的印象问题,与滞留期限、宗教、职业、出身地域的差别的关系很小.但是由于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对日本的看法还是存在差异.就年龄和性别差异而言,表7（见下页）是表示对日本的正面印象.纵观整体,在日印度人对日本社会的安全性、生活环境、公共秩序、教育等方面都持肯定态度.安全之所以能够获得最高评价,原因是因为印度的治安情况实在糟糕.在印度国内也有地域不同,治安情况也不同.无论在日居住时间较长或较短的印度人,对深夜女性一个人外出情况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比较安全.
清洁环境是仅次于安全之后获得好评内容.印度国内的卫生环境成为比较棘手的问题,80%的调查对象对日本环境予以很高的评价,与他们在日本滞留年限无关.
认为日本人礼貌,获得了70%的好评.我们可以推测出,在印度国内除了亲戚朋友之外的人际关系之外,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礼仪（礼貌）方面和日本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日印度人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答案,理由可能和在日本的服务行业对待客人的态度,以及服务水准有关系.
生活便利只获得一半印度人的肯定.大部分的日本人不会说英语,同样,在日印度人中大部分人不会说日语,两者在交流方面存在语言障碍.
在日印度人对日本的印象有一定的差异：女性对日本社会的正面评价比男性要高.按年龄层来看,年长的人比年轻人对日本人社会的礼仪,持肯定评价.其主要原因是在日生活越久远,越较好地了解了日本社会.
在日印度人方面体会着日本社会的安全、清洁的环境、正确礼仪、舒适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又被其感染和熏陶.在日本的生活安全性、街道整体的氛围、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技术、完善的教育体系等方面,男性给出的评价要比女性高.有一小部分在日本的印度人表示喜欢日本,想继续在日本工作和生活.
无论滞留时间的长短,被调查对象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讨论在日印度人对日本的负面印象.从表8（见下页）中可以看出,对于日本物价,普遍认为比较高,40岁以下者在日本更喜欢亲近欧美人；他们对外国人采取封闭式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在日租房子需要保证人感到困惑等等问题.对于是否需要保证人问题和语言问题上的回答,则与年龄没有太大关系.
在日印度人必须面对各类问题.从调研中了解到,在日印度人在日本社会中所持的负面评价,其人数并不比正面评价少,但在日印度人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在笔者得到的问卷中,并没有数据表明对日本社会抱极大不满.
四、总结
本文将移民理论运用到分析异文化适应中,以江户川区在住的印度人为研究对象,以滞留期间和各变数的平均数值和各变数之间的关系分析为中心,对在日印度人的适应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坪谷对1980年至1990年之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日中国人之中存在‘永续性移民’意识之人比较多”[2]（P232）.但是,笔者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留学为目的的印度人,也包括IT技术者和持有家族滞留签证的印度人,他们与在日留学生存在较大差异,持有移民意识者居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如下：第一,来日目的不同.大部分的在日中国人是以留学为目的,而在日印度人大多以就职为目的.第二,来日之前在本国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日的中国人是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没有贵族和贫民之分；而多数在日印度人都是来自印度上层社会.第三,地理问题.中国和日本是邻国,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印度离日本则相对较远.第四,语言、文化、习惯的差异大.中国人即使不会日语中汉字的读法,但是从汉字的写法上可以推测出语句的意思,而且,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很多类似之处.而对于印度人来说学习日语,日语中的汉字较难,而且日印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五,对日本社会的看法也不同.较多的在日中国人是独自一人来日,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融入到日本社会,而多数在日印度人,则没有必要一定要融入到日本社会.他们觉得即使不扎根于日本社会,也是可以生活得比较安逸.因为很多在日印度人,在日本从事IT行业、金融行业、教育机构的工作,公司提供专业的翻译人员.特别是来日本的高学历印度女性,她们依旧遵循着在印度国内的生活习惯,认为没有必要融入到日本社会,也没有必要去参考在日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人的在日生活方式.因此,即使在日本,他们还是保留印度的生活方式.在日印度人是以“客人”的方式滞留在日本社会中.
本论文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出身地、宗教、职业和性别、教育、收入、日语能力、日本的印象、是否有日本友人等问题,对于那些话题将成为笔者以后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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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Uriely, N.“Symbolic Ethnicity of Israeli-American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i Immigrants in Chicago”[J].Israeli Studies Bulletin, 1994,（10）.
[2]坪谷美欧子.永続的ソジョナー中国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国からの日本留学にみる国際移民システム[A].日本:有信堂文社,2008.
[3]奥田道大·田嶋淳子.池袋のアジア系外国人－社会学的実態報告[A].日本:めこん.1991年.
[4]小内透·酒井恵真.日系ブラジル人の定住化と地域社会-群馬県太田·大泉地区を事例として[A].日本:御茶の水書房.2001.
[5]周飛帆·藤田秀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外国人の集住化に関する調査報告[J].言語文化論叢,2007,（1）.
[6]古賀正則他編.移民から市民へ―世界のインド系コミュニティ[A].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澤宗則·南埜猛.グローバルシティ·東京におけるインド人集住地の形成―東京都江戸川区西葛西を事例に.庄司博史編.移民とともに分かる地域と国家』国立民族博館調査報告.41-58.[10]小山田基香.西葛西におけるインド人コミュニティー:IT技術者家族への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中心に[J].立教大学社会学研究年報.2007,（14）.
[7]澤宗則·南埜猛.グローバリゼンーションと在日インド人社会]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特定領域研究（Ａ）南アジアの構造変動とネットワーク[J].Discussion Paper No13、南埜猛·関口真理·澤宗則 編 《越境する南アジア系移民―ホスト社会とのかかわり―》.2001.
[8]澤宗則（研究代表者）.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ディアスポラ－在日インド人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コミュニティー[R].2001年度―2003年度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04,（1）.
[9]澤宗則·南埜猛.グローバルシティ·東京におけるインド人集住地の形成―東京都江戸川区西葛西を事例に[A].庄司博史編《移民とともに変わる地域と国家』国立民族博館調査報告》.2009,（83）.
[10]堂前亮平.在日インド人の居住地域形成と異文化接触:沖縄と神戸を比較して.沖縄国際大学教養学部[J].住宅、土地問題研究集.1990,（16）.
[11]小山田基香.西葛西におけるインド人コミュニティー:IT技術者家族への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中心に[J].立教大学社会学研究年報.2007,（14）.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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