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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特派员杨登瀛的白皮红心论文参考文献：
文/马振犊 林建英
1927年底,特科成立后不久,的地下工作就打开了新局面.在周恩来的精心策划与陈赓的努力下,情报科通过关系,成功地争取到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其人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广东人,辛亥革命前后赴日本留学,从中学读到大学毕业,是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大学期间,他听过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讲课,并翻阅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回国,在上海日本洋行任职,同时也为日本通讯社撰写稿件.他虽参加了国民党,却是典型的国民党左派.与此同时,他认识了时为上海工人运动领袖的顾顺章,并通过顾的关系,认识了许多员,与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25年5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活跃的杨登瀛也卷入其中.运动中他结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也是上海滩的活跃分子,青帮中人,因同乡关系兼脾性相投,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个杨剑虹也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他与陈立夫、张道藩都是朋友.在陈立夫南下广州投奔并从政后,杨剑虹南下投奔陈立夫,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很快,陈立夫被委任为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主任,这个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杨剑虹随之也水涨船高,被委任为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在出任小头目后,也要网罗人才,他想到了上海滩那位能干的老乡、朋友杨登瀛.
杨登瀛在知道这件事情后,颇费了些脑筋.到底该怎么做呢？是否应该接受这个差事呢？一方面是同乡、朋友的面子不好驳,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黑暗深感失望.这时,他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帮了他大忙.这位朋友就是员、特科成员陈养山.陈养山是由朋友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语时,跟杨结识的,很快两人就结成至交.陈养山身上所具有的人的光明磊落、勇敢机智让杨登瀛对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逐渐认为中国的明天可能就掌握在这批优秀的年轻人手中.
杨登瀛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陈养山,他想为做事,陈养山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这个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对于像杨登瀛这样身份特殊的,一旦用得好,可以为党组织带来许多便利,他指示陈赓去跟杨登瀛面谈.
成为红色地下党员
1928年5月,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内,特工史上的传奇人物陈赓、杨登瀛见面了.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见面,产生了一位虽不是员却又为做了许多有益事情的特殊地下工作者.陈赓代表党组织对杨登瀛的工作做了指示,他肯定了杨登瀛的想法,让杨登瀛到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来,并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伺机为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为掩护杨的身份,地下党还为杨登瀛提供了专职秘书和保镖,并为他配备了一辆小汽车.这在当时规格是很高的,也是身份的象征,让杨登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成功的生意场上的老板.当时给杨登瀛配的秘书叫安娥,后来成为田汉的夫人,杨登瀛获取的很多情报都是由安娥和保镖连德生传送的.
为取得国民党的进一步信任,杨登瀛可谓费尽心力.他与杨剑虹、陈立夫、张道藩等关键人物的关系处得非常好,除时不时地贡献些礼物表示心意外,他还在这些中统大员们出巡上海的时候,周到安排,并全程陪同.在得知张道藩遇到政敌而愁眉不展时,杨登瀛想办法为张除掉了政敌,使得张对他感激不尽.杨登瀛这一步棋走对了,张道藩在离开调查科后,便一路扶摇直上,官至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在仕途得意之时,张道藩没有忘记杨登瀛对他的帮助,在他的卵翼下,杨登瀛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顾顺章叛变后,杨登瀛一度受牵连被捕,但在张道藩的力保之下,他竟然逃脱了致命的危险.
作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做不出成绩就难以为继,也为杨登瀛考虑到了这点,地下党经常帮他做出一些简单但又颇能迷惑人的事.比如陈赓经常把一些内公开发表的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以及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之类没有机密情报的东西交给杨,让他拿去交差.地下党也会布置一些空会场,让杨登瀛带人前去破获.就这样,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逐渐牢固起来,从到中统的各任长官都对他十分信任.在杨剑虹因贪污及帮派内讧等事丧命后,杨登瀛并没有因为失去靠山而失势,反而因“能干”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甚至亲自签署委任状,令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授予杨登瀛,上书：“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陈赓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杨登瀛在上海滩,顶着“特派员”的头衔,加上天生的交游特长,很快便成功地打入了上海的军警宪各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都有杨登瀛的眼线,他甚至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杨登瀛不仅在国民党驻上海的军警宪系统内吃得开,就连当时不可一世的巡捕房,他都想办法打进去了,而且还特别受信任,主要原因在于他会做人,并与巡捕房的帮办谭绍良攀了老乡.在谭绍良的帮助下,杨登瀛巧妙地利用他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殊关系为巡捕房办事,让巡捕房的人感到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让警备司令部听他的话,于是他们在与国民党中统打交道时,只认杨登瀛.另外,杨登瀛还利用他的留日经历帮助巡捕房.当时日本妄图独占中国,这便不可避免地与英美发生矛盾和冲突.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在听取了杨登瀛对日本情报机构各种情况的分析后,对杨佩服有加,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后来,在兰普逊的介绍下,杨登瀛又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这样,杨登瀛就对英法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静有了准确和深入的了解,甚至可以直接找关系救人.
经杨登瀛出手成功解救或者提供线索惩治叛徒的案件不胜枚举,使避免了多次损失,下面就几件重要的事件说明之.
营救罗亦农未果
1928年元旦,罗亦农从武汉回到上海,同李文宜结婚,并主持组织局工作.4月15日,罗亦农与约谈工作,结束后,为不被敌人注意,根据秘密工作约定俗成的惯例,先走一步,罗亦农要在邓走后才能走.出门后,习惯性地向不远处的暗哨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扮成鞋匠的暗哨向他做了个危险的动作.迅速回望身后,发现英国巡捕房的洋侦探已走进他刚刚走出的大门,罗亦农已无法脱身,被巡捕带走,幸运地逃过一劫.
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等特科的领导人万分焦急,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断,此事一定系叛徒出卖所致.为营救罗亦农,也为避免革命进一步遭受损失,周恩来、陈赓、顾顺章等决定要找到告密者.陈赓想到了在调查科工作的内线杨登瀛,因杨跟兰普逊关系比较好,由他出面应该比较靠谱.
杨登瀛接到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现在的正式身份是调查科的人,利用这个身份出面既显得光明正大,又能借此达到目的.于是,杨登瀛给陈立夫和张道藩发了电报,向他们汇报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陈立夫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认为罗亦农在内地位非常高,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平起平坐,这次总算抓到了大鱼.陈立夫命令杨登瀛立即向英国巡捕房提出请求,商谈引渡罗亦农事宜,由他来亲自处理.
杨登瀛赶往英租界巡捕房,找到老朋友兰普逊,向他说明来意,要求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得知这是国民党上层的意思,对引渡之事并未阻挠,只是提出要钱,一方面是自己及属下弟兄们的辛苦费,一方面说是因为告密者要求5万美金,还需提供两本赴德国的护照.
经过对兰普逊做大量的工作,杨登瀛终于得知叛徒就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和贺治华夫妇,而且还打听到贺治华之所以要价这么高,是因为她手中还握有一张300多人的人名单.出卖罗亦农只是贺治华夫妇取信于巡捕房的一个小小的筹码.为避免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必须尽快惩治叛徒,夺回名单.
霍家新和贺治华都曾留学德国和苏联,两人尚未了解清楚革命的实质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贺治华漂亮能干、性格泼辣,在德国留学期间结识了朱德,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当时又有相投的志向,两人结合了.后朱德回国,贺治华在到苏联留学后,移情别恋,又与霍家新结婚.回国后,两人生活奢侈,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就打算出卖组织,敲诈一笔,然后携款远走德国.于是,贺治华找到了巡捕房,打算利用手中掌握的党组织的秘密,为自己的未来谋划一幅美丽的蓝图.周恩来在确认叛徒时,非常谨慎,在杨登瀛的全力帮助下,最终认定了贺治华夫妇的出卖行为.
据郑超麟回忆,“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先是拿了一封信给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值勤的中国巡捕,说是给巡捕房的.信内说,她住的地方楼上是机关,每日有的重要人物罗亦农来办公,她要巡捕房去抓人,交换条件是送她和她的丈夫去外国读书.这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就是贺治华.英国巡捕房捕快前去抓捕罗亦农时,在楼下先同贺治华用德语沟通过了,所以抓捕进行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准,只从机关内带走了罗亦农一人.
杨登瀛赶紧把调查的情况向陈赓做了汇报,他还告诉陈赓,经他与英国巡捕房商议,决定于当月19日把罗亦农移交到国民政府手中,如不马上营救,罗可能会有性命之忧.特科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策划营救方案,准备在押解罗亦农时进行劫狱.可到了关键时刻,陈立夫竟为处理罗亦农案专程来到了上海.他告诉杨登瀛,因为罗亦农是的高官,本来是要亲自来处理的,但因前线战事紧张,蒋不能亲自前来,陈立夫便代蒋来沪.由于罗亦农坚决不招供,陈立夫担心夜长梦多,怕到手的大鱼又被救走,于是突然命令立即就地处死罗亦农.杨登瀛知道这个决定时,已经太迟了.等他再设法通知后,周恩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营救了,罗亦农壮烈牺牲.
罗亦农牺牲后,出卖他的叛徒还在逍遥,而且还将给革命带来新的危害.特科决定尽快惩治叛徒,保护党组织.对于惩治叛徒的过程,1928年4月26日的《新闻报》报道称,这日“上午七时许,其家所雇乳媪吴刘氏,因贺氏夫妇业将起床,正并坐床上阅报,乃手提水壶,开门出外,往附近老虎灶买水……迨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初尚以为遇盗,不敢声张,维时只闻该屋后门忽大放鞭炮无数……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出门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贺嘉兴（即霍家新,编者注）及其妻……均已倒卧于血泊之中……”《申报》《新闻报》均报道,事发地在霍家新和贺治华的新居,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78号.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新闸巡捕房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将正在开会的重要人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逮捕,周恩来因事缺席而幸免.杨登瀛立即打听到了这一绝密消息,并获悉告密者就是该处房东、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遂于当晚召集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工作.
白鑫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先后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随军到达海陆丰,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偕妻子王英北上上海,出任军委秘书.1928年冬,彭湃到上海担任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后,白又兼任彭的秘书.因此,白鑫夫妇的住所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因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他们遂通过在南京政府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鑫之弟白云深,向国民党自首,透露了军委与江苏省军委于是日下午在他家召开联席会议一事,由上海局通报给法租界巡捕房缉捕.
26日,彭湃等五人经租界临时法院后,当即判决,下午便引渡给上海局.陈赓通过杨登瀛获悉上述情况后,指示他利用陪审员的身份,与彭湃等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在把他们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组织营救.8月27日晚,亲自抵达上海处理此案,但在火车站意外遭到刺客的袭击,险些丧命.一怒之下,决定立即处死人.次日凌晨,特科营救成员在顾顺章、陈赓等指挥下,按计划埋伏到囚车必经地枫林桥准备救人,但行动时因械意外出了问题,致使行动失败.
30日上午,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彭湃等五人进行了复审和严刑拷打.午后1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被杀害于警备司令部大院内.周恩来知悉噩耗后,悲愤难抑,当即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并指示陈赓一定要及时惩治叛徒.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打听白鑫的情况.白鑫知道自己的泄密会带来多大的恶果,势必性命难保.他找到上海市特别党部成员、中统特务范争波做掩护,住在范的公馆里不敢跨出大门一步,并打算尽快办妥出国的手续,前往意大利生活.特科情报员在侦知这个情报后,计划在白鑫出国前将其正法.陈赓找到杨登瀛,杨利用跟范争波的关系,到范争波公馆探望白鑫,打听到他出国的具体时间.红队（隶属特科,亦称特三科、行动科）成员经过精心策划,终于在白鑫即将踏入送他出国的小轿车之前,将其击毙.
保护周恩来
1930年4月,在杨登瀛的帮助下,成功挫败了一起出卖周恩来的案件.当时,的侍从室收到一封写给蒋的信件.写信的人是黄埔一期生、刚从苏联学习回到上海的黄第洪.他向蒋校长诉苦说,在内不得志,准备自首改过自新,投靠国民党,请亲自接见他一下.作为见面礼,他准备向献出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近期准备接见他,并把详细地址及时间等情况一并在信中做了交代.喜出望外,责成陈立夫亲自督办此事,陈立夫则指派徐恩曾出手.为防止意外,尽快抓住他们的劲敌周恩来,陈立夫和徐恩曾认真商量对策,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派出他们眼中最可靠的人——杨登瀛来*此事.
杨登瀛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向报警：务必设法确保周恩来的人身安全.
杨登瀛按照黄第洪信中约好的接头暗号跟黄见面了.黄第洪见果然很重视自己,非常高兴,向杨登瀛提供了一些情报.周恩来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亲自指挥,在确认黄第洪叛党事实确凿后,为避免他对党造成进一步伤害,红队对他进行了处决.
营救关向应
1931年,杨登瀛与地下党员刘鼎、黄慕兰,共同营救了被巡捕房逮捕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关向应在其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入狱后,他化名李世珍,并未暴露身份.他被关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里,虽然一开始身份并未暴露,但他被捕时,巡捕房在他的住所还搜走了一大箱文件,这就像颗一触即发.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陈赓联系杨登瀛尽快营救.
关向应被捕后,国民党宪兵队也听到风声,想把人引渡过去,但因他们跟巡捕房素有矛盾,一时没有办成.杨登瀛找到兰普逊打探消息,兰普逊对关向应住所发现的文件材料很感兴趣,但苦于中文水平太低,读不懂,尚未发现线索.兰普逊见杨登瀛登门,立即请杨帮忙.杨推脱自己有要务缠身,答应替他另外想想办法.
杨登瀛把情况汇报给陈赓,陈赓设下一妙计,将自己的助手、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介绍给杨登瀛,要他把刘鼎当作中统的“政治专家”介绍给兰普逊.杨登瀛和刘鼎在兰普逊面前上演双簧戏,装作忙于鉴定文件,但在兰普逊不注意的空当,刘鼎便趁机将极为机密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刘鼎边翻看材料,边不在意地随口说这只是些学术研究的材料,没有什么问题.傍晚时分,杨登瀛借口要回去加班鉴定材料,便提出把没看完的材料带回去看.兰普逊对杨登瀛没有丝毫疑心,一口答应了下来.杨登瀛和刘鼎回去后,把重要文件全部取出,又连夜模仿了大量无关机密的学术文件,放回到原文件中,再由杨登瀛交给兰普逊.次日,杨登瀛把文件交还给兰普逊,并告诉他未发现什么问题.兰普逊一见文件没有少,便相信了.在杨登瀛的活动下,兰普逊把“没有价值”的李世珍转到中方的龙华警备司令部.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杨登瀛受到连累入狱,营救工作暂停,关向应在狱中的危险加大了.幸好关向应被捕时顾顺章在汉口,尚不知道此事,所以他一时还不会向徐恩曾供出关向应.但危险时刻存在,营救工作必须尽快进行.
同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为防止关向应被他供出,行动必须加紧,这时红色*特工黄慕兰发挥了重大作用.
黄慕兰1926年加入中国,后到上海任书记处秘书、特科成员,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是第一个向党报告向忠发叛变的人.为防止向忠发供出关向应,周恩来指示黄慕兰加紧营救.黄慕兰以前曾通过陈志皋认识了陈父（上海司法界巨头陈其寿）,并设法取得陈其寿的欢心,成为陈老爷子的干女儿及陈家的家庭教师.黄慕兰谎称关向应是自己的表兄,要陈老爷子设法帮忙营救.陈其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通过关系,将龙华监狱的典狱长请到家里喝茶,并把事情讲了.典狱长当即答应此事,后却没了下文.向忠发被捕后,黄慕兰心急如焚,不得已再次向陈老爷子提出此要求.陈其寿得知自己交代的事情没办好,不由得动怒,马上叫来典狱长,打听清楚原来是一个李姓书记官不肯放人,陈老爷子知道这个人爱抽大烟,马上给他送去了上好的烟土.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营救出狱.
杨登瀛因顾顺章被捕叛变而入狱,但因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加之张道藩的暗中活动及担保,杨很快出狱.遗憾的是,此后杨登瀛与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再后来,他又出任国民党南京首都反省院副院长、汪伪政权感化院院长,其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也曾多次在职责范围内释放被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留在了大陆,但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甚至有几次被抓捕和批斗的经历.幸好有了解他当年为特科做出贡献的周恩来、陈赓、安娥、陈养山等人保护和接济,才使他的生活得以维持.
1969年12月,杨登瀛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本刊责任编辑袁小玲〕
〔原载《中外书摘》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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