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版《山西文学》,该文是有关山西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山西文学》和韩版和山西文学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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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本杂志并不难,办一本有特色的杂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琳琅满目的书摊上,望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刊物,我却总忘不了作家韩石山“主政”那几年（2000年到2007年）的《山西文学》.
《山西文学》是一份老刊,创刊于1950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前是它的辉煌时期,在文学界曾声望很高.记得我在北京汇文中学上高中时,同学中有人就拿着《汾水》（《山西文学》当时叫《汾水》）看.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学热,到了世纪之交已开始降温,以后,各地的文学期刊普遍不景气,很多期刊一期只印一两千册.《山西文学》也不例外,发行不到两千份,负债数万元.1999年春节一过,领导就找老韩谈话,让他当《山西文学》主编.当年8月,老韩正式走马上任,介入期刊工作.一辈子想却当不上的韩石山,直到年逾半百,方得时来运转.
据说,当时本是想让两个年轻人来担此重任的,可能他们资历声望上差了点,这才让老韩暂且充当主编,希望他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可这位老兄却官瘾极大,野心勃勃,暗地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办一份与众不同的刊物.他像刘备借荆州一样一借不还,即使再艰难,也不说辞职的话,在主编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韩石山心里十分清楚,照过去的路子办刊,神仙也办不下去,只有改革创新才有出路.然而改革创新是容易的吗？他这样做了,当然会遭到许多非议,什么“变质”“私人化”“流氓办刊”等等议论接踵而来,但无论如何,你不得不承认,韩石山当主编的那几年,《山西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本已经边缘化、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刊物,进入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主流视野,成了文学界、文化界谁也无法藐视其存在的刊物.
韩石山是个极有心计的人,明明自己著述颇丰,在全国作家群里已是名人大腕,可他却处处标榜自己是个三流作家,其用意很明显：我都只是个三流作家,你们算什么？真是气死人不偿命.他煞费苦心地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来扩大刊物的影响.他亲自拟出的广告词就与众不同,很邪乎.比如《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广告是：“你要订一份刊物,只在乎它的名字,不在乎谁是主编吗？”意思是,这个刊物虽然现在还叫《山西文学》,却是韩石山在主编啊.《中华读书报》上,连同每期要目一起刊出的广告语是：“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虽然有些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可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稳定了老订户,吸引了新订户.他自信地在广告上宣称：“订阅《山西文学》,多少年后你会为自己骄傲！”从2000年第10期起,接连三期,韩石山在刊物的封底打出广告：“订全年刊物,获主编赠书”,所赠书全部都是韩石山自己的书,有《我手写我心》《亏心事》《我的小气》《回到常情常理》《李健吾传》等,没让编辑部掏一分钱.没想到,这办法还真顶事,果然有人冲着韩石山的一本赠书就订了刊物.这样一来,2001年的订数不但没有掉下来,还稍有回升.
为了扩大发行量,他在宣传上,照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没有打劫,这世上能做的事儿都做了；除了没被人打劫,这世上能受的罪都受了.某期的“主编信箱”上,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做法好比五旬老妪,鸡皮皱脸,浓施粉黛,于昏黄的路灯光下逡巡,看能不能拉上个客人来.读了这样的话,谁能不动容？怎能不令人心酸？站街女为的是自身利益,可一个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图的又是什么呢？
为了扭转人们的观念,接手的最初几期,韩石山每期都要亲自撰写《卷首语》,宣扬他的办刊理念.2000年8月到年底各期卷首语的题目分别是：《我们在探索着》,《这是一个平台》,《文学的另一种诠释》,《江郎才尽编刊物》,《刊物也在挑选读者》.这些卷首语清楚明白地告诉读者：过去的路子我们不走了,我们要走新路子.
办刊需有一个明确的办刊思想,思想明了才能方向正确,利于操作.经过一番思考,韩石山提出了“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的办刊方针.这十六个字,源于他对刊物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理解.有人总以为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甚至儿童文学这些内容都充塞进去,就是一本杂志了.这确实是一本杂志,但韩石山认为这绝不是一本好的杂志,因为它没有个性,没有特点,不是真正的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他的特性,有他的思想.韩石山认为,文学不是小说、散文、诗歌这些表现形式,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是文字的一种品质,你只有写到这个份上,才叫文学.这就是韩石山的独到之处.
韩石山“主政”时的《山西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淡化小说的主流地位,强化文史化散文随笔,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这样做,对于以小说为主而且扬名的山西文坛,不可能不引起震动和非议.
他的用稿原则是,对于作者不管名人与未名,文章只求平实、真实、有趣、高雅.因此,那几年刊物的文章尖锐、大胆、泼辣、文采飞扬.至今我仍记得那些文章,如晋南孟某的冤案、一个地主子女的冤案、开明绅士牛友兰的冤案等等,因为历史的沉痛太刺激人的神经了.在现在网络发达、微信满天飞的时代,现在来看那些文章也许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十几年前,在一个正规刊物上登出来,没有一定的胆量和魄力是做不出来的.这不由人不佩服韩石山的眼光和水平.
韩石山当主编的那段时间,我在北京编一本少年读物,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志成有过一段交往,常约毛志成写稿.他曾送我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对韩石山进行了激烈的指责.文坛上作家之间发生口角本是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因我与韩石山是朋友,所以看了之后大不以为然.不久后,毛志成给我寄来一稿,是议论那时文坛风气的,对的“裤裆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看了觉得不错,但不适合在我编的刊物上刊登,弃之又觉可惜.于是,我在给韩石山寄稿时,顺便把毛志成的这篇稿子也寄去了.不久即接到韩石山的复信,告之毛志成的稿子采用了,不要再投他处云云.可见老韩胸怀坦荡,不计前嫌,以刊物为重.这样的“编风”怎能不使刊物风生水起呢.
韩石山主编《山西文学》那几年,最重要的是,刊物比过去的影响大多了,据说发行量已是一个让人听了咋舌的数字,而且还在缓缓地往上攀升.有的学者,特地购买他编的全部刊物做专题研究.连北京三联韬奋中心这样高品位的书店,也主动联系要经销《山西文学》.为什么“韩版”的《山西文学》能“一行白鹭上青天”呢？只因为路子走对了：关心民瘼,就接了地气；重名人不薄未名人,拉近了与作者的距离；敢于秉笔直书,取得了读者的信任.有这几条,怎能不扶摇直上呢？
如今,韩石山卸职主编已经十年了,《山西文学》也早已改换容颜,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但“韩版”《山西文学》的气势与风格却总是萦绕在心,不能忘却.看到市场上众多的刊物如同千人一面,我希望有更多的有特色的刊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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