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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年轻一代接着一代,代代世人接踵去来.谁也无法永远占据这个世界.有来有去,有去又有人来.”这是11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名句.
伊朗岁末年初的浪潮,突如其来又倏忽而去.以诗人的视野来看,归于沉寂符合历史的逻辑,抗争再起也会是历史的必然.因民生问题而起的活动,最终演变成骚乱并指向伊朗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给伊朗权力结构造成冲击,但震动在所难免.留下的悬念是未来伊朗将走向何方？
危机探源
1月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在伊朗煽动的骚乱已经被平息.当天,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警方发言人的话称,这起骚乱造成20人死亡,包括一名.同一天,伊朗议会也召开会议,调查这起波及全国多地的,同时也要求听取民众呼声.
去年12月28日兴起的这波浪潮,首先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随后波及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数十个城市.伊朗政府指责美国、沙特、以色列等“境外敌对势力”是幕后黑手,但种种迹象表明危机的根源在伊朗国内.
物价暴涨是触发因素,但大背景是近年来伊朗国内民怨的累积.在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学者阿里·法索尔·内贾德看来,民怨的积累是结构性矛盾与偶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去年明的煤矿爆炸事故、11月的大地震,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鲁哈尼政府应对不力,孕育了社会不满的种子.
根据伊朗一家名为“伊斯兰革命信徒社团”的组织（由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首创）统计,2016年伊朗发生了1700多起民众事件.在这次游行爆发前数月,伊朗多个中小城市频繁出现了金融机构倒闭的“储户事件”.
经济因素总会是最易燃的导火索.有分析称,这根导火索就是鲁哈尼政府去年12月提交给议会讨论的2018年国家预算.据报道,这份即将于今年3月开始执行的预算,用于民生的支出大幅低于在安全上的支出.
伊朗国家预算的具体细节,外界无从得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安东尼·科德斯曼,在今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伊朗在国家安全上的支出为250亿美元,公共预算支出是159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否靠谱不得而知,但从近年来伊朗加大对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事务的战略投入,以及这次游行中反对伊朗对外干预的口号来看,国家预算上民生与安全的“倒挂”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不过,这种“倒挂”或许并非鲁哈尼政府的本意.有媒体报道,国家预算部分细节被透露给媒体,正是鲁哈尼政府内部人员刻意为之,意在给主张加大对外干预的强硬派施加舆论压力.这就涉及阿里·法索尔·内贾德所说的“结构性因素”,即在国家预算方面,改革派在伊朗权力系统内部有多大发言权.以亲改革派形象当选总统的温和保守派人士鲁哈尼,在2013年、2017年两次竞选中,都强调“经济优先”,但“优先,’的幅度他无法掌控.
从另一个角度看,鲁哈尼政府这些年的改革,的确是这次浪潮的触发因素之一.鲁哈尼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削减政府补贴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之一.但削减政府补贴增加了底层民众的痛感.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伊朗政府曾提出“将石油收入放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民生支出明显向底层民众倾斜.但这些政策在鲁哈尼上台后,要么弱化要么取消.这也是活动的主流是底层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外媒报道,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于1月6日遭伊朗当局逮捕,理由是涉嫌煽动骚乱.据称,这次逮捕得到了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批准.虽然伊朗当局没有立刻证实这一消息,但鉴于去年哈梅内伊多次警告艾哈迈迪．内贾德不要攻击政府,其被捕一事可能不是空穴来风.
艾哈迈迪一内贾德卸任后,仍然扮演着“民粹”领袖的角色.他此前多次批判鲁哈尼政府不顾民生、治理不善.从政治角度看,这次大规模浪潮,也是伊朗国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矛盾相互催化的结果.
独特困境
1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会见宗教团体时表示,美国、以色列、沙特是近段时间伊朗各地骚乱的幕后策划者,目的就是推翻伊朗现政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伊朗问题学者卡利姆·萨迪加布认为,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存在强硬政治势力利用外部威胁壮大自己的现象,“但伊朗的不同之处在于,近40年来这个体制一直利用外部威胁为国内政治服务．’.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是伊朗体制所面临的一个独特困境.
利用外部威胁的另一面,是伊朗真实存在的不安全感.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第二年,即爆发了“两伊战争”.当时伊朗所面对的对手不仅是伊拉克,还有背后支持伊拉克的苏联、美国以及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对于两伊战争,哈梅内伊曾这样评价：“伊拉克的入侵不是两个国家、两个敌人之间的战争,而是非正式的全球联盟针对一个国家的战争.”历史造就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会嵌入政治精英的现实战略思维.
这次浪潮的诉求之一,是反对伊朗政府对外“过度干预”.不可否认,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确在近年来的中东乱局中坐大,但也应该看到德黑兰这些对外战略投资“以攻为守”的一面.安东尼·科德斯曼认为,最近的清楚表明,相当多数量的伊朗人希望,政府能聚焦国内经济而不是潜在外部威胁或输出革命.但伊朗的对外行为不只是强势和大国雄心的体现,也是防御性的.这一切都源于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即便是防御性的对外干预,客观上也在增加而非减少伊朗的战略困境.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苏珊妮·马洛尼在《伊朗地区战略的根源及演化》一文中,指出了伊朗对外战略上的困境：不安全感促使伊朗通过在地区扶持*人的形式扩张影响力,但对*人的依赖也使伊朗面临被盟友牵连和抛弃的威胁,同时这还强化了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理由.在整个中东地区,不安全感并非伊朗所独有,但给伊朗带来的战略困境却尤为独特.
如何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发展之间保持平衡,是德黑兰政权长期面临的困境.伊朗独特的权力体系,决定了化解这一困境尤为困难.在中东地区,伊朗对外行为的“触手”是由保守派掌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势力,而它们也是国内经济玩家,还扮演垄断角色.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伊朗经济的市场活力,甚至扭曲了整个国家经济；但另一方面,这些势力又是伊朗政权稳定的基石.
综观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朗,在保守与改革之间的频繁切换属于政治常态.这种切换也是伊朗独特困境的体现.就这次骚乱来说,支持鲁哈尼总统的改革派指责以内贾德为首的强硬保守派煽动骚乱,而后者指责鲁哈尼经济治理不善.哈梅内伊最终的“定调”是外部势力所为——没有偏向任何—方.作为事实上拥有否决权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表态与其说是不偏不倚,还不如说是左右为难.
就经济发展理念而言,哈梅内伊与鲁哈尼并不同调.哈梅内伊从未表现出对融入全球经济的好感,坚信伊朗应坚持基于自主的“抵制经济”.这也是伊朗保守派的基本理念.鲁哈尼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是吸引外资,进行市场化改革.在科德斯曼看来,经历强硬保守派内贾德总统八年执政后,哈梅内伊没有或不能在2013年“选”一个强硬保守派总统,体现了伊朗教士政权所面临的权力限度.让亲改革的一派登场,是伊朗权力精英们不得不做的自我调整.
走向何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参与这次骚乱的人群大多数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据诸多媒体的报道,伊朗城市中产阶层并未成为这次浪潮的主流.这个细节值得深究.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在伊朗8200万人口中．24岁以下的年轻人占39%.这意味着伊朗正在经历“青年膨胀期”.在这个时期,青年失业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伊朗高达12%的失业率,除了经济发展未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之外,还源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但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伊朗又进入了相对“成熟”的社会,“求稳”的社会心态渐成主流.目前伊朗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8岁,远高于叙利亚（21岁）、伊拉克(19岁)、也门（19岁）等中东动荡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去年12月发布的《伊朗转型：伊斯兰共和国人口变化的意义》报告中指出,随着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增加,伊朗人会对与体制对抗的危险更加敏感,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将比华盛顿所预期的要缓慢.
革命并非“箭在弦上’,这是伊朗目前的政治现实.经历2009年的“绿色运动”、2013年与2017年的总统选举后,伊朗的权力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用选票而非来缓解社会矛盾、解决政治纷争.2017年大选期间,鲁哈尼在竞选活动中公开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离开政治”.这事实上已经触及伊朗保守派的底线,但他依然当选.这反映了科德斯曼所称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权力上的限度.
根据中东事务分析网站AIMonitorl月7日的报道,浪潮平息后,伊朗16位重量级改革派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采取根本性措施,解决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联名人中包括被称为“伊朗改革派理论设计师”的赛义德·哈贾里安.对比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执政时的1999年,伊朗出现大规模街头运动后,伊斯兰革命卫队24位高级军官发表公开信,警告哈塔米他们已对“”失去了信心,不同时代的不同公开信,折射的是伊朗社会在过去20年间的深刻变化.
就目前而言,事态的发展并不能证明伊朗改革派崛起、保守派式微.根据Al-Monitorl去年12月22日的一篇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韦拉亚提,早年一直以改革形象活跃在伊朗政坛,但自从去年鲁哈尼成功连任总统后,韦拉亚提的政治倾向出现了明显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韦拉亚提逐步在伊朗权力系统中扶持鲁哈尼的政治对手,清除改革派的影响力.对于伊朗政治走向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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