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生命政治书写,该文是有关生命论文范文集和《地狱》和生命和书写相关论文范文集.
生命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地狱》中,丹·布朗以“地狱”病毒被释放这一生物恐怖事件为切口,图绘在治理马尔萨斯困境中存在的两种生命政治景象.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生命权力以扶植生命为己任,主张使用迂回的规范化策略以维护人口安全；而以佐布里斯特为代表的死亡政治则将人口过剩视为一种触发道德危机的例外状态,提倡采取“杀人以救人”的方法.双方各执生命政治的“生死”两端,进而陷入对峙的局面.在“地狱”真相被揭开后,双方展开对话与合作,这不仅勾画出生命政治中两种对立力量间的共谋性一面,更揭示出权力面前人皆裸命的悲凉事实.
关键词： 生命政治；*选择；道德危机；生命
中图分类号： I71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7) 06\|0518\|07
当代生命政治议题始于福柯开创的视角,经由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及哈特与内格里等思想家的诠释而逐渐成为当下主导的理论范式之一.福柯认为,西方18世纪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人物,他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看到过他,他也没有得到过承认和认识……他就是人口”［1］54.由此,权力技术不再局限于形塑个人化的肉体,相反还拓展至“人——类别方向上”.福柯将这一方向上的治理称为生命政治学,它“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2］232.与其先前几部小说聚焦个体层面上的*问题相比,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在《地狱》（《Inferno》）中以这一“政治人物”引发的集体性*焦虑为书写对象,再现与反思两种对生命“承担责任”的路径之间相悖相通的图景.小说中,面对“马尔萨斯困境”,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及以佐布里斯特为代表的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分别将人口过剩问题视为可治理的规范化过程与触发例外状态的道德危机,进而表现在对现有人口问题上是选择迂回保续还是直接屠戮这两种相异的治理手段.在勾画生命政治中生与死之间的对立抵牾时,丹·布朗还借结尾处二者间的对话和相互阐释道出其共谋性的一面,继而在人口过剩这个“道德、*和科学灰色地带”［3］中考量与追问生命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勾连.
一、“拯救的是人的生命”：马尔萨斯困境与
“使人活”权力的规范化策略
与君主专制权力不同,以“活着的人”为施展对象的生命权力“越来越没有权利使人死,而为了使人活,就越来越有权利干预生活的方式,干预‘怎样’生活”［2］233.这种“干预”之一就体现在对疾病及发病率的治理上.在福柯的生命政治语境中,危及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不再被视为生命进程中的意外,“而是作为永久的死亡,它在生命中滑动,不断地侵蚀它、打击它、削弱它”［2］230.因此,为了扶植与保卫生命,公共卫生及卫生防疫逐渐被纳入国家议程,“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2］227开始出现.WHO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调控危及人类健康的诸多问题,由此介入生命政治议题.尽管其运作已超越福柯对生命权力所设的民族国家界限而表现为一种生命全球化倾向,但正如小说中伊丽莎白所强调的“拯救的是人的生命”［4］94那样,WHO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关注与协调并未脱离生命权力的“使人活”逻辑,这尤其体现在应对马尔萨斯困境的立场及方案上.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一语中的地道破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性种族面临的发展困境.他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仅以算术比例增长.懂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增长是多么巨大”［5］7.在论述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始终难以满足人口的增长需求这一困境之余,他又指出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困境,“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5］8.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有限性,成为制约人口生存与发展的瓶颈.按照马尔萨斯的推演,在双重困境的围攻下,人类社会必然饱受失业、贫困及罪恶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侵扰.在该书出版200周年之际,尽管不少学者发现,“全球人口在1965至1976年间从每年2%的增长率降至现在的1.2%……人口问题已不是问题,因此提出该问题的那人也就不再受宠”［6］214,但仍有不少人将《人口原理》奉为圭臬,认为它是“一本严肃阴郁但又极为珍贵的指南”［7］315,《地狱》中的佐布里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马尔萨斯主义的拥趸,他进一步将该困境升级为一场末日危机.他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地球人口总数将达到90亿,那时“自然资源日益减少,需求却急剧上升……不论以何种生物学衡量标准来看,我们人类的数量都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极限”［4］9292.然而,让他更为忧心的却是无人敢“与他进行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讨论真正的解决方案”［4］418,尤其是WHO.他曾质问伊丽莎白,“面对这种灾难,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星球健康卫生的看门人——却浪费大量时间金钱去干治疗糖尿病、修建血库、对抗癌症之类的事情”［4］93.佐布里斯特的攻讦恰恰反证了WHO“使人活”权力的本质：与君主的“使人死”权力相对,它是一种肯定性与生产性的权力技术.由于人口密度与大规模传染病爆发可能性间存在直接关联,WHO也将人口过剩纳入其“使人活”的治理议程中.尽管佐布里斯特对WHO的指责有所偏颇,但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在应对人口过剩时,受人口自然性的制约,WHO并非从“正面解决这个问题”［4］93,而是选择一种迂回的调节策略.
作为历经君主权力及规训权力主导后最新的权力技术形式,生命权力的出现与人口在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再发现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人口被视为“自然性”实体,与自然万物一样有一套自己的生物学规律,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统治者以法律形式采取的专断的和直接行动的控制”［1］57.为发挥人口的积极作用,统治者不得不顺应人口自然性的发展规律,将其直接操控的权力运作方式转为间接渗透.这样,生命权力以人口自然性为出发点,藉由人口学、统计学及流行病学等学科知识测出诸如出生率、死亡率及健康状态等人口的种种局部和整体的常态,并将之表征为客观具体的数据及曲线.随后,在对这些常态的不同曲线的测定中,生命权力“努力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压低与正常的和一般的曲线相比显得异常的曲线”［1］51.福柯将此种从常态出发并以常态为依据制定出相应的规范以达到目的的治理方式称为规范化,其特点在于“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个人,而是主要在具有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2］232.
某种程度上说,WHO的常规工作就可视为这种规范化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布展.它以覆盖全人类的“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其组织宗旨之一,在世界各地监测与评估涉及人类健康方方面面的卫生情况,得出关乎人类健康的种种常态,再以此压低世界各地区最不利的常态曲线及与此相比显得异常的曲线.小说中,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WHO的实施方案之一就是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以委派医生前往非洲发放免费避孕套及宣传节育工作.乍一看,此措施未免有些杯水车薪,甚至可以说是白费功夫.但究其本源,这种迂回策略正是生命权力的规范化技术使然.当下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已放缓,这已成为人口增长的一种最优正常曲线或规范.与之相比,非洲地区人口增长就可视为一种异常的曲线.在最新版《世界人口展望》中,联合国社会部人口司专家称,“全球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在非洲地区增长最快”［8］.故而,非洲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可视为世界人口过剩问题的“决定因素”,这就是WHO积极在非洲部署降低出生率工作的根由所在.通过压低非洲地区这一异常的人口增长率,他们企图间接地对世界人口增长的自然性进行渗透,以期达到总体平衡化,进而克服马尔萨斯困境中的人口增长一端.
由“从常态到规范”的规范化治理路径可知,WHO的工作重心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调控机制从宏观上干预人口过剩.这一治理虽未触及至个体层面上,但这并不意味它排斥或罢黜微观的规训权力.尽管WHO的干预举措被佐布里斯特视为一场闹剧,但它至少找到了宏观与微观间巧妙的连接点,即“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2］237的“性”.可以说,WHO通过发放避孕套及宣传节育正是利用了这个连接点,使其治理人口工作既有宏观上的关照,又有微观身体上的日常化实践,从而全面地对生命负责,保障人口安全.虽然小说中由于天主教的介入而使WHO的计划流产,但现实中一些国家在类似的节育政策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此调节策略的有效性.
二、“上帝的礼物”：例外状态的建构与
生命的生产
在应对人口过剩的问题上,如果说WHO从“生”的角度出发,那么佐布里斯特则主要围绕“死”的逻辑展开.在他看来,WHO的“养生”行为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因为其实质恰似在人类“快速扩散的恶性肿瘤上贴一张创可贴”［4］127.他为此撰文抨击WHO,并疾呼人口灾变理论：“人类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除非我们遭遇一个灾难性事件,能够急剧减少全球人口增长,否则我们这个物种将无法再生存一百年”［4］194195.在人类生存危机的倒逼之下,他公开声称,生物遗传技术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延长人的寿命,而是“用来制造疾病”［4］195.“地狱”病毒就此应运而生,并被他视为“来自上帝的礼物”［4］261.然而,透过阿甘本对生命政治中例外状态的阐释,佐式口中的“礼物”神话不攻自破.
例外状态一直镶嵌于人类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之中,其最初的原型可追溯至古罗马法的“悬法”（iustitium）制度.当出现威胁到罗马共和国生存的情况时,元老院就会依法发布一个宣告动乱的命令,并由此“号召执政官,有时也包括裁判官与护民官,在极端的情况中甚至会包括所有的公民,采取他们认为拯救国家所需的任何必要手段”［9］41.此时,法律处于“一种无意义却有效力的状态”［10］67,也即“悬法”虽表现为一种法律的空缺与停顿状态,但并不意味着法律彻底从政治舞台上退场.于是,“悬法”最终制造了一个法与无法相互重叠的吊诡空间.人的一切行为在此空间中都有待重新评估,对其行为本质的“界定都必然落在法的界域之外,既没有法可执行,更没有制订新的法律,亦没有是否违法一说”［11］27.由于与“拯救国家”之类的宏大叙事挂钩,常规状态中被视为违法的暴力行为将变得合法化.由此观之,一定程度上说,谁掌握界定危机或紧急状态的话语权,谁就拥有裁定暴力正当与否的权力.
从这一层面上看,《地狱》中佐布里斯特对人口过剩问题的阐释,尤其是在道德维度上,就可视为一种对例外状态的寻建.他首先对当下诸如臭氧空洞、水资源匮乏及粮食短缺等全球性问题重新把脉,认为“它们只是症状.而病根是人口过剩”［4］127.在将人口过剩问题提升至重中之重的位置时,他又以但丁《神曲》中地狱篇为参照进一步分析蕴含其中的道德危机.与WHO将人口过剩问题仅视为健康问题不同,他认为此问题还会“影响到人类的心灵”［4］94.本质而言,人可视为一种由人性与兽性构成的“斯芬克斯因子”存在,“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意识的人”［12］5.在人口不断攀升而自然资源又日益枯竭的情况下,未来人类体内两种因子间的微妙平衡极有可能被打破.贪婪、暴食及背叛等但丁笔下人类所有的动物性本能开始出现,兽性因子将会反转压制人性因子,进而使我们陷入“一场为人类心灵而战的斗争”［4］94.
这样,佐布里斯特对马尔萨斯困境中道德维度的发微使其紧急程度进一步升级：人口过剩不仅导致人类的生存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意识消失殆尽,进而使之有可能退化成《格列佛游记》中的耶胡（Yahoo）一族.最终,为解决此“紧急状态”,一种介于法律与暴力之间“无可区分地带”的例外状态呼之欲出.“地狱”研制成功后,他在一部打算公开的视频中宣布,“袖手旁观就是在迎接但丁笔下的地狱到来……拥挤不堪,忍饥挨饿,身陷罪恶的泥沼.于是我勇敢地挺身而出,采取行动……但一切救赎都得付出代价”［4］132133.在对人口过剩与人性二者关系的揭橥中,例外状态被开启,佐布里斯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因被冠以“救赎”之名而变得合法化.
当被问及地球上理想的人口数量时,佐布里斯特认为,“人类繁衍生息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地球上只有约四十亿人口”［4］95.“地狱”病毒被设置在地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释放,这就完美地完成翦除现今一半以上人口的任务.对于此种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兰登难以置信地说道：“我只是无法相信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会赞同杀害无辜的百姓”［4］200.然而,兰登的诧异完全是多余的.阿甘本通过对“生命”的词源学考证,将之还原为两个希腊词：zoe和bios.前者被定义为“一切活着的存在（动物、人类或诸神）所共通的一个纯粹事实”［13］1,而后者并不单纯地论及生命作为生物实体的特性,还牵涉*学与政治学上的考察.他进而指出,例外状态的实质之一就是将政治生命bios褫夺为让人随意且合法宰割的生命zoe.因此,在佐布里斯特等暴力实施者眼中,“无辜的百姓”早已沦为生命,也即每一个人都可以杀害他们而无需背负任何*顾虑.在这场克减人权的死亡政治中,虽然他宣称“为了芸芸众生”［4］3,但真正从中受惠的却只有一部分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之所以在当时欧洲思想界炸响一记惊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无情地鞭挞了法国大革命后涌现的乌托邦情感.他认为,在人口法则作用下,孔多塞“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所作的推测……是一个谬误”［5］61.吊诡的是,佐布里斯特身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同时,又是一名对孔多塞“无限”理念深信不疑的超人类主义者.在基因工程、神经科学技术、纳米技术等增强技术的帮助下,当下的超人类主义思想使“无限”由幻想变成现实：“通过应用科学及其他理性手段,目前人性是可改善的.这些技术有可能提高人的健康寿命,拓展我们的智力和身体能力,增强我们对精神和情绪的控制力”［14］202203.在一次演说中,佐布里斯特鼓吹将超人类主义,将之视为“人类长久生存的唯一希望”［4］267.然而,当下人口增长趋势却极有可能使这一“希望”破灭.
表面上看,“地狱”病毒是为延续这一全人类的“希望”而杀人,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借助于基因工程等技术,人类可在生命开始之初对生命本身进行改造,这一方面使人类变得“更加灵敏,更有耐力、体力更强,智力更高——从本质上说成为一种超级人种”［4］272273,但另一方面由于增强技术受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宰割,这又可能“滋生出奴隶社会或者种族清洗的局面”［4］273.尽管该思想将会带来两面性的结果,但小说中的兰登与伊丽莎白及小说外的弗朗西斯·福山等思想家认为,它将导致弊大于益的局面.由于增强技术所耗费的大量资金,福山认为随着基因突变的随机性变成可选择性,“一条人类竞争的新大道将被开启,社会等级高低之间的差距将会增大”［15］157.而一旦这些技术为权力所染指,“超人类性（transhumanity）将开启极权主义复归的大门”［16］8.由此可见,“地狱”带来的“礼物”极有可能并非是一个人类诸多方面得以极大改善的乌托邦社会,而是一个类似于《美丽新世界》中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技术与权力操控的极权社会.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结尾处指出,在现代时期开始时,自然生命开始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由此“象征主权权力的旧式的死亡权力现在被肉体的控制与生命的精心管理小心翼翼地取代”［17］139140.然而,在阿甘本看来,主权者通过对例外状态的征用已使生命权力远离福柯所说的扶植生命职责,而重新转为“旧式的死亡权力”.由于“主权者是决断例外状态之人”［18］5,例外状态实际上更多地成为主权者为实现其政治图谋的修辞工具.佐布里斯特极力推崇黑死病,将之视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催化剂.为此,他将“地狱”病毒比作黑死病,因为它将开启“后人类时代”的大门.虽然这个新时代向全人类敞开,但并非人人都能蒙受其恩.
三、*再选择：不育隐喻与人皆裸命
同是“思考和关注人类未来生存状况的生态惊悚小说”［19］41,与前作《失落的秘符》传达“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想借此书把未来朝着某些方向轻推一下”［20］的乐观心态不同,丹·布朗在《地狱》中隐约流露着对当下生命政治存有的些许悲凉情绪,尤其体现在结尾处的*再选择中.当伊丽莎白与西恩娜两方人马赶到伊斯坦布尔时,他们发现“地狱”早已被释放.在兰登与西恩娜交谈中,“地狱”的真实面目被揭开：作为一种超人类主义黑死病,它将随机导致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无法生育.“地狱”犹如一种隐性基因潜伏在每个人体内,代代相传且在一定百分比数量的人身上被随机激活.由此,人类被改造成生育能力不强的物种,人口过剩危机便一劳永逸地被化解了.这样看,“地狱”可视为一种以“文雅、人性的方法”［4］408实施的变相“大屠杀”,因为它随机地抹杀许多潜在的生命而使一部分人无法延续血脉.
针对此种*境况,生命政治中原本互为对立面的双方重新估量“地狱”背后的生死博弈.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都支持这种“‘非人道中人道的’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21］53.一方面代表“使人活”权力的伊丽莎白放弃寻找解救之道,转而接受并积极为“地狱”框定道德标准；另一方面站在“死亡政治”一边的西恩娜先是打算毁掉“地狱”,后又选择成为伊丽莎白盟友.这场*再选择的结果,即不解除“地狱”威胁甚至为之正名,实际上是将不育这个人类身体机能的例外状态常规化.在这场人与人口的“战争”中,人人都成为权力算计下的潜在裸命.透过不育隐喻,丹·布朗揭示生命政治中两股对立力量之间共谋的一面,同时又指出当下生命政治运作中难以根除的痼疾所在.
在西恩娜看来,WHO的生命权力与“地狱”所表征的死亡政治是互斥的.因此,在“地狱”入侵人体俨然成为一种事实后,当伊丽莎白说：“我们有可能根本就不想对付它”［4］420时,她才会被“惊得瞠目结舌”［4］420.但西恩娜的惊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在一定情境下是共通的.在强调生命权力通过调整机制致力于“使人活”时,福柯并没有拒斥死亡政治.他认为,“让人死”之所以被生命权力体系接纳的根由在于,此时的死亡“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与此消灭相联系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2］240.换言之,“让人死”是为了更好地“使人活”.至此,生命权力中两种相悖力量之间串通并共同宰割生命的秘密暴露无遗.
WHO的徽章被称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其形象是一条缠绕节杖的蛇.蛇的毒液能致人死命,同时又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可以说,以两面性的蛇作为标志的WHO正好验证“使人活”权力中存在的两张截然相反的面孔.小说中,在发现“地狱”在人口拥挤的地下蓄水池景点被释放后,伊丽莎白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马上疏散人群”［4］386以保他们的周全.然而,为防止更多的人被感染,她“条件反射般伸手抓住自己的天青石护身符”,即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决定封锁蓄水池的所有出口,企图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更多的人”［4］387.这种对安全的理性考量一方面表现为生命权力中“使人活”对“让人死”的合理征用,另一方面也为随后是否研制解除“地狱”功效的药品这一*选择做了铺垫.“地狱”的随机不育功效对于奉行单身主义的兰登来说并无大碍,但对于像伊丽莎白那样饱受不孕之苦的人来说则不啻于一场浩劫.年轻时,伊丽莎白因不孕而导致婚姻破裂,此后不孕创伤便时刻伴随着她.以她与兰登的初次会面为例,当见到比自己要年轻许多的兰登时,一种暗恐感萦绕其心间：“我几乎可以做他的母亲”［4］246.饶是如此,在让更多家庭蒙上不育阴影与拯救人口危机之间的*选择中,她选择了后者.伊丽莎白的这种选择暗合了现代生命政治“使人活”的内在逻辑：“一部分人的、生命权利总是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被排斥和死亡命运”［22］109.
随着伊丽莎白的立场转换,西恩娜也改变其对科技持有的批判立场.虽是佐布里斯特坚定的支持者,但西恩娜并不像他一样对“地狱”盲目乐观.她认为,“像所有科学一样,这种新科学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载体病毒的效果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4］415.由于这种警觉性,她在佐布里斯特自杀后,企图利用兰登找到“地狱”的下落并将之毁灭,以绝被权力机构利用之患.然而,讽刺的是,西恩娜却主动地放弃其初衷.在基于人类基因组织复杂性的一致看法上,她与伊丽莎白展开对话,并渐渐放下警觉.最终,她同意与伊丽莎白一起赶赴日内瓦说服各方对“地狱”“听之任之”,这不仅预示着“地狱”被“使人活”权力的收编利用,而且还意味着人类不分种族、阶层及性别都将成为一种常态下的裸命.
在为“地狱”辩白的视频中,佐布里斯特指出,“在马尔萨斯无可辩驳的数学原理助推之下,我们在地狱第一层之上摇摇欲坠……很快就会以我们从未想象的速度坠落”［4］132.在《神曲》中,地狱第一层又被称为林勃（limbo）,着一批特殊的“罪人”.他们或是未见过基督出生的异教徒或是未受洗礼就夭折的婴儿,因此,上帝的律法就无法在他们身上施展而处于一种空虚状态.然而,与其他几层犯戒之人一样,他们也被羁押在地狱中.这样看,第一层的“罪人”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律法的律法状态中,也即神法的例外状态中.在佐布里斯特的语境中,地球表面或常规状态虽“摇摇欲坠”,但还未到全盘崩溃的境地,也即例外状态并未真正到来.但在伊丽莎白和西恩娜的选择之后,虽然人类回归到安全状态中,但却陷入另一种“林勃”中.
在与西恩娜取得一致意见后,伊丽莎白及其团队打算“构建一个道德标准”［4］421.这一“技术在前,*在后”的收编做法实际上使“地狱”引发的不育病症合法化.阿甘本在采访中表示,在当下生命政治实践中,例外与常态之间越来越难区分,因为“例外起初被视为某种非常的东西,应该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但一个历史性转换已将它变成治理的常规形式”［23］609.WHO对“地狱”的认可就可看作“一个历史性转换”,因为它实际上是将例外常规化,其结果是此后每一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感染者,都有被随意且合法地截断血脉而灭绝的可能.简言之,为成功干预人口过剩问题,“使人活”的生命权力不得不将我们中的一部分从bios降格为zoe.从这一层面上看,我们与“林勃”中的“罪人”无异,都是些无辜但却又受权力任意处置之人.然而,倘若不这样做,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难以存活下去.通过这种*困境的设置与选择,生命权力在维护生命时就产生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即不得不屠杀生命的悖论就昭然若揭了.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求助紧急状态的治理,“例外将不再与规范明确区分,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例外的永久状态之中”［24］557.由于其代代相传与随机性的特性,“地狱”在解决人口危机的同时也永久地构建起一种例外空间.权力机构如WHO对此的默许与接纳则更合法化了这一空间,使我们暴露在随时被不育“屠杀”的境况中.小说尾声中,丹·布朗借兰登之口道出“在危险时刻,没有比无为更大的罪过”［4］429.反讽的是,生命政治中互为矛盾双方的“有为”之选似乎带来比先前更大更持久的“罪过”,这或许就是丹·布朗在采访中一再对此解决方案不做评论却只说“不知道”［3］的缘由所在.
四、结语
有评论家指出,丹·布朗的全球蹿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9·11事件”后的国内外政治及社会环境：“9·11袭击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营造出一种激发阴谋主义的环境,从而为这位先前默默无名作家的充满阴谋论的作品开辟了市场”［25］194.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丹·布朗小说与“9·11事件”之间绝非单向的因果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耦合关联.在受益于充斥着阴谋论的文学市场的同时,丹·布朗也在其创作中有意地表征与反思“后9·11”社会图景.“9·11事件”之后,全球性反恐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的文学文本……作为生命意识表现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也是作家们乐于书写的题材”［26］163164.如果说《失落的秘符》只是对国家权力利用《爱国者法案》干预公民隐私的简单再现,那么《地狱》则借助“地狱”这一“生物恐怖主义武器”更为深入地拟摹“后9·11”时代全球政治语境中权力对生命的宰控.通过书写人口过剩焦虑,丹·布朗揭示出生命政治两端的“生”与“死”之间从对立到对话再到合作的转变过程,这既是人口健康与安全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又是生命一步步受到权力算计与排斥的过程.在这一矛盾性进程中,生命政治的两张面孔——生产性与压制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不言自明.在当下生命政治实践中,谋划生命幸福与杀戮无辜生命并行不悖,甚至一定程度上前者的实现全系于后者的执行.然而,丹·布朗阐发此悖论的用意绝不在于做厚此薄彼式的评断.《地狱》的开放式结尾表明,丹·布朗意在呼唤一种警醒意识,以使读者在其个体化的*情境中对权力与生命之间的勾连有所体悟与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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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赤壁赋》和禅宗生命美学
苏轼是“千古一人”的文化精英,在文学、艺术……诸多领域造诣极深 加上其政治失意、屡遭贬谪的人生经历和儒释道杂糅的思想体系,使苏轼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和人格化身 前赤壁赋写.
英雄的传奇性书写和悲剧的诗化论谍战剧《风筝》的话语精神
【摘要】“谍战教父”柳云龙的新作风筝讲述了情报员“风筝”在长期潜伏任务中坚守信仰的故事 在意义解构、文化消解为盛行趋势的当代语境中,“信仰&.
《影》：黑白水墨书写权谋博弈
内容提要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新作影在2018年国庆黄金周档期一上映,就引发了巨大反响和评论热潮 影是张艺谋对视觉美学又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全新的探索全片以黑白笔墨挥洒,犹如一幅幅流动的泼墨山水画 本文着重从.
鲁迅：《野草》以与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
第一节“怎么写” 1924年至1927年a,鲁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语言危机,他自己也很清楚 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连续写了那么多年,却发现自己无话可写,无话可说,这是怎样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