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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派出几路大军讨伐东突厥,由兵部尚书李靖担任总指挥.到贞观四年（630年）春天,唐军俘虏了颉利可汗,取得了彻底胜利.四月戊戌日,唐太宗登上长安的顺天门城楼,盛陈文物,引见颉利,历数颉利的五大罪行.其后,太上皇李渊感慨于太原起兵之时曾经被突厥掣肘,感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似乎是对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的公开肯定.于是,“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皇宫内的凌烟阁上演了一出父子和洽的欢喜剧.但是,等待前线总指挥李靖的却不是如此欢庆的气氛.《资治通鉴》明确记载：
（五月）丁亥,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上乃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上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
李靖本应是回来请功领赏的,却遭到了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弹劾.不必探究李靖的部下是否真的将突厥的珍宝器物抢掠殆尽,因为那个年代的重大战争获胜的一方纵兵抢掠似乎是通行的惯例；也不必忙于佩服李靖的隐忍低调不加辩解,毕竟弹劾百官是御史大夫的职责所在而且皇帝已经下令不接受弹劾.面对唐太宗见面时的“大加责让”,李靖只有顿首谢罪,他还能说什么呢？君臣见面的场景,实在令人有点窒息.哪怕是短短几分钟的沉寂,李靖和唐太宗都会觉得是过了许久.这“久之”后面唐太宗的一段话,像是提醒和敲打,敲打那个时代最懂得兵法的李靖不要有异图；也像是自我警醒,忠诚如李靖,千万不可因猜疑而问罪甚至杀戮.整个事件的结果是,李靖得到了本该获得的加官晋爵受赏,只是中间多出了一个被弹劾和接受责让的波折.而且恰恰是这个波折,折射出了帝制时代君主和功臣武将之间微妙的关系.从文本表面看,《资治通鉴》叙事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李靖出现了御军不严、放纵部下抢掠的错误,唐太宗却倍加爱护,不仅不接受弹劾,而且诚恳地找李靖谈话,在责让之中善意提醒、加官赐赏.这是司马光笔下唐太宗善于用人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的司马光,在作为代表北宋最高学术成就的《资治通鉴》中要传递的信息应该远不止于这个层面的内容.如果这段记载中反映出的李靖之低调和唐太宗之包容就是整个事件的全部历史,那历史就显得有点单薄.人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远甚于此.司马光写给仅仅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的人,尤其是仅仅从字面上来了解历史的人看的,到这个层面似乎也足够了.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觉李靖所受的这一顿责让,其必要值得怀疑,尤其是唐太宗事后的劝解更觉得话里有话：“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你都明白是被诬告了,那当初为何要如此责备李靖呢？换言之,如果唐太宗对李靖无比信任,又有谁愿意冒险去进谗言诬告他呢？
检举李靖军无纲纪、放纵士兵抢掠突厥珍宝的人到底谁呢？唐太宗可以不告诉李靖,但在史籍记载中却无可回避.今存记载中有两个说法,一是温彦博,另一个是萧瑀.温彦博和萧瑀两个说法,可能来自不同的史源,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用一个说法否定另外一个,最大的可能是两个说法都对.只要参考更加原始的《旧唐书·李靖传》,就会产生疑问：温彦博和萧瑀是否都上疏弹劾过李靖？在这个疑问的引导下,一个细思恐极的答案就要跳将出来：难不成弹劾李靖是御史大夫的角色行为而非温彦博或萧瑀的个人行为？
按照口径记载在《旧唐书·李靖传》中的说法,是“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而弹劾.至于温彦博为什么要对建立不世奇功的李靖如此羡慕嫉妒恨呢？《旧唐书》卷六一《温彦博传》的记载中有一个间接的说法,武德年间温彦博参加了对东突厥的战争,在对突厥的战争中被俘虏,在那边吃尽了苦头.现在李靖竟然把东突厥彻底打败了,对比之下,温彦博多么没有颜面.“害其功”所指应是这种心态,无论温彦博是真心嫉恨还是被安排嫉恨,这个背景都是很好的铺垫.至于萧瑀为什么要弹劾,除了他是御史大夫的职责所在,《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也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背景,那就是萧瑀喜争好辩,热衷于弹劾同僚.房玄龄、魏徵、温彦博等人都曾因为一些小的过错而遭到过萧瑀的弹劾,这是《旧唐书·萧瑀传》中列举的萧瑀弹劾过的人.如果李靖遭受过萧瑀的弹劾,为什么偏偏不记载下来呢？难道萧瑀也是被安排去弹劾李靖的？
从《资治通鉴》的叙事入手,寻找李靖被弹劾事件在两《唐书》中的记载,各种说法互相参照,自然指向弹劾李靖是在攻打东突厥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御史大夫的角色行为.而角色行为的背后自然就是皇帝的意志,是唐太宗李世民授意或者暗示先后交接的两任御史大夫上疏弹劾李靖.《资治通鉴》的叙事在字面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二月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的当天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以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的记载,以及将萧瑀上疏弹劾李靖的时间明确定在五月丁亥日,都留下了通向这个理解的线索.
唐太宗为什么要防范和敲打凯旋的李靖呢？因为李靖是除了唐太宗本人以外那个时代最懂得谋略和兵法的人,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统帅大军出征的不二人选,自然也就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在贞观三年（629年）战机初现的紧要关口,唐太宗首先考虑的带兵将领就是李靖（事实表明,以后很多年他都一直面临着用还是不用李靖的艰难选择）.《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三年八月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管讨之（东突厥）,以张公谨为副”.十一月庚申,“以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道出击突厥”.雷家骥撰《李靖》认为李靖为六道军队节度的说法值得商榷,不过他注意到受李靖节度的将领爵位大都高于李靖的现象,或可说明除了李靖是兵部尚书之外,恐怕还与唐太宗对诸道将领的牵制有关,也是李靖的军事指挥才能所决定的.无论如何,李靖在唐朝进击突厥的战争中处于总指挥的位置,其受到的重用是无可置疑的,与此同时,他应该也受到唐太宗一定程度的防范.对于帝王来说,大凡不得不用之人,一定也是不得不心存防范之人.
《资治通鉴》没有明确揭示唐太宗对李靖的防范,而是标树圣明君主对遭到嫉恨和弹劾的将军加以敲打,其叙事目的了然若揭.但在叙事当中又留下了一些线索,尤其是点名两个特别时间,若隐若现地引导 读者去发现一个懂权谋、善驭人的唐太宗,一个并不那么光明磊落的君王.这是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条线索的表层意图,那历史教给读者的就是阴谋和暗算.司马光不希望人们如此读历史,至少王夫之理解中的司马光的编撰意图并非如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三》中批评了编撰历史的不良倾向,“抑有纤曲嵬琐之说出焉,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他认为《资治通鉴》是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的代表,将历史讲述得光明亮堂而不是阴暗诡诈.
如果唐太宗确实对李靖心存防范,那么在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朝野内外都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时候,指示或暗示御史大夫上疏弹劾一下李靖御军无法,回到朝廷后顺势对其进行提醒和敲打,未尝不是一种保护.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军功最大的李靖可能招徕的嫉恨又何止来自一二人呢？况且受其指挥的各路将领资历和爵位都比他高.通过敲打来加以保护,也是一种爱护人才的表现.即使唐太宗本人也心存戒备,帝王对于臣下的预先防范也不见得一定是阴谋,在一定前提下也可以理解为善意提醒或者暗中保护.在这个层面上,李靖被诬告事件传递出来的意义就又回到《资治通鉴》叙事的字面意图上来了.
（摘自“文史天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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