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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德国后,李鸿章一行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于1896年8月2日到达英国.正是英国发动了侵华的战争,使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英国此时仍是世界头号工商强国,访问和考察英国是李鸿章这次出访的重头戏,时间长,内容丰富.
在英国当然要拜会女王,另外还有一系列繁忙的国务活动,但李鸿章通过随员向报界表示：“他的主人反感宴席和娱乐招待.比起所有其他,他想看的其实是英国的工业区.”（1896年8月7日《约克郡晚报》,YORKSHIRE EVENING POST）
在英国,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参观、考察各类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和制造炮、军舰的兵工厂.观察细致的英国媒体发现,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在以*各种艺术品丰富名噪一时的拉格赛德公馆小憇时,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吸引他的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施：“如果说艺术品不能吸引李鸿章的话,那么有几样物件显然做到了.让这位老绅士高兴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机械和机械制品.对于此类物品,拉格赛德也比其他府邸都要丰富.这座大楼是电气照明,当然也安装有电话,在阿姆斯特朗伯爵的书房和他底楼的事务员屋内都安设有电话机.此外,这座宅邸还特别安装有一套水压器械,以便从一个人工湖供水.另一套水压器械是用来使储藏室的大瓶里的水果树长得更好,而且可以开启它们使植物得到更多阳光.关于这些和其他设备,李鸿章很高兴有人可以详细地解释给他听.”（1896年8月20日《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NEWS）
与对艺术品的无感相反,参观工厂他总是兴致勃勃,连连提问,从武器原理、性能到成本等,往往令接待者大有应接不暇之感.有报纸报道,在参观一家军舰制造厂时：“巨大的转台似乎使他的好奇心达到了最高点.他向官员们连珠炮式地发问,后者几乎都要来不及回答了.转台是用在船板上的.在台子的最上头安装有运台,再上头安装着炮.这些转台重达46吨左右.在两座炮台安装上去后,总重量可以到达大约200吨.其中一个转台单独放着,另一个上面已经装好了运台和重达50吨左右的重炮.炮管可以轻易地升降或者指向任何一个所需的方向.这看起来使这位中国的政治家很高兴,因为他问了大量有关制造这台机器的问题.”在参观一艘12200吨的巨大战舰时,李的欣赏、欢喜之情难以掩饰,对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问”.他问到了钢板的厚度,接待者回答18英寸,他进一步问：“是哈维板吗？”回答说是的.“哈维板”即哈维法硬化钢（Har-veyed）,是美国工程师哈维19世纪90年代初期使用表面渗碳工制成镍钢装甲,1892年各国开始大量使用哈维装甲.李鸿章在1896年就知道哈维装甲,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在参观一种新式可快速连发四轮时,李鸿章仔细检查座,并问是否引自法国.一位接待者说是使用法式系统,但做了改进,另一位陪同爵士则说不是法国的,是引进瑞典的.看来李鸿章对法式颇为了解,或他自认为比较了解,就追问这位爵士是否了解法式？爵士回答说了解.李又问,法式是否比这个更加便利,爵士回答说没有.李再问是否在法式基础上做了改进,爵士肯定说不是法式也不是英式,强调就是瑞典式.李鸿章在离开时,仍表示法国式比这个要好.（1896年8月21日《北方回声报》,THE NORTH ECHO）
1872年李鸿章提出修铁路被否决,此后17年李鸿章一直努力不懈,想尽种种办法,到1889年朝廷终于正式同意修造铁路.此次出访英国,他对铁路当然分外关注,参观了机车、铁轨工厂,了解铁路公司的运营、调度情况,细到铁路公司为何要减少二等座增加三等座.中国正准备修卢汉路,因此他对选用何种铁轨格外留意,问陪同的铁路公司总经理为什么该公司在某些特定的铁路上增加铁轨的每码重量超过了75镑.总经理回答说：他们公司正在将铁轨的重量增加到每码80镑,而在某些铁路段铁轨的重量甚至达到了每码100镑.随着机车引擎和车厢重量的增加,为了公众安全考虑,有必要相应增加铁轨的质量,他们公司已经下单了比现在使用中的这些牵引能力更强更快的机车.李鸿章表示,在中国有一些铁路段,被推荐使用每码75镑的重量标准.（1896年8月17日《约克郡晚报》,YORKSHIRE EVENING POST）
伦敦当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而中国尚无一家国人创办的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已有千余家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不仅没有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而且没有确定的币制,实际上实行落后的“银铜并行”的复本位制（Bimetallic Stan-dard）,无法适应已推行三十余年大工业生产的洋务运动.因此,李鸿章在伦敦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细致入微地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还询问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他还讨论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汇率、银元等问题,英国媒体注意到他“看起来为了这个国家自己的利益考虑,应该拒绝采取复本位制（双金属）的标准”.（1896年8月14日《赛文欧科斯纪事报和肯特广告报 》,SEVENO*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虽然李鸿章有此想法,但拖到他去世九年后的1910年,清政府才决定实行银本位,但还未及实行就被辛亥革命推翻.直到清政府覆亡,都未能解决这一币制问题.
李鸿章访英期间,必不可少有英国随同,负责保卫.对,李也好奇,曾兴致勃勃地向随行详细询问当地政府管理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表示清朝现在还没有制度,希望今后也引进制度.（1896年8月17日《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五年后,经过庚子大动乱后,清廷在19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的那一年,终于创办了地方性制度；1905年清廷新政,设立巡警部,为全国性制度创设的标志.
英国陪同人员和媒体都发现,李鸿章喜欢发问,参观时喜欢提问,甚至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以攻为守”,向采访的记者频频发问,有时被采访者成为采访者,采访者反成被采访者.有次与一位英国印度殖民地内务部的官员一起,李频频发问,这位官员招架不住,承认李鸿章对英国在印度的内政管理,比自己知道得还多.看来,李鸿章也认真作了一番功课.李鸿章对“包罗万象的知识所流露出的渴望”,他们大为惊奇.有懂中文的英国人戏称中堂大人的“口”应改为“否”,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可否”“能否”“然否”地提问.
（摘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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