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和区域史院以徽学为例,本文是关于区域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与徽学和数字人文和区域史研究院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区域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囿于历史文献自身特点及研究方法等,“碎片式”研究是当前区域史研究中的主流.做为国内区域史研究的热点,目前徽学研究中的“碎片式”研究主要包括大量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这是构建中观、宏观综合性研究的重要基础.解析徽州区域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其具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的特点,而限于技术手段,目前对其整体性利用尚不充分.以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为导向,借助现代数字人文技术,通过专题性数据库和综合性数据库的建立,挖掘徽学文献的系统性和关联性等,对“碎片式”的文献与研究进行有机缀合,有助于全景式徽州区域成长史的建构.
关键词：区域史研究；数字人文；徽学；碎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徽州佛教研究”（16BZS033）；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004）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11－00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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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做为有别于传统史学认知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方式——区域视角往往成为学者不自觉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基本视角之一,区域史研究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所取得的成就学界亦多有论述.当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基本理论与方法也一再为学界所检讨,特别是其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在目前区域史研究史料不断扩充的情况下,如何兼顾历史细节的碎片式研究与中观、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无疑值得借鉴.近年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由于在海量文献信息挖掘以及研究问题意识导向等方面的特别作用已经得到学界高度的重视.做为国内区域史研究的热点,目前的徽学研究中“碎片式”研究尚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而中观、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亦亟待加强.如何借助现代数字人文技术探讨在海量“碎片式”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中观、宏观的综合研究,形成徽州区域历史由碎片到拼图进而到全景的构建,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在此,仅以徽学为例来探讨数字人文与区域史研究之间的潜在关联,并求教于方家.
一、碎片与徽学研究
受西方近代史学思潮影响,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史学界方法论的不断丰富与变化,史学界关注的视角与视野也随之变化,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主题进入到学术界的视野.在这一趋势下,研究主题与内容的精细化成为必然.而在研究主题与内容不断精细化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亦有各种情况的“碎化”或“碎片化”问题的出现.有学者指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新兴史学碎片化的表现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①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一是史家眼光朝下,研究原来不为人注意的、无关历史进化的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和事件; 二是繁琐论证,就一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题材,深入发掘,探奥求赜,希望发人所未发之新见.② 而针对“区域”研究,亦有学者明确指出,所谓“碎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即是区域的“碎化”,即将区域史研究完全等同于地方史或地方志研究,淡化了整体史研究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主旨.③ 上述论述大体体现了学界对史学研究“碎化”或“碎片化”的担忧.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明确指出目前我们的史学研究中碎片研究尚不够充分.④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我们既需要谨慎对待“碎化”或“碎片化”这一趋势,防止其负面效应扩大化,同时,也不可过多鼓励“碎化”或“碎片化”的研究并因此影响中观、宏观性的综合性研究.就史学研究的本义来说,其第一要义无疑是求真,而由于我们求真的基础在于对历史史实的相对客观复原,其又与相对应的各类史料密切相关.若从史料本身来说,由于遗存的关系,现存史料大多难以较为全面的展示历史全景,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史料本身即是“碎片”,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已有的史学研究在历史史实的复原这一层面上大多可归入“碎片”研究.因此,整体史的构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显然都必须以各类“碎片”研究为基础.而出于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系统认知和历史演进内在机制把握的需要,中观、宏观性的综合性研究亦是历史探索的重要任务,这也内在的要求我们在做好各类“碎片”研究的同时亦应做好中观、宏观的综合性研究.“碎片”研究是中观、宏观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而中观、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则可以对“碎片”研究起到基本的引领和深化作用,二者应该说是并行不悖的.就区域史研究而言,其基本任务理应是揭示区域成长的基本脉络及其演化机制并为更为宏大的整体史研究服务,从要素上来说其应是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三者的有机统一.包含上述任何单一要素或组合要素的研究无疑也可归入“碎片”研究,这是构筑区域整体史的重要基础,而其则为从中观、宏观上对区域史研究（包括时间、空间、人类活动三维要素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揭示出区域发生、发展、演变进而形成一个有别于他者的具有自身特质的历史地理单元这一基本任务服务.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徽学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⑤,至5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徽学契约文书的面世,吸引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传统徽州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学问——徽州学（徽学）得以问世.截至目前,徽学研究作为国内区域史研究的显学之一,其无论是在诸如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宗族、社会经济等专题研究,还是在区域发展及其演进等综合研究,抑或在诸如徽州文书整理、家谱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⑥然而,如上所述,若从史料本身的利用或区域整体史的构建角度而言,尽管上述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其大多亦只能归类为“碎片”研究,综合来看,其又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一为个案研究.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史学成为实证性学问的重要保障之一.徽州向称“文献之邦”,历史时期徽州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几经流传成为我国传世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当代得到学界重视的契约文书等共同构筑成为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石.也正是因为可资研究的文献大量存在,为徽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特别是众多前人关注较少或未曾关注的文书、族谱、笔记、文集、日记、碑刻等材料,这些都成为个案研究的绝佳对象,也正因此,个案研究在目前的徽学研究中可以说是占据了主导,以新出文献甚至是单一新出文献做为主要依据进行个案研究的在在皆是.
其二为专题研究.就历史研究的对象而言,多数研究可归入专题研究.做为个案研究的扩展和延伸,专题研究同样是综合或整体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徽学研究的对象来说,由于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徽商、宗族及新安理学成为维系传统徽州社会稳定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自然成为长期以来徽学关注的重点.⑦ 而做为徽学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另一重要支柱——徽州文书,其所支撑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等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由此,徽商、徽州宗族、新安理学、徽州社会经济等构成了徽学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并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专题研究领域.此外,围绕徽州朴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亦形成了一些专门研究.
不可否则,个案研究是区域综合或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⑧,但是其绝非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从研究对象而言,尽管目前学界已就徽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经济等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是其系统研究依然有待加强.以徽商研究为例,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傅衣凌先生等前辈便已开展了徽商研究,80年代以后在张海鹏先生的影响下,徽商资料的系统梳理及研究得以展开⑨,其后有关徽商的系统性论著便已出现⑩,然而在目前的徽学研究中徽商依然是主要的研究主题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徽学研究中相对成熟的徽商研究尚且因大量新材料及个案研究的出现而需不断充实其系统研究,更遑论徽学中的其它研究领域.
同样,就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而言——揭示区域成长的基本脉络及其演化机制,在开展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尚需进行大量的综合研究,惟此才有可能构筑综合的整体史研究.徽学研究亦需在各类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研究,进而才能将历史时期徽州的区域成长脉络及其演化机制梳理清楚.而如熊远报、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 等人有关历史时期徽州的综合性研究无疑值得借鉴.
造成目前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区域史研究本身历史的相对短暂、研究队伍的相对有限、研究手段的相对传统等都使得系统、综合研究的开展相对不足,但是,无可否认,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于区域史研究材料的异常丰富造成的,而这一点在徽学研究中表现的又尤为明显.因此,若要寻求做好徽州区域史“碎片”研究的同时做好其相关缀合进而做好中观、宏观综合性研究工作的有效途径,则不得不首先应对徽学研究的基础文献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二、徽州区域历史文献的基本特征及其史料环境
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文献.各类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民间遗存文献等是历史信息的基本载体,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就区域史研究而言,其主要对象——不同区域的文献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从研究角度而言这也是是否能构建区域整体史的主要基础.做为徽学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徽州区域历史文献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综合来看,徽州区域历史文献大致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类型多样.自南宋以来,徽州因受程朱理学之影响,被称之为“东南邹鲁”,对文教事业高度重视,加之明清时期徽商聚集财富对于桑梓之支持,因而历代人才辈出,亦因此而产生了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文献.以传世文献而言,据学者初步估计,历史时期徽州文献可考者达7000余种,而目前存世者亦达4000余种. 在这4000余种存世文献中,凡传统之经、史、子、集各部可谓无所不包.上述仅就各类公私著录而言,而相较于传世文献,徽州民间遗存文献不仅数量更多,而且类型亦较多样.结合目前各种公私所藏及民间估算,广义上的徽州文书存世总数当在百万件以上,其中包括契约文书、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私家账簿、信函书札、乡约民规、各类唱本、宗教科仪书以及各种日用杂书等.做为徽州文献的另一重要分支——徽州族谱,其数量亦十分可观,总数当在2000种左右. 而除此以外,徽州尚有遗存于各处之多种类型的碑刻及其它实物文献.由此可见徽州文献类型之多样.
其二,内容丰富.在长期相对独立而又开放的传统徽州,其遗留下来的各类文献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以传统来说其可以说是涵盖了经、史、子、集等各部的,从现代学科来看其涉及的学科领域亦十分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历史、商业、金融、考古、医学、药学、农学、建筑、艺术以及文学、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环境等多种学科.从上述文献传递的历史信息来看,其既包括形而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包括了形而下的各种物质文化,既包括了引领时代和国家潮流的精英分子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也包括了贩夫走卒的日常各种生活细节,并因此形成了一种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 可以说,内容丰富的徽州文献正是这一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的基本载体.
其三,系统完整.自南宋以来,在理学、宗族、徽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除偶尔出现的因外在因素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大多数时期徽州社会呈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从外在来看,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徽州“一府六县”的政区格局,自宋宣和六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直至民国时期均未发生变化；而从内在来看,做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精神指导的程朱理学自南宋到民国亦代有传人,徽州宗族亦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而由于特殊环境造就的“七贾三农”的社会结构也长期居于社会主导模式.正是由于上述徽州传统社会所表现出的稳定性,亦使得徽州文献具有相对较强的系统完整性特点.以徽州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徽州族谱为例,自宋始修谱活动以来,直至元、明、清以至民国持续不绝. 上述族谱系统记载了徽州传统社会各个宗族产生、发展及演变的相关轨迹,其内容不仅涉及到宗族自身的发展演变,亦涉及到宗族所在地的各种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可谓系统完整.而从精英分子来说,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其传人代代不绝,亦因此有《程朱阙里志》、《新安学系录》等为之系统记载.
分析徽州文献的上述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就历史时期及现存的徽州区域史料环境而言,从纵向上来讲,不仅具有涉及历史时期人类整体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性史料,同时也有涉及个人、家庭、宗族等微观的各种要素；从横向上来讲,不仅具有涉及全域的大量方志、档案等基础性文献,也有各种围绕最基层聚落的族谱、文书、文集、碑刻及其相关历史文化遗迹的存在.可以说,其以历史时期徽州地域内人类自身为中心围绕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形成了具有相对完整的尽全时空特征的历史信息体系,这在目前国内已有区域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也正是构筑由碎片到全景式徽州区域成长史最重要、最有利的基础所在.
就史料本身而言,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的区域历史文献是历史时期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构筑目前重要的地域性显学——徽学的主要基石.然而,面对这一数量巨大、内涵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信息宝库,如何有效发掘其相关信息以服务于徽学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则面临着较大的困难.由于人力、物力及研究手段的限制,目前我们对于徽州区域历史文献的有效利用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如何处理极具地域特色同时又是徽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徽州文书,目前我们的利用还很不充分.虽然其数量众多且价值无需质疑,而“归户性”整理与研究也已成为目前学界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由于发现、*途径的差异,这一工作的开展还远远不够,再加上大量文书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往往只反映了相对单一的历史信息,若要寻找其与相关史实的关联性极其不易,其整体性有效利用自然较为困难.此外,对于徽州另一重要区域历史文献“徽州族谱”的利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上述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而又十分复杂,尽管其内部之间具有较强的联系性,多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在做个案和专题研究时我们往往可以依据材料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适度的扩展以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但是依靠传统的史料处理方法和人力目前还难以对其展开整体的历史信息分类和整合,这就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徽州区域历史及其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中观、宏观综合性的研究.而上述文献恰恰又反映了传统史籍难以反映的历史信息——基层民众生活,这也成为区域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对其进行系统利用无疑是区域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挖掘并缀合上述民间历史文献与传统史籍中蕴含的各类“碎片”信息,以更好的开展徽州区域成长史的中观、宏观性研究,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显然是值得探索的途径.
三、徽学文献数字化的经与纬
数字人文做为近五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的学术潮流之一,尽管其本身的学科化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不同学科对其认知尚存在一定差异,然而,其不仅从方法论角度改变着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技术手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文学科对科研问题的思考角度和探索途径,有关这一点学界是大体认同的. 特别是其基于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处理海量文献的强大功能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提升.其信息集成及相关技术的运用,使得史料范围空前扩大,利用更为便捷,不仅如此,由于海量信息的组织化运用变得可能,加之其与诸如地理信息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人类基因技术等的有机结合,使得我们更加有可能复原相对客观的历史,并为大范围、长时段定量分析历史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历史学的“科学化”变得更有可能.
如前所述,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区域成长的基本脉络及其演化机制,而所谓“碎化”是其当前存在的基本问题.就徽学研究而言亦是如此.那么,是何原因造成这种困境？史料的异常丰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史料的异常丰富以及研究历史和力量的相对有限等原因,使得各类参与者在其中都可以找到相对合适的位置,亦因此使得个案与专题研究势必占据主导.而正由于研究材料的异常丰富,反而使得各类个案和专题研究显得相对不足,加之信息集中组织的有限,愈发使得系统与综合研究显得较为滞后.显然,解决各类文献（包括原始史料和研究文献）信息的系统挖掘和有效整合是对区域史研究中各类“碎片”研究进行有效缀合的重要途径之一.徽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大致可包括历史时期徽州遗存的区域历史文献、各类研究著作以及工具书,特别是其区域历史文献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相较于国内其它的区域史研究基础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徽州文献中的各类史料搭配更为合理,亦更为丰富系统,既有数量庞大的各种事件性材料（契约文书等）,也包括各类中时段、长时段的系统结构性材料（家谱、方志等）,再加上其各类历史遗存保存相对完整,这为我们从微观上、中观上及宏观上揭示历史时期徽州的区域成长轨迹及其演化机制提供了较大可能.围绕上述材料,如何以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为导向,进行恰当的数字化处理,挖掘徽学研究文献中蕴含的系统性和关联性等信息,进行基础史料、研究著作及各类工具书相关信息的缀合,笔者以为这是探讨数字人文在徽学研究中运用的核心问题之一.具体到徽学文献的数字人文化上来,目前及未来可围绕两个领域展开：
其一,专题性数据库的设计、制作及其应用.狭义上的专题研究可以指个案研究,而广义上的专题研究则可以包括某一专门领域的系列性研究.目前历史学已有数据库多为专题性数据库.从设计层面而言,现存的历史学数据库差异不大,要么侧重于专题史料,要么侧重于专题研究信息,多为直观数据影像展示,真正可以做到信息挖掘与整合的则不多见.其方便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某一专门领域的专门知识,同时,其弊端亦在于大多难以满足人们对于某一专门领域系统性知识的需要.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设计与制作多为专业信息人员而非专业研究者.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对于某一专门领域信息的需要是系统的、综合的.就徽学研究而言,以徽州家谱为例,现有数据库大多只停留在相对简单的目录式检索层面,而围绕研究需要的信息挖掘和整合功能则远远不够,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若要对某一家族或家谱展开研究,则不仅需要某一家族或家谱的原始文献信息,同时还需要相关史实及研究信息.此外,亦需要相关工具书协助才能有效解读、利用上述信息,否则我们得到的上述信息依然是不完整的,其解读与利用必然存在一定不便.其它如现有涉及徽州文书的数据库亦大多如此,多仅可进行相对简单的目录式检索,而对涉及文书自身内在历史信息的挖掘则难以实现,自然更遑论整体性的利用与研究.然而从历史事实而言,社会本身即是由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要素构成的,上述专题在学理上或研究者的视野中是抽象的,可以是分离的,但是在实际中却是有机融合的,若要了解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变迁,则必然要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存在的诸种历史社会现象首先进行复原,进而才能构筑整体的明清徽州社会历史变迁图景.因此,以徽州各类区域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已有相关“碎片”研究,做好诸如徽商、徽州宗族等专题性数据库的构建无疑是系统建构徽州区域历史变迁的重要基础.
其二,综合性数据库的设计、制作及应用.相较于前者来说,综合性数据库的设计、制作及应用可谓大有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当然,其难度也更大.如前所述,区域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区域成长的历史轨迹及其演化机制,而何谓“区域”,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却有较大的认知差异.与此同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区域的类型及空间选择往往也会随着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截然不同.就区域史研究而言,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区域社会生活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其在空间上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研究清代徽州的区域社会生活与研究清代徽州的文化可能涵盖空间就会有所差异,这是由于人类生活不同要素的特性所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区域”,在多数情况下表现的是具有多重层次的,从直观的空间来说,以明清徽州而言可以分为：自然村落——里甲都图——六县——一府,任何一个层级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含了人类生活的多种要素,下层与上层是细胞与母体的关系,同时,不同层级也各有特性.从这一角度而言,若要探求历史时期徽州这个母体的成长轨迹,则不能不首先厘清其下各个细胞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而由于其下的各个细胞又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都具有成为一个相对复杂的信息库的可能,因此,理论上来说就具备了多层次综合性数据库存在的可能.因此,不同层级马赛克式的以空间为单位的综合性数据库的设计、制作及应用对于揭示整体性、综合性的徽州区域成长史及其演变机制至关重要.而从实际来看,徽州不同层级空间单元的历史文献信息也是较为理想的,在多数基层村落大多保存有文书、族谱、碑刻等材料,其围绕特定空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相对完整且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历史文献资料体系,这也为以空间为单位的综合性数据库制作提供了相对坚实的文献基础.
上述前者是以徽州区域历史文献及徽学研究的要素性内容为导向,后者是以徽州区域历史文献及徽学研究涉及的空间为导向,二者一为经、一为纬,侧重各有不同,而共同指向都是服务于揭示徽州区域成长史及其演变机制.当然,二者也互有交叉,在具体设计及制作时如何做好交叉部分文献的信息处理工作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四、余论
有鉴于历史时期徽州区域自身历史文献的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及复杂性,在做好大量基础性“碎片”研究的同时,如何从历史研究对象本身出发,综合考虑最大程度地避免将研究对象割裂开来,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是避免徽学研究中“碎片化”的重要途径. 不同于以往将徽州文献数字化公布或者公开出版的是,未来徽州文献的利用与数字人文的深度结合是必然趋势. 这就要求我们在将数字人文这一重要的技术手段、思维方式与徽学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专门学问进行结合时必须要有更多的综合性考虑.而通过专题性数据库与综合性数据库的设计、制作与应用,从研究层面来说笔者以为至少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潜在的作用：
其一,搭建平台以便于各类研究信息的整合与保存.即以徽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揭示徽州区域历史成长及其演变机制为目的,对其中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归纳,以此为基础,搭建与此相关的基础文献、研究著作及相关工具书等各类信息集合平台,进行信息分类并进行数据化,以利于相关文献信息的整合与保存.搭建平台,进行信息数据化,利于保存、利用.
其二,建立联系以便于各类研究信息的挖掘与利用.即通过相关信息平台的搭建,建立起徽学研究中各类信息的知识谱系联系,可以进行各种关系的深入挖掘（例如历史时期徽州区域内的经济网络、政治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等）,同时,通过社交信息的关联,为涉及其中知识谱系中的研究者提供联系与交流的相关途径.
无论如何,数字技术的变革理应引起史学观念的转变,鉴于数字人文技术在挖掘海量文献信息的关联性、系统性等方面存在的巨大能力,借助现代数字人文技术,通过区域历史文献数字化、数据化进而实现文本挖掘,依靠传统研究方法一时难以解决的海量文献信息集成问题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这是包括徽学在内的区域史研究需要密切关注的研究趋向.借助现代数字人文技术,对各类“碎片式”的文献与研究信息进行有机缀合,由碎片到全景的徽州区域成长史演绎抑或由此而生,而这对于当前及未来的区域史研究无疑意义非凡.
注释：
①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② 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③ 吴宏岐：《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④ 如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兼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及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
⑤ 刘伯山：《徽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
⑥ 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徽学》第2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⑧ 唐力行：《从碎片、拼图到整体：徽州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⑨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 王廷元、王世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域·集团·网络与社会秩序》,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
Joseph P. McDermott: The Making of New Rural Order in South China 1. Village, Land, and Lineage in Huizhou, 90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宛凤英：《徽州历史文献资源的地位和价值》,《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7年第1期.
徐彬：《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周晓光：《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江汉论坛》2015年第1期.
常建华：《谱牒学与徽学离不开徽州族谱》,《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6期.
高瑾：《数字人文学科结构研究的回顾与探索》,《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1期.
王开队：《徽州族谱数据化相关问题——以人物和地理信息为中心》,《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2期.
王蕾：《徽州文书、徽学研究与数字人文》,《图书馆论坛》2016年第9期.
申斌、杨培娜：《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中国历史数据库与史学理念方法关系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赵思渊：《地方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化与文本挖掘：以〈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为例》,《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开队,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安徽合肥,230039.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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