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东南亚机构的创设和变迁（1949-1984）以厦、中、暨三校为中心,该文是东南亚研究类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研究机构和东南亚和新中国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东南亚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张小欣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新中国建立后不仅国家的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高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先后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河.尽管“”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1972年后各项复建工作又先后开展.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正式成立.1984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培养国内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人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再次进入发展时期.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发展,推动了国内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为新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和侨务问题研究培养了研究队伍,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多学科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中国；东南亚；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7)03-0035-14
收稿日期：2016－04－14
作者简介：张小欣,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二战后,随着冷战不断加剧以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快速发展,东南亚地区日益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以及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关注的重点,因此建国初期不仅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日益重视该区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侨委”）、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等的领导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了专门的东南亚研究室、所,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河.尽管“”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1972年后相继复建.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1984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培养新中国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行,对当前国内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与国家的研究和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抚今追昔,本文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为研究中心,考察1949-1984年中国在有关东南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是如何定位与布局以及如何处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关系的？
一、对东南亚研究的逐步重视
由于冷战兴起以及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二战后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热点之一,美、苏、日等国纷纷建立相关研究机构.美国学界在二战中就开始重视东南亚研究,战后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先后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从历史、地理、语言、民族、政治、经济等多学科展开研究,其中重点关注印尼、泰国、南越和菲律宾等国.从1950年起,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也先后开展东南亚研究,并将重点放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体系的消亡问题上.曾服务于日军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等在二战后解散,但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亚洲问题调查会、亚洲协会、日本远东经济委员会协会、亚洲经济研究所、亚洲政治经济学会等机构于1954年后先后成立,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爱知大学、三菱经济研究所等均参与其中,这一时期《亚洲问题》《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资料》《亚洲研究》等刊物获得出版.此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远东学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顿大学等均重视东南亚研究.
与国际学界东南亚研究热潮的兴起相比,新中国对该议题的关注主要源于该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就积极支持东南亚各民族的反帝反殖运动,并将此视为反击美国冷战遏制战略以及扩大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1949年11月16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表示,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普遍而强大地发展起来,“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抵抗帝国主义进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乃是增进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的”.［1］随着印支地区援越抗法斗争的开展以及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的外交实践也越来越急需对东南亚地区与国别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相应政策的研判.
与此同时,东南亚庞大的华侨群体也是促使中国关注该地区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东南亚部分国家出现排华,以及华侨被迫入籍,引起了新中国政府的密切关注.然而,国内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和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工作存在种种被动.1955年12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就提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存在“认识落后于形势”的问题,具体表现在：（1）对东南亚的形势估计不足；（2）对驻在国的形势估计不足；（3）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尤其是新中国的影响估计不足；（4）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合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2］对于刚刚执掌政权、缺乏外交经验的来说,这些“不足”虽然在所难免,却是必须要尽快弥补的.
对于中国拓展与东南亚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张闻天分析说“我们同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上、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点,并且都有反殖义的传统.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的二千万华侨,又是扩大我们影响的有利因素.”“在各种重大国际问题上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贸易、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工作,都存在极大的可能”,但目前的外交工作却阻力重重,中国外交急需改变被动、保守的状态.［3］此后不久,张闻天在外交部就开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注意当前的动态与对策,而且还应该有对国际关系和外国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研究一些中长期的、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4］他还利用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及准备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时机,主持制订了外交部《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草案）》,由此开始着力推动一项全国范围内国际问题研究的基本建设工程.［5］除外交部外,高教部、中侨委、中国科学院以及相关地方省委、省政府等也先后提出了关于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东南亚问题研究的意见、指示和举措（详见后文）,到1963年时加快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已被列入工作的重点范畴.
1963年,周恩来在出访亚非14国前,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讨论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有关部门向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国内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是存在5项不足：第一,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太少；第二,除外交学院外,高等学校中没有国际政治的学科和专业；第三,缺乏外国问题资料；第四,仅有的几个有关研究机构,方针任务不明确,整个研究外国的工作,缺乏统一指导和部署；第五,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缺乏交流与协作.
参见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王缉思、孙璐：《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见赵为民、郭俊玲主编：《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0页.这份报告尖锐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整个研究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针对以上5项不足,该报告提出了8项改进措施：（1）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2）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3）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4）逐步建立地方上对外国研究的工作；（5）加强外事机关及驻外机关的研究工作；（6）加强国际研究工作中的协作；（7）采取“动静结合,内外交流”的办法,培养研究干部；（8）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
同上.这份报告得到了的全面肯定,他指示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成员有廖承志、周扬、陆定一、孔原、赵毅敏、蒋南翔、刘少文、氓、张彦、冯铉、熊复、姚溱、于光远、孟用潜、乔冠华、宦乡、卢绪章、吴冷西、朱穆之、徐光霄、陈忠经等21人.根据和周恩来的指示,不少高等院校随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研究能得到重视与这一指示密切相关.
除以上外交实务工作的推动外,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也对新中国在东南亚研究问题上的知识体系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9月10日,高教部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文法科急待整顿改革,创造条件,准备发展”.［6］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各国史研究,作为与中国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国防教育等相关联的重要内容,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得到了高教部的重视,其研究的紧迫性也得到了中科院以及政务院的认同.1954年,高教部同意综合大学历史专业开设亚洲各国史,原因是“现在亚洲各国人民已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的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今后在亚洲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使学生具有较多的亚洲各国史知识.”［7］同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际问题和亚洲史的研究也亟待开始.”该报告得到了政务院会议的批准.［8］
在此背景下,教育、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知识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历史学高等教育中推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史教研,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大意义.众多学者在国家主管机关领导下制定出的国内首部《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不仅确立了亚洲各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国家统一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且还为开展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各国专史的编写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基本范式,为培养、凝聚东南亚研究的专门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中国学者在苏式教育基础上进一步独立提出学术议题、开展有方法论特色的东南亚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内学术界的亚洲区域国别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亚非史、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显然,开展东南亚研究的主客观环境已经具备,建立东南亚研究学术机构的设想亟待实现.
二、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新加坡南洋学会创办者之一、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前辈姚楠曾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就曾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专论,呼吁政府设立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当时政府因为建国不久,主要力量集中用于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对此尚未能顾及,但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就在1956年由厦门大学设立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设立东南亚研究室,开始进行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工作.”［9］闽粤两省高校能够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实现开拓,地缘优势、史、学者汇集以及学术领导人的眼光和作为不可或缺.
建国后,厦门大学在开展东南亚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学校于1951年实行院系调整,当年11月根据华东综合性大学座谈会议精神在全校文法、财经、理三科15个系和两个专修科中设置18个专业.1952年8月,厦门大学确定“历史学专业及其南洋史专门化为发展重点”.这一定位是由于厦门大学认为学校地处侨乡,面向南洋,对于南洋史地及华侨活动历史的研究责无旁贷,而且1949年后学校就设立了南洋研究馆（1952年改馆为室）,搜集了较丰富的南洋各地资料.另外,1951年学校奉准筹设人类博物馆,*有很多关于南洋史地、风俗、人种等方面的资料,根据地理环境、学术分工及自身设备条件,拟将南洋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即向南洋史专门化方向努力.［10］可见,厦门大学清楚自己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区位优势和研究基础,同时将南洋研究定位在历史学范畴.考虑到历史学涵盖面广的学科特点和长期以来的办学优势,表明该校是将南洋史研究作为长期发展的重点,在精心和慎重地推动,这一点与的办学思路是一致的.1953年10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传达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时专门强调,学校工作总的方针是稳步前进,既反对盲目冒进,也反对保守不进,文科要加以整顿、巩固和改造,以便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先尽力之所能把专业搞好,然后再逐步进行各种专门化的设置.［11］
厦大南洋研究馆是1950年8月学校收并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该馆长期从事收集中国东南沿海省情、东南亚等地侨情以及有关海洋科学资料的工作）基础上成立的研究机构,馆长由人类学家林惠祥担任.
陈宪光：《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沧桑》,《海内与海外》1999年第6期；《陈起吾父子与海疆学术资料馆》,见常家祜：《厦门轶闻史话实录》,厦门：厦门市直属机关印刷厂印制,2002年,第68-69页；陈永安：《海疆学术资料馆始末》,见厦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宣传委员会编：《鹭江春秋》,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6-400页；郑宏：《厦门大学文化的历史与解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1952年,学校在研究馆基础上成立南洋研究室.与此同时,在林惠祥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成立了人类博物馆.这两个馆的成立随后有力地推动了该校的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
1955年1月,陆维特担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后,将该校在东南亚研究上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同年5月,陆维特在北京出席全国高教工作会议时提出,厦门大学的主要特点一是由华侨创办且为华侨所需要的大学；二是面临东海和太平洋,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科学研究和教学价值.所以,厦门大学应该确立“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该提议得到了高教部的肯定与重视,为此中侨委、高教部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如何落实“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会议提出要在厦门大学设置海外华侨函授部,多招收华侨学生,同时成立南洋研究所,研究华侨历史以及华侨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情况和问题,以提高华侨的科学知识和工作能力等.此次会议的最终决议由高教部和中侨委联合报请国务院批准.［12］
1955年12月20日,高教部正式下达《关于厦门大学发展方向的决定》,决定认为：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和南洋侨胞捐资举办数十年十分不易,广大侨胞均通过政府对厦大的态度与措施来观察政府的华侨政策,他们希望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适合侨胞的特点与要求.厦大地处海边,面向海洋,又在国防前线,情况特殊.兹决定厦门大学应以“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为今后发展方向,其主要方案中还进一步提出：厦门大学各专业各教研组加强与南洋、台湾、海洋及本地特点有关的各种问题研究,如历史系的专门化及研究方向应以东南亚各国史、帝国主义侵略南洋史、南洋华侨史、台湾开垦史为重点.此外,应以现有人类博物馆为基础,筹备成立南洋研究所,逐步开展对东南亚各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必须与有关专业、有关专门化的设置及有关教研组的科学研究计划密切结合起来.［13］1956年2月17日,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所做的《过渡时期党的国内侨务工作方针》报告中也提出,“为提高和培养国外华侨师资水平,高教部已决定厦门大学今后应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多吸收华侨学生,试行函授办法,增设南洋研究所.为使国外侨校教师能有短期回国学习机会,建议厦门大学及某些适当的中学、高等学校（具体学校待与高教部、教育部商定）兼负培养训练短期回国教师的工作.”［14］1956年10月1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函授部正式成立,陆维特兼任南洋研究所所长（直至1970年）,林惠祥担任副所长,方德植担任华侨函授部主任.陆维特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南洋研究所是研究南洋华侨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问题,以及南洋华侨所在国的历史、地理、人种、风俗习惯和文物制度等问题的科研机构.“南洋研究所的成立,是值得学术界、华侨同胞及东南亚国家的朋友们兴奋的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件.”［15］
为了与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相区别,南洋研究所成立后将研究重点放在海岛地区国家,而中山大学则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半岛地区国家,特别是越南、泰国、缅甸等.［16］1956年12月起南洋研究所开始进行侨乡调查,为编写华侨史做准备.1957年2月,中侨委指示,明确南洋研究所两年内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研究与编写南洋华侨史（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方面.
1949年之后,国家对东南亚的认识与了解之所以非常欠缺,就在于关于该区域的知识体系没有基本搭建起来.而这个过程,资料与文献的积累与搜集是实现知识增量、认识深化的必要前提.这个工作又可分为内外两个大的方向.该所40多位教师一方面进行南洋华侨史研究,一方面进行史料搜集与编写工作,分头从中外文书籍、杂志以及中国古代丛书、类书、史书、地方志（包括闽粤两省）、各家文集、族谱中搜集有关资料.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历史研究组、政治经济研究组、资料室的教师还6次赴专区的泉州、、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和福清等11个县市的侨乡进行调查,共调查华侨史迹8处,收集到华侨族谱80部、华侨传说歌谣4首、口述资料70件、侨务文件105件、墓志铭26件等,最后撰写出《福建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17］此外,南洋研究所创办了《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开始翻译、出版国外学术文章和资料,一些经典著作就是这一时期翻译发表的,如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斯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K. A. 尼罗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史上的室利佛逝》.注重田野调查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特色.1958-1961年,南洋研究所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调查编写《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先后派出20余人分赴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形成了160万字的成果,同时与福建省委统战部合作进行《福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问题》的调查编写工作.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后,在中侨委的要求下,南洋研究所组织力量投入编写《印尼华侨史》《印尼华侨经济》两部著作,1960年6月,中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邱及还赶赴厦大参与编写工作.1963年5月,南洋研究所桂光华、吴凤斌与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刘玉遵、黄重言到广东省阳江县织篢农场进行田野调查,访问了数百名1900-1940年期间被卖到印尼苏东种植园和邦加锡矿做工的华工,记录整理了44篇调查报告,最后汇编为《“猪仔”华工访问录》一书,成为迄今侨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华工口述史料之一,代表了那个时代华工问题研究的学术高度和贡献.［18］闽粤两省学术界的互动、联合与分工,可以说是建国初期东南亚研究兴起中的重要现象和特点.
1961年5月,厦门大学党委决定南洋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扩大为包括印尼、缅甸、柬埔寨、南越、老挝、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北婆罗洲）、泰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国.研究机构除将原有的历史研究组和政治经济研究组扩大为研究室外,陆续增设哲学思想、教育、语言文学和华侨问题4个研究室,同时扩大编译室和资料室.厦门大学还整合全校的力量拓展东南亚研究,要求文科各系密切配合并以南洋研究所为基地,开展东南亚、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增设东南亚语言文学、东南亚和南亚史、东南亚和南亚经济3个专业.在人员配置上,除已有43人（其中科研人员18人）编制外,再增加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专职研究人员25人,翻译人员11人,高级资料人员3人.［19］此后直至1970年研究所在“”期间被迫停办为止,南洋研究所的规模和研究能力都获得了大幅的提升.
与厦门大学并驾齐驱的另一东南亚研究学术重镇是中山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岭南大学主体并入中山大学,其中岭大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被并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1952年起,历史系开始了亚洲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成立了亚洲史教研组,重点进行东南亚史和东南亚华侨史的研究,先后编出亚洲史以及越南、缅甸、印度、泰国等国的历史讲义,可以说为东南亚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20］广东的东南亚研究开展与一些历史名家的推动有密切关系.1952年,陈序经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教,1956年又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根据陈序经公子陈其津回忆,“1954年以后,父亲曾参与筹建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室.他认为广东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研究东南亚历史是有意义的.”［21］此外,朱杰勤等著名教授也提出广东地区与东南亚在历史、地理上关系十分密切,开展研究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东南亚必须重视华侨问题,东南亚华侨中广东籍人员数量占据绝大多数,加大研究有利于了解侨情和贯彻国家侨务政策；广东学术界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基础,具备开展研究的能力.因此,广东从事东南亚研究可以说是“人地相宜”,应大力开展.［22］
1956年,根据的有关精神,中大制定了科研发展总规划并报请高教部批准,其中包括《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规划草案》.中大提出,“我国1956年至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中,历史学、国际问题等学科的规划,都订出有关东南亚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东南亚的研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要作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不是单靠一个教研组几个教师兼顾教学之余进行研究所能为力的,因此,我校拟成为东南亚研究所的科学据点,设法调配人力充实设备,因此,有计划地专门从事于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确定其东南亚研究范围在与厦门大学联系分工的基础上,主要集中于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并根据学校条件兼顾印度；整合学校的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资源与基础,开展东南亚地理、民族和考古研究；制定1957-1960年间培养54名博士研究生的计划,从北京大学东语系调配通晓东南亚国家语言的毕业生加入研究队伍.1957年,全所研究人员计划达到80人,1958年再增加40人,并出版《东南亚研究所集刊》《东南亚月刊》、亚洲研究丛书等.［23］
1956年,中山大学向上级申请成立东南亚研究所,但未获批准.1957年,高教部指示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亚洲史研究室.之后直到1959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才正式成立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此后,中大的东南亚研究因应当地局势,特别是排华事件,组织编写《东南亚各国华侨史》.到“”爆发前,规划了以下研究议题：兴隆华侨农场史、印尼华侨史、美洲华侨史、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简史、东南亚各国华侨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东南亚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古代有关东南亚史料、东南亚各国近现代史、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东南亚各国国际关系史等.
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展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相同点,二者均重视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和东南亚华侨问题研究,并从历史学学科范畴起步,力图借助自身办学的有利条件逐步扩大为包括经济、人类学、考古等多学科在内的综合研究；同时在国家现实问题需求下,重视基础资料和历史问题研究,体现出推动学术发展和为国家服务的双重作用和功能.在两校关系上,也体现出相互合作与促进,推动学术上的正常交流.在不同点方面,厦门大学“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得到国家部委的重视并以国家政策扶持形式确定下来,而中山大学却未能实现这一步,尽管其也拥有优良师资和地缘优势,但其东南亚研究的规模尚停留在研究室这一层级,其真正扩大和专门化一直等到1975年才实现.
三、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暨南大学与东南亚研究力量的聚合
1958年9月28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正式成立,涉及东南亚与华侨研究的是该院下属的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科院的前身）.创建之初,按照广东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应在地理环境较有利的条件下,开展对港澳及东南亚及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指示,研究所成立经济研究室,下设港澳、东南亚、华侨经济3个研究组,并决定于1959年1月1日创办《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季刊）,以“蒐集和整理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东南亚各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资料和一些专著,以供研究东南亚经济和有关业务部门作参考”,主要内容是：（1）各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动态的报导；（2）华侨经济状况；（3）有关各国的各种经济统计资料；（4）有关对东南亚经济研究的专论.［24］
1958年11月,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南亚国家组组长、经济学博士瓦西里耶娃和该所研究人员历史学副博士列文逊到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在广州期间瓦西里耶娃介绍了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情况,还和列文逊分别作了题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危机》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还受邀赶赴广州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在各方与瓦西里耶娃和列文逊的交流中,大家都对开展东南亚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今后要保持联系协作达成共识.［25］可以说,瓦西里耶娃此行对广东地区开展东南亚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还特别邀请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侨委、省外贸局、中国银行等单位召开关于如何加强东南亚研究的座谈会.与会方均承认广东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先天”优势,指出“广州地区一些高等学校、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都按照各自的需要,设置研究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但是,这种组织机构分散,没有统一的研究计划的情况,尚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显然,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以及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力图整合广东全省的东南亚研究力量,这与中科院和的要求是一致的.［26］
1959年,中科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华侨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以东南亚各国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和近代、现代史、华侨史为研究重点”,具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南越、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以及香港和澳门等.
《请示成立东南亚研究所有关具体工作问题》（1960年1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院）档案322-1-3,第60-73页；《关于将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改为东南亚研究资料的请示报告》（1960年3月1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院）档案322-1-3,第83-84页.研究所设于暨南大学,由学校配套办公场地.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还建议省委考虑任命暨南大学一位副校长兼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并由朱杰勤负责具体工作.之所以选择与暨南大学合作,并将所址设在暨南大学,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想充分利用该校的华侨特色背景和教学科研优势.
暨南大学前身暨南学堂成立于晚清,专职教授海外侨生,奉行“宏教泽而系侨情”的侨教办学方针.1927年由国民政府扩建为大学,期间学校还设立有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专职从事南洋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辗转播迁,建国后于1951年6月在上海停办.考虑到广东毗邻港澳和东南亚的特殊地理区位和华侨众多、侨生教育亟待发展等现实和需要,1958年广东省委、省政协报请高教部、中侨委并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并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从复办伊始,就重视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在华侨预科、文理科专业设置上进行了细致规划,汉语、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英语和会计等专业重点面向东南亚侨生.1958年朱杰勤调入复办的暨南大学历史系,推动历史系先后开设了亚洲史和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史课程.
中科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由暨大承办,但由前者管理,这种管办分离的模式有较大的制约性.因此,1960年10月20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决定将东南亚研究所交由暨南大学领导,但名称并未改变.1963年,暨南大学从广东省划归高教部管理后,东南亚研究所的领导权完全交给暨南大学,名称也自1965年1月1日起正式改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此后全所开展了一批研究项目,诸如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香港经济资料概况、帝国主义向东南亚经济扩张、战后美帝国主义向东南亚侵略简史、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对东南亚各国侵略、翻译有关东南亚的专著和基本资料、华侨经济等.［27］
1962年4月,时值万隆会议7周年之际,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支持下,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成立,亚非研究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在（亚非学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周扬部长讲了话.外国人对我们很了解,对亚非也了解,我们以支持亚非国家为重点,但不了解人家的情况.国内人民了解亚非各国也很少,知识不够,陈总说,‘常见外宾谈到与我国来往历史,但有些我不知道.帝国主义了解,就是研究的多.我们作为大国,各国人民要向我们学习,我们的威望很高,我们无大国主义,但不了解人家的历史、文化,实际上等于看不起人家.’研究机构少,但力量如何集中（就成为一个大问题）”.［28］5-6月,部委领导又召集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按照指示1961年正式成立）的负责人在北京商讨亚非研究工作.期间,副部长胡愈之提出,研究所要搞基本资料,完全配合目前形势不行,这些工作由外交部门主要负责,同时还要出版科学性有参考价值的书,先从出版资料性书、丛书开始,这两类书要组织全国力量进行,为全国普及知识,也可培养出干部来.南洋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可抽调一些人员撰写或翻译一些书,可送学会公开出版.［29］
6月4日,中侨委方方副主任召集3个所传达了周总理和中侨委廖承志主任的相关指示：“研究所应搞专题,出版书使广大群众能看得懂,内部材料看不完,各单位要搞有分析的东西.”廖承志对南洋研究所的专门指示是：“必须与兄弟所分工,南洋所以研究华侨为中心,即华侨问题研究所,不搞动态,不搞热潮,不承担当前为政治服务的任务,这些任务由外交部管.应对华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如红溪事件,作深刻的科学研究.南洋所不搞一般性知识丛书,要搞基础的系统的历史的书,先写好印尼华侨经济和华侨历史两本书,然后搞泰国、新马.”工作方面,“要千方百计收集资料,古今中外都要,但必须掌握当前问题的资料……两三年写不出书要顶的住,要踏实,不要徒具虚名.”干部选用方面,要“从长远眼光培养干部,要争取老知识分子、老华侨、对政治历史有经验的人.研究东南亚日本有几万人,要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这样的人哪里都需要.”［30］周总理和廖承志的指示从不同层面提出对东南亚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廖承志的指示尽管是对南洋研究所做出的,但是对于指导东南亚研究的方向、方法及研究人员选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东南亚研究的分工与协作,不搞重复建设是三所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此外,周总理关于有分析的专题研究与廖承志所提关于科学研究的任务,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也认为,“以动态研究为纲是带动不了学科建设的,主张进行系统研究与基础研究.”［31］
为履行相关部委指示,三所在京期间就合作问题达成记要并成文交换,其内容如下：
亚非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三所代表谈话记要
三所为了互相启发、互相鼓励、互相支援,以及建立协作关系,以促进彼此资料工作、研究工作的开展,由张铁生同志代表亚非研究所、陆维特同志代表南洋研究所、梁奇达同志代表东南亚研究所,并有侨委邱及同志参加,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在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交换意见,就下列各项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一、交换图书、报刊及其他资料的目录,交流蒐集资料的方法、途径.
二、交换关于资料工作、研究工作的规划、计划以及有关的学术情报.
三,交流关于翻译的语种、干部、计划及工作的情况,互相赠寄翻译的书刊和资料.
四,交流关于编写出版的计划及工作的情况,互相寄赠编写的书刊和资料.
五,根据需要和可能,举行关于资料工作、翻译工作、研究工作等专业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及学术讨论会.这种会议由三所轮流举行.
六、互相派出干部参观、学习；互相帮助培养干部.
七,为节约外汇,互相协商分工*国外图书、报刊.
八,交换工作总结,交流全面情况.
三所代表认为,上述一、二、三、四项可以根据各自情况立即实行,其他各项待条件成熟后再议.
为了使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协助收到成效,南洋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一致推定以亚非研究所为首负责加强联系.如有其他同类性质的研究机构赞同上述意见和办法者,经三所同意后,可以参加协作.［32］
与厦大、暨大比,亚非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主要负责系统研究亚非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下设非洲、阿拉伯和亚洲3个研究组.按照1961年下达的研究任务,亚洲组已开始日本农业、印尼土地问题、印度国家垄断资本和老挝的基本情况研究.［33］由作为相关决策“助手”的亚非研究所负责三所的联系沟通任务,显然是考虑到其单位性质.
1964年3月,高教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布置工作会议,强调外国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研究队伍.会议还提出,高校在区域研究上要有所分工、侧重,避免同质化.云南大学研究西南亚及泰、缅与中国关系史,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虽然都面向东南亚,但要分工,中山大学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包括古代史,但重点是近现代史.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研究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其中东南亚研究所以越南、泰国为重点,兼顾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新马菲,南洋研究所以印尼、新马菲为重点,兼顾印度支那、泰、缅.东南亚研究所要成立东南亚经济地理研究组,同时东南亚研究所与同城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建立东南亚学术指导委员会,吸收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34］按照暨南大学党委要求,1964年东南亚研究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共有：印度支那组、泰缅组、南洋群岛组、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组、港澳问题研究组、东南亚经济研究组、东南亚经济地理研究组、编辑部.［35］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在“”到来前获得了较大发展,甚至在联系全省东南亚研究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1970年暨南大学在“”期间停办,东南亚研究所亦随之停办,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设备移交广东外语学院,人员归入广东化工学院,一时间物是人非.
四、复办与发展
经过“”期间的停办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72）、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75）
1973年,“”期间被一度“打倒”的原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李嘉人被再次任命为中山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他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并大力强调要抓教学,抓科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东南亚研究.1975年1月8日,中山大学以党委1号文的形式向广东省高教党委、省革委科教办提出关于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拟在中山大学复办东南亚研究所,按照中山大学规划,东南亚研究所下设历史研究室、经济研究室、经济地理研究室、翻译和资料室.人员主要来自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现有人员、省内外有关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商调与挑选一部分,以及从校内外聘请研究人员.已经拨给广东外语学院的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设备全部调给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再请示》（1975年10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会档案229-5-42,第104-107页）.2月3日,广东省高教党委批复基本同意中山大学党委报告.（《同意复办东南亚研究所》（1975年2月9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会档案229-5-42,第108-113页）.对此,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还设有第一书记）王首道、省革委会副主任雍文涛也批示表示支持.（《对中大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意见》（1975年10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会档案229-5-42,第101页）.、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78）先后复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全国有更多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得以创设.如云南、广西、河南等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1963年,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下达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东南亚研究组.1972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恢复,调进了一批熟悉东南亚历史和精通东南亚国家语言的研究人员,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室,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创办了不定期内刊《东南亚资料》.1979年开始招收东南亚历史与现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为适应形势发展,1981年以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和南亚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1977年12月,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得以恢复（该机构60年代初已经建立,60年代末解散）,其中内设印度支那研究室.1978年底,该所更名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原先内设的印度支那研究室改名为印度支那研究所,重点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以及与中国的关系.80年代末,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改名为东南亚研究所,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到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郑州大学历史系印度支那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主要研究印支3国历史等.此外,国内还有十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涉猎东南亚问题研究.这样,1978年全国性的东南亚研究团体——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随后地方性的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如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等也于80年代初期先后成立.与东南亚研究密切相关的其他学术团体,如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分会有上海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西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等）、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等也相继成立.
同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对后续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是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1984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开启了国内首批东南亚史、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云南东南亚研究所等学术单位也相继开始招收、培养多批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正如戴可来、王介南所言,“一批批思想活跃、进取心强、专业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外语功底较为扎实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一批批出国进修东南亚研究专业的中年学者,为我国东南亚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活力.”［36］这批学者稍后成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骨干和精英,引领国内东南亚区域研究前行.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内出现了3个专门刊登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刊物.民国时期,国内有《南洋学报》《南洋旬刊》《南洋情报》《南洋研究》等专门讨论东南亚问题的刊物,1949年后这种状况不复存在.1974年,厦门大学《南洋问题研究》创刊,1979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论丛》创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1967年停刊,1979年复办.因为有3个专门刊发东南亚研究的杂志相继创刊和复办,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发表平台,给刚刚经历了“”磨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学术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新加坡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缅甸简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东南亚五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81年）、《泰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等著作问世.同“”前相比,学术研究文章的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南洋问题研究》1978-1984年刊发中文论文共计227篇,《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年出版2集共刊文22篇,《东南亚研究资料》1979-1984年刊发中文论文以及译文等计约330篇.
相比之下,学界在资料编辑和翻译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和丰富.在资料编辑方面,如《中国对越南侵略者自卫还击战斗资料汇编》（1979年）、《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1-7册）》（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和昆明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印制,1984年）、《柬埔寨大事记：1975.1-1980.12》（1981年）等.
在译著出版方面,有《微笑的将军：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商务印书馆,1979年）、《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泰关系：沙俄外交文件选译》（1980年）、《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霍尔的《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东印度航海记》（中华书局,1982年）、《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2年）、《东盟经济剖析》（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三宝垄历史：自三保时代至华人公馆的撤销（1416-1931）》（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等.此外,这一时期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共计发表译文354篇,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译丛》出版3集共计发表译文31篇.
正如学者评述的,“直到解放前夕,尽管有些著名学者如刘士木、李长傅、许云樵、冯承钧、张星烺、向达、姚楠、朱杰勤等教授治东南亚史成绩卓著,成果斐然,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但从整体而言,我国对东南亚的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仅偏重于东南亚各国一般情况的研究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较为科学地进行系统深入的东南亚研究,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37］可谓确评.“”后期开始逐步恢复的东南亚研究,在这一阶段还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特别是在资料汇编和翻译方面,许多文献迄今仍是东南亚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1978-1984年东南亚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首先,翻译的文章、著作以及汇编的资料文献要远远多于研究类的成果.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在于“”中断了国内关于东南亚研究的资料积累、信息搜集和跟踪研究.“”结束后,学界短时间内立即重启研究的条件非常欠缺,东南亚研究力量正处于重新恢复和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重新与国外学界对接的最直接、最有效工作即是翻译、介绍国外相关成果和信息,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打下基础.译介先行既是满足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需要,也是一种“”后遗症的表现.
1978年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一背景也体现在了同期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兴趣和关注点上.学界集中对老东盟国家的历史、政治、经贸、文化等开始多方位研究,除《新加坡简史》《泰国简史》《东南亚五国经济》《东盟经济剖析》等专著和译著外,《南洋资料译丛》和《东南亚研究资料》翻译了大量有关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5国的经贸、金融、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国外成果以及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同时,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这与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华侨助力、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侨务机构的恢复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不仅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而备受关注,同时东南亚族群政治发展过程中涉及华裔族群的相关问题,也逐渐被国内学界重视.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学界对越南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以及围绕该议题苏、美、日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当时关注的热点问题.
结论
冷战时期,在国家战略急需的特定背景下,为配合中国外交、侨务政策的开展,新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其中对涉及周边国家外交以及华侨华人的相关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东南亚作为中国近邻以及华侨华人的最主要聚居地区,其具有的东西方对抗、革命与发展道路并存、冷战与热战相互交织的区域发展特点,促使新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对该地区的研究,在国内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
在研究机构设立方面,考虑到了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地缘性特点,注意发挥广东、福建以及云南、广西等省区毗邻东南亚、海外侨民和归侨侨眷人数众多,长期具有与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和侨民交往方面的积淀和优势,从而选择在这些地区选点、布局,组建东南亚研究机构.这种设计不仅有利于发挥与地方的各自特长,而且也兼顾到和地方发展对东南亚研究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前对东南亚研究的顶层设计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科学性：注意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性质与研究规律、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促进、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的相互衔接等方面关系；不仅注意发挥相关高等院校在推进东南亚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人才聚集优势,而且在学科建设中注意将东南亚研究置于相对应的学科之中；在学科点的布局和学科带头人的遴选方面给予重视,同时将国家的短期需求与长期人才培养工作联系起来.这些理念与设计,对于今天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大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深化、细化东南亚对象国的研究方面弥足珍贵.任何背离学术发展规律的所谓区域研究都将会受到实践的甄别与淘汰.
对于今天的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来说,最缺乏的恐怕是对象国的经历与语言掌握.战后,国外的东南亚研究名家共同特征是具有丰富的东南亚经历、精通当地的语言,如巴素（Victor Purcell）1921-1946年担任英国驻马来亚殖民官,哈威（G. E. Harvey）1912-1934年在缅甸有过长达22年的殖民官经历.1921-1934年,霍尔（Hall）在缅甸仰光大学工作,创办了历史系,并担任历史系主任.1902-1923年弗尼瓦尔（J. S. Furnivall）是英属缅甸的殖民官,妻子是缅甸人.他们长期接触对象国,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字和历史风俗,与当地人通婚,这些特征确保了他们研究的深度与质量.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新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队伍中也有一批当时回国的东南亚归侨,他们至少掌握一种东南亚语言以及中国方言,又有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历,在东南亚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间,研究机构陷于停顿,大量国外研究资料停止进口,研究队伍被打散、分流,导致新中国东南亚研究错失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窗口期.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呈现蒸蒸日上、新作迭出的大发展局面.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其著名的东南亚研究成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基于印尼问题研究并于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享誉国际学术界,其创刊的学术杂志《印度尼西亚》已成为国际学界关于印度尼西亚地区问题研究的权威期刊,等等.而在小语种教学方面,在美日英等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中,除专业研究人员普遍掌握东南亚地区一门以上相关语种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学习了印尼语、泰语和他加禄语,各东南亚研究机构还广泛为学生开设有小语种课程,并在赴东南亚长期实地调研方面提供颇多机会.相较之下,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还较为单一,前往对象国的实地调研和接触机会非常有限,在学生培养特别是小语种培训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变迁,既体现出地域特色对办学方针和学术研究的持久和显著影响,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东南亚学术研究传统在建国后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际问题研究的新发展.它们一方面在继承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又受到冷战兴起后中国外交政策、侨务政策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开始更多地强调国家需要和自身的办学使命及特色,强调科学研究对国家的服务,强调学者的有组织联合和共同攻关,强调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和规划,在此背景下各类研究室、所逐渐成立,相关学者得以汇聚,相互沟通与联合成为业界常态；另一方面,高校根据自身办学路径和条件,确定了对东南亚研究的侧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研究特长.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文献资料的传承与积累越久远、深厚,对对象国的认识才有可能越全面与深入.
注释：
［1］《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册）,北京：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0-169页.
［2］［3］［4］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01、703页.
［5］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6］《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开幕 讨论综合大学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3年9月11日,第1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订：《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21页.
［8］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3月26日,第3版.
［9］姚楠：《对20世纪中国研究东南亚史与海外华人史的情况介绍和几点看法》,见宗延虎编：《名家论学——郑子瑜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2-323页.
［10］《厦门大学关于专业设置与发展重点的意见》（1952年8月12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3-96页.
［11］《王亚南校长传达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1953年10月17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7-100页.
［12］陆维特：《巨大的贡献 难忘的功绩——解放后陈嘉庚扩建厦门大学的若干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回忆陈嘉庚——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11-220页.
［13］《高教部颁发关于厦门大学发展方向的决定》（1955年12月20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0-103页.
［14］廖承志：《过渡时期党的国内侨务工作方针》（1956年2月17日）,见《廖承志文集》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上）,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第309页.
［15］《我校南洋研究所、华侨函授部举行成立大会》（1956年10月16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8-119页.
［16］［20］［23］《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规划草案》（1956年）,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委文教部档案215-1-255,第46-52页.
［17］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
［18］《编者的话》,见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猪仔”华工访问录》,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
［19］《关于进一步贯彻“面向东南亚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的方案》（1961年5月26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3-337页.
［21］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22］朱杰勤：《关于在广东地区展开东南亚研究的问题》,《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3期.
［24］《请批准“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出版计划》（1958年10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院）档案322-1-2,第124-128页.
［25］《苏联东方学专家到广州讲学》,《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2期.
［26］《关于设立“中国科学院广州东南亚研究所”规划草案》（1959年3月30日）,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3,第2-3页.
［27］《广东地区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三年（1960-62）规划与项目》（1960年）,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4,第10-11页.
［28］［29］《胡愈之部长指示》（1962年5月30日）,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2,第1-8页.
［30］《方方主任传达周总理在一次翻译会上的谈话及廖主任对南洋所工作的几点指示》（1962年6月4日）,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2,第1-8页.
［31］汪慕恒：《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有关东南亚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见陈乔之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与展望》,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32］《三所代表会谈纪要》（1962年6月1日）,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2,第108页.
［33］《北京访问记》（1962年）,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2,第13-28页.
［34］《聂书记讲话》（1964年3月11日）,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2,第103-107页.
［35］《东南亚研究所组织机构和一九年干部配备计划表》（1964年）,暨南大学档案馆藏档案DQ11-243,第103页.
［36］［37］戴可来、王介南：《十年来的东南亚研究》,见上海市侨史学会、新加坡南洋学会合编：《上海侨史论丛（第2集）：华侨华人问题学术讨论暨姚楠教授从事东南亚研究六十周年纪念会专辑》,上海：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1990年,第2-3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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