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的否定：红柯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反思,本文是创作类毕业论文范文跟红柯文学创作和文化反思和否定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高春民
反思和批判关中地域文化是红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肯定性的否定”是他文化反思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红柯的文学创作表面上是在肯定西域风土人情、草原游牧文化、人与物的有机状态等方面,但肯定的背后却是对关中地域、中原文化和世俗人性的激烈反思与激切批判.以往对红柯文学创作的研究更多着重于对西域风情、草原文化和神性境界的挖掘与阐发,而忽略了关中地域、中原文化和世俗人性对前者的映照和彰明作用.“肯定性的否定”是红柯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种估量与评价.在红柯的文学想象中,肯定性与否定性两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巧妙地构成了一种互相映显、彰明的审美关系.本文以“肯定性的否定”为切入点,拟从地域、文化和境界三个方面对红柯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反思进行解读,以彰明红柯极力描绘西域风土人情背后潜隐的良苦用心和创作动机.
一、地域的映照
阎连科曾说,无论一个作家如何写作,都是在现实与想象的空间中施展笔墨与才华,天赋与力量.现实和想象是文学创作中的两维空间,是文学故事或故事中情节与细节发生或被叙述的场域.阎连科：《20写作：第三空间——文学场域的界内与界外》,《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4期.西域与关中便是红柯文学创作中的两维空间,是其文学书写的两个场域.远赴西域时,关中大地是红柯文学想象的场域；返回陕西后,曾经的现实场域新疆又成为红柯文学书写的想象场域.红柯的文学创作始终在两个场域——西域和关中——之间转换.无论作为现实场域或想象场域,西域与关中在他的文学书写中始终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交织杂糅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场域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转换、相互印证、相互交融,并巧妙地构成了一种相互彰明的审美关系.
在红柯文学研究中,其文学想象中的西域是学界探讨最多的话题,甚至将西域书写作为红柯文学成就的标签.作如是观的同时,我们恰恰忽略了红柯文学书写中的另一个场域——关中.没有关中的映照,红柯文学想象中的西域便涣失了炫目夺人的光彩.西域之于红柯,就如同湘西之于沈从文、高邮之于汪曾祺、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地理和文学标识意义.我们无法否认西域之于红柯文学的价值,但不能因此忽略关中地域在红柯文学创作构架中所起到的作用与承载的意义.无论是丹纳的“三因素”说,还是荣格的“自主情结”论,抑或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的观点,都在表明作家在进行文学书写和想象时,他们的神思和创作都会无意识地去唤醒其自小接受并长期濡染的地缘情结,那些风土乡情、人文习俗和神情意会都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作家的脑海和文本书写之中,从而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典型样本.刘保亮：《论地域作家的文化身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这种地缘情结在作家的文学想象中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是作家文学书写中地域意识的体现,它具有文本建构的性质,余琪、刘保亮：《地域文学的后现代视野问题》,《小说评论》2016年第6期.是解读地域文学作品与现象的重要基因.
从文化哲学与精神分析理论看,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至为重要.对作家而言,早年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情及地缘意识从童年起就开始日积月累地感染和熏陶着那幼小的心灵,渐渐形成一种浓重的地域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人对于这种地域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是深切认同并持久地维护的,但红柯却一反常态,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的态度更多的是反思与批判.红柯不止一次表达他对西域的欣赏及西域给他带来的审美震撼与鲜活感受,但他对西域赞誉的同时,总是掺杂着一种对故乡的比较在里面.他对西域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无限热爱与欣喜是在对故乡的反思后才显现的,而且是愈加强烈.也即是说,红柯文学书写中对西域的赞赏、对关中地域风土人情的反思,甚至批判是同时存在的,在赞美西域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对关中地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
李敬泽对红柯西域文学书写中彰显出来的“昂扬而饱满”的状态和强力生命意志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红柯：《敬畏苍天》,第335-3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而红柯却自言“肯定性的背后有某种否定”,李勇、红柯：《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写作：红柯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9期.就此我们可以洞微出红柯在作品中正面且大量描绘、书写西域背后所藏匿的动机与用心,而这一点却没有得到学界的回应与认可.韩鲁华从地域文化视野出发,分析了陕西三位标志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后重申了一个观点：作家的创作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地域文化之中.韩鲁华、韩保刚：《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引发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此论虽显陈旧但却肯綮无疑.红柯的文学创作亦然如此.正是因为关中地域文化因子深深地沉潜在红柯个体无意识的深处,才使其植根于关中地域文化之中的西域文学书写和想象丰韵而多彩.
红柯远赴西域十年,但这期间并未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问世,他文学创作的井喷时期是回到陕西之后的十年间.站在关中大地上瞭望西域,那种思绪,那种震撼,那种想象,如滔滔不绝的江水奔涌而来,西域的风土人情、自然万物为红柯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源泉.究其缘由,我们发现,红柯的文学书写虽时时指向西域,但其文学创作的根基却深埋于关中的生活和文化之中,且极具超越性.而正是两种场域的相互激荡,成就了红柯的文学书写.正如肖云儒所言：从一个文化负累很沉重的文化座标上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所以异域经验在回眸和新的参照系的魔幻化、奇异化是产生红柯感觉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源泉.这种想象力不是在新疆激发的,而是在另一个文化座标的冲撞下,在两极震荡下激发的.赵熙、李敬泽、陈晓明等：《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小说评论》1999年第5期.
其实,红柯的文学书写中始终潜隐着一种参照意识.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所有的新疆小说的背后,全是陕西的影子.”这种参照意识是西域与关中两种场域、草原与中原两种文化的相互参照与彰明.也即是说,书写西域、颂扬西域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关中地域的人和事.在西域和关中两种场域的参照中,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意义显现出来,这正是红柯“肯定性的背后有某种否定”的深义,他的文学创作也因此具有了地域的超越性.红柯曾写道：“新疆是一个歌唱的地域,是充满诗意的地域.汉语在这里显得更纯净些.到了关中全是文治武功,长安西安都要安,乾县,咸阳,武功,扶风,宝鸡,都是祈求上天恭喜发财的意思.潼关以东呢？那是所谓发达的地区,也是没有诗没有歌唱的地区.”②红柯：《敬畏苍天》,第22、3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一个“也”字便将红柯的喜恶尽显无遗,西域的诗意与内地的不诗意就在两种场域的参照中显现出来,也见出红柯对西域诗意的肯定和对西域以东不诗意的否定.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在《我与〈西去的骑手〉》中,红柯直言：“不管新疆这个名称的原初意义是什么？对我而言,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就是新大陆,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诗意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和我的一家数年后才明白的道理.”
②生命的彼岸与人性化的生活方式是红柯回归关中之后的深切感受,这种体验是在对西域的想象与关中现实生活的对照中萌生的.正是因为有了西域生活的切实感受,才在参照之中对关中地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西域空间在红柯的文学想象中发挥了重要的救赎功能和文化批判功用,郑亮、朱亚丽：《红柯小说〈喀拉布风暴〉的生态文化隐喻论》,《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是红柯审视关中的一面镜子.对西域与关中“肯定性的否定”的态度,表面上看是一种情感判断,其本质是对关中地域文化的自检与审视.
二、文化的碰撞
往返于西域与关中之间,红柯在现实生活和文学想象中遭到了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相遇,它们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对话,在冲突与对话中形成了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红柯在这种不同文化谱系与异质性文化的碰撞中反观自身,因而对关中地域文化有了更加直观和清醒的认知与理解.对于西域本土作家而言,红柯是一个“他者”：恰如张承志的西海固、阿城的山地草原,新疆是红柯文学想象中的“异域”.他的这种文化身份和定位及其身上所蕴含的关中地域文化因子使他在对草原文化的注视和西域文学的书写中不能不铭刻着关中地域文化的印迹,且这种印迹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愈发清晰.红柯在《西去的骑手·自序》中说：“回内地一年以后,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一次把我从梦中唤醒.”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下,红柯对以周秦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沉淀在其意识深处的关中地域文化因子有了更深层次的呼唤,从而为其进行文化反思与批判提供了力量源泉与动力支撑.
萨义德指出,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美〕萨义德：《东方学》,第331页,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离散作家以一种多元文化意识对本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与客观评价,如鲁迅的求学使他对国民劣根性有了更本质的理解；沈从文漂泊京城使他对湘西的地域习俗有了更独到的认知,等等.正是因为远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空间和文化家园,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守护或背离才更有独特性和学理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籍作家,如果在成年的某一时段或整个后半生离乡出走,那么以回望的写作姿态对地域文化的守护或背离,将别具研究价值.刘保亮：《论地域作家的文化身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正是因为远赴西域,远离了自身的本土地域和文化家园,红柯才在回望故土时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与理解.
因而,红柯西域文学的书写时刻充溢着对中原文化的反思意识.在《我的西部》中,红柯认为宋朝不如周秦汉唐强大是因为宋朝从地域上失去了西域及黄河以北的地区,而这些地域正是少数民族生活及边疆文化盛行的地方,没有了这些自然地域也就缺少边疆文化血性与野性的有效补益,故而宋朝产生了以理性为主的病态文化,自然也就不如周秦汉唐强大.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我们面对鲜卑、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乱华的历史往往都是从政治、民族和家国的角度给予负面的评价,鲜有以文化的视角去认知与解读.但红柯却是例外.他认为：每当中原王朝苍白不堪的时候,胡人的铁骑便从西北荒漠、蒙古草原、东北林海呼啸南下,来“乱华”.每乱一次,历史便辉煌一次.④⑤红柯：《敬畏苍天》,第315、301、3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红柯从文化融合与补益的角度看到了崇尚非理性的边疆文化对中原理性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是对中原理性文化缺乏活力与的一种揭示.
新世纪以来,红柯的几部长篇小说,如《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等,都展露出对中原理性文化反思的焦虑与迷惘.李遇春：《新神话写作的四种叙述结构：论红柯“天山系列”长篇小说》,《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西去的骑手》中的马仲英是具有神话色彩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他的人生经历和种种行为是、力量、血性和强力生命意志的体现.《大河》中神奇北极熊的高大健美,象征着男性的阳刚之美与豪壮之气.《乌尔禾》中的放生羊和海力布是对生命尊严、高贵与人的无所畏惧的隐喻.红柯通过对西域人与物的塑造和吟唱,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的尊严,颂扬西域草原文化非理性因素中的那种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注重的是人的高贵、人的血性和人的无所畏惧,它所显示的那种无序状态和生命张力是中原文化所罕见的.
④生命强力和意志是西域最朴素最本质也是最普通的东西,
⑤但在中原文化中,这种生命意志和强力是如此的匮乏与稀少.
此外,红柯还将作品中的人物穿梭于西域与关中之间,游弋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之间,通过展现不同地域中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体验来抒发心中的喜怒哀乐,通过表现不同文化语境中人物的不同遭遇来表达他的生活认知与价值认同.在《生命树》中,由陕进疆入伍的牛禄喜凭着质朴、忠实、勤恳的秉性很快适应了西域的生活.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班长一路晋升到正营职务,并结婚生子,新疆的生活可谓顺风顺水.后来,出于孝情,牛禄喜申请回陕工作,命运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生土长的牛禄喜竟然无法融入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他处处碰壁,受尽欺辱,以致患上精神疾病,成为故乡的异乡人.
无独有偶,红柯以相似的方式在《少女萨吾尔登》中塑造了类似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在新疆已小有名气的文化研究者周志杰本可以调入渭北市一所不错的高校工作,因被羡嫉而未能如愿,不得已而委身于一所中学教书；又因不谙阿谀奉承之事,不善左右逢源之力,受尽亲朋好友的冷落.后来,几经周折,转入一家科研单位工作,正当其想大展宏图时,却发现自己的科研梦想被“大被窝”所占领,单位成为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是非场所.事业遭遇挫折,家庭又逢变故,内心世界的压抑与苦闷无法排遣,周志杰成了故乡的异乡人.红柯的文学书写正是将人物置于不同地域之中,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借西域文化与关中文化的映照及其对此的情感认知与价值认同,来表达对关中地域文化的功利性、世俗化和化的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反思与批判.
三、境界的互应
红柯文学书写之所以成功不是其作品主旨的宏大和叙事艺术的精巧,亦非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和叙事节奏的游刃掌控,而是作品所呈现出的元气淋漓的境界.赵熙、李敬泽、陈晓明等：《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小说评论》1999年第5期.这种境界的呈现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塑造,而是由人与物之间构成的非常自由、和谐的状态来完成.用红柯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与物处于一种物我为一的有机状态,一种符合人性的生命状态,即一种神性的状态.红柯：《生态视野下的小说创作》,《青海湖文学月刊》2010年第11期.而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展现这种神性的状态便成为红柯的文学理想和追求.红柯认为,人性的顶点即神性,抒写人性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探索作为人性顶点的神性.④红柯：《生命树》,第4、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在这里,人性是神性的初级阶段,神性是人性的高级阶段,人性升华到顶峰便是神性,文学书写人性的最终目标便是展现神性.赞扬与肯定神性,扬弃与否定世俗人性是红柯文学书写的重要旨归之一.
红柯小说中书写最多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物的关系,几乎每篇作品中都有这样一组关系的存在,如《奔马》中的骏马与司机；《树桩》中的人与树桩；《大河》中的熊与老金；《西去的骑手》中的马仲英与马、盛世才与狼；《太阳深处的火焰》中的牧羊女与羊,等等.在《美丽奴羊》中,羊与屠夫在超越各自物性限制的交流中实现了和谐融通,提升了各自的本真心性,达到了物性与人性的和谐统一.《鹰影》中,孩子在模仿鹰的行为中幻化为了飞翔中的雄鹰,人与鹰合二为一.在人与物的互证与幻化中,在人与物的交融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乌尔禾》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对象与被对象化,没有征服与被征服,无论是少年王卫疆与兔子、海力布与羊、西域人与戈壁,大漠处处呈现出一片生命和谐景象.这种人与物和谐境界的审美呈现是红柯文学书写的重要意旨,这种境界的呈现为其文学书写人性的终极目标即神性的展现而服务.
同时,人与物有机状态的呈现伴随着对人与生命之间无机状态的揭露、神性对世俗人性的警醒和救赎.小说《生命树》中,变成生命树的公牛具有善性和神性,被女天神派下凡间顶住不断下沉的地球,拯救日渐沉沦的人性.被世俗生活与无尽遮蔽的人性,需要依靠具有善性和神性的外物来唤醒,神性通过人性得以彰显,人性又仰仗神性完成了升华.在近乎呓语充满神性的“劝奶歌”中,马燕红被世俗泯灭的人性被唤醒,生命与生活得以重新开始.昭苏大草原上蒙古族牧民的《劝奶歌》是一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没有词儿、接近羊叫的、时断时续的“奶——奶——奶……”.
④这是人类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人性最本真最本性的东西,是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混沌的生命联系,它在某种情景之下可以唤醒被遮蔽已久的沉沦而世俗的人性.红柯就是要通过恢复人与自然间古老的原始的基因联系来激活生命,以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阉割,
李丹梦：《红柯的〈生命树〉：远方的神话》,《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以向生命本性的复归来抵制现世生活对人心灵世界的物化.
《少女萨吾尔登》中,周健叔侄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双手从农村进入城市,本想大展宏图,成就一番事业,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内心的苦闷与精神的失落唯有借传承草原民族神话精髓的舞蹈萨吾尔登来聊以慰藉.某种意义上讲,《少女萨吾尔登》延续了《生命树》用神性疗救人性的主题.萨吾尔登原本是一种动物,后来演化为一种舞蹈,在人与动物的舞动中达到一种和谐的神性的状态.周健叔侄在萨吾尔登的舞动中,内心压抑的苦闷被释放出来,世俗人性中不得疏导的郁结被神性消解与升华,从而还原到生命如初的和谐状态.萨吾尔登秉承了草原文化而具有欣欣活力,它是最接近原始人性和神性的、没有被工业文明熏染的文化,也最能体现生命的原始本性与原初状态.红柯在《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中设置近乎相似的故事情节,意在给现代人指明一条道路,即让世俗人性向神性靠拢,或者返回至近乎动物本性的生命原初状态,以具有魔力的神性来唤醒世人迷失的心灵,消解现代人内心焦虑、压抑的身心不一的无机状态,完成人性和自我的双重救赎.
其实,红柯在文学书写中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有机状态,展现一种神性状态的旨归就是为了抵抗现代文明给人和生命造成的无机状态.他在文学书写中用丰富的想象、甚至荒诞的手法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无限亲和,是在张扬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对世俗生活的一种拒绝,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消解.在当下社会,人的思维日趋僵化,想象力匮乏,工作、学习、生活越来越技术化和机械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行为思维越来越程式化.红柯意在诗意的书写中展现近似生命本初状态的人性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理想状态,帮助现代人恢复原始的自然生命力和坚韧的生命野性,以疗救现代人焦虑的内心与麻木的人性.
可见,“肯定性的否定”是一种辩证而又充斥着悖论的表述,红柯借此以表露自己文学创作的良苦用心和潜隐目的.他通过西域与关中场域的相互映照与对比、草原游牧文化与关中秦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人与物有机状态对人与生命无机状态的疏离与反叛,来表达潜隐在其内心深处的地缘情结、情感态度与价值认同.红柯从地域、文化和精神等三个方面架构着他的文学书写与想象,这种架构使红柯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文学地域性的标识意义.
贺仲明指出,文学的地域性具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地域风貌、人文习俗和地域精神.见贺仲明：《地域性：超越城乡书写的文学品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他的小说有意地将自身所浸淫的中原儒家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比照与融合,将现代的文化观念与古朴的原始思维进行并置、冲撞与交织,将西域草原文化的精粹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并以此为圭臬来反思和批判渐失生命本性和野性活力却习染着功利、世俗和等现代社会症候的关中地域文化.这是红柯文学创作所呈现出来的重要旨归和要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融合’进程中文艺学场域建构与知识途径”（16XZW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春民,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周荣）
小结,该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红柯文学创作和文化反思和否定方面的创作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杰克伦敦：人生和文学的互相成全
娘胎里开始的苦难1875 年6 月初,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了一桩悲惨的新闻一位孕妇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因为不愿意打掉自己腹中的胎儿,她被丈夫赶出了家门 这位自杀未遂的孕妇名叫弗洛拉·韦尔.
中国作协改革：迎来出文学精品的时代
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是党领导下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力量 近日,印发了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从.
创造性辩证法和中国当代诗歌对新形式的追求：评柯夏智译西川诗
由于当代中国诗人西川写作生涯的推进,渐渐塑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因此不可能用恰当的词汇准确表达出他现在的写作作为 他沉浸于对传统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研究,持续思考世界上最好的诗人们遇到并带给语言的最.
哲学剧场：福柯和德勒兹的拟像之舞
董树宝（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北京 100144）关键词拟像；幻像；幻像—事件；反柏拉图主义；非范畴的存在摘 要在早期论拟像的探索中,福柯将尼采的“永恒回归&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