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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论文参考文献：
>> 顾 久
1951年9月出生,贵州贵阳人,1968年12月参加工作,贵州著名学者,民盟成员,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贵州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贵州省主委、贵州省文联主席,现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
对于贵州民办教育、农村教育,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顾久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支持着.
顾久先生的祖父曾任教师,他的父亲顾光中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曾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他的母亲曾任贵州一所小学的校长,他本人也曾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他的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任教.四世教师的家庭,让顾久先生对于教育有着非常深切的体会.
民办教育有着多种分类,但他向记者介绍了他心中的两个分类：一类是比较强势的、收费较高的、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另一类是比较弱势的、收费较低主要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他说,高端民办教育当然有其合理的需求,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着大量的教育需求,由于政府相对资源不足,就需要那些收费较低的民办学校来满足这些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对于弱势的群体,顾久先生特别关注.
教育不是砌墙
顾久先生向记者说到一个数据：贵阳市云岩区60%左右进城务工子女都在民办学校读书,条件相对较差,老师待遇、社会美誉度不够好,民办学校自身的生存也很困难.
而说起贵州的民办教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贵阳市行知科技职业学校校长杨昌洪.从帮扶身边的“问题少年”,到创办职业技术学校,再到践行、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直至当选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民办教育分会会长,杨昌洪成为当地民办教育者学习的榜样.
谈及杨昌洪校长的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顾久先生深慨其不易：“ 杨昌洪校长的学校比较起来更加特殊,姑且叫做特别的学校特别的教育吧.他学校这批孩子很多都特别逆反,特别容易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甚至走向犯罪.杨校长一个年轻人,以一己之力办这么一所学校,真的是特别不容易.我看了特别感动,当年多次向省一把手写信,反映民间办学的不易.”
顾久先生也多次到杨昌洪校长的学校给孩子们做演讲,用自己的行动支持、鼓励杨昌洪校长办学.顾久说,杨昌洪校长有四点做得特别好：
第一,他有爱心,他很真诚地爱这些孩子、关心这些孩子,这一点是现在很难有的.男孩子容易逆反、有情绪,他像一个大哥哥一样陪伴着他们,甚至一起在寝室睡,一起卧谈,用语言宽慰他们,用行为感化他们.
第二,他也有严格的一面.学校实行军事化的管理,比如早上6点钟老师带着孩子们跑5000米,他也会陪着一起跑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巴胺比较多,把过剩的精力引导到体育锻炼中来,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教育手段,孩子们也通过锻炼学会了忍耐,在生活中学会了咬着牙坚持,锤炼了精神和体魄.
第三,他的学校能够做到差异化的学习,而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模子去套住学生.比如有些孩子喜欢跳街舞,他就成立了街舞社,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同学之间可以席地而坐,进行头脑风暴.
第四,他不仅有职业教育的统一要求,也有做人做事的标准,他会训练他们做人,训练他们的顽强、努力,让他们对生活有美好的感受.这些孩子的敬业心、责任感特别好,很受企业的欢迎.
谈及第三点,记者说,很多孩子都是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不能按照一个固定的标准大家都像秧苗一样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天天学习.顾久先生的回答更是颇多感触：“ 把孩子们看作秧苗,那还是比喻成生物,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没把对象看成生物,我们把孩子看成砖头,把教育看成砌墙、盖房子.比如上面要求校长、老师哪一天哪一点必须要盖到第几层.垒砖头垒得不好就要扣分,大家只能不停往上垒,而不管孩子感不感兴趣.”
顾久先生说,正因为民办教育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所以很多管理部门会觉得它们不符合标准,予以取缔.他说,其实杨昌洪校长这样的学校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很多农民工子女学校都是因为管理部门可怜你才让你活着的.
教育不仅要关注聪明,也要关注智慧
“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只关注教育的聪明,不关注教育的智慧.聪明就是耳聪目明,孩子的聪明就是有一些先天的要素比如记忆力特别好,老师讲什么家长讲什么都能很快记在心中,对知识很敏感.而智慧不同,怎么说智慧呢？智慧很难表达,前几天在《光明日报》看到北大张世英教授的一篇文章《万有相通的哲学》,他说宇宙是相互联系的网络整体,任何一个人、事、物都是这个最大的互联网上的一个交叉点,都是有联系的.他说美有感性美、典型美、显隐美三个层次,最高的美就是显隐美,也就是把本身不出场的东西潜在地置于直观中与在场的东西综合为一体,对其领悟、玩味,这与一般的联想力不同.我想,张世英说的就是智慧吧,智慧就是在显性的东西中看到很多隐性的本质,智慧就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更多的度、更多的联系.”
顾久先生说,我们的教育却没有看到这些联系.有智慧的人更多是因为他的兴趣、他个人的发现,王阳明先生很有智慧,他看到宇宙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天地在我这开了一个窍,“人心一点灵明”是万有一体的“发窍之最精处”,万有相通因人而相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教育注重聪明之后所看不到的.为什么全世界的教育家不坐在一起,商量出一个最优的教育制度,然后每一年培养一批爱因斯坦？
为什么不可能呢？顾久先生回答,爱因斯坦的成长成才离不开一个特定的环境,也有很多偶然性,没法普及化、标准化、统一化.
“ 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化用了杜威的经验概念,杜威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来自经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经验之中,经验就是每天都遇到崭新的东西,怎么应对这些东西.举个例子说,过去贵州没有火柴的时候我们要留火种,要把火种埋在火灰里,火种就叫火子.有句俗话叫‘ 火子掉在谁的脚上谁知道’.掉在你的脚上你才有经验,没有掉到你的脚上,没有经验,就只能理解不能体会.经验就是体悟、体会、体认.”顾久先生强调.
一个人早期的生命经验也奠定了他终身的生命大厦
在顾久先生看来,一个人早期的生命经验就是他生命大厦的几块基石.很多民办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做民办教育,其实也是和他们最早的生命经验有关.
贵阳有一所民办学校林海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胡定霞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后来才知道是一对知青,生下她之后因生活无奈只好把她抛弃.她现在的爹娘本来已经有了五六个女儿,但他们很善良,就收养了她.因为家庭很困难,她其实是没有条件去读书的,她会偷偷跑去学校,看到同龄的孩子们去学校上课,她也到学校听课.后来校长老师很感动,就免了她的学费.她一直读下去,1990年,她成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家里没钱,大学四年她就经常做挣生活费,毕业的时候她就发愿要为农村孩子办一所学校.但是她还有贷款要还,工作好几年先还完贷款之后才能够办学.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定霞发现贵阳城郊的小碧乡好几个村庄的孩子们上学非常不易,她辛苦筹备了几年终于在2003年正式办起了林海中学.这是一所初中,顾久去过那所学校,那时候学校已经办学八年了.顾久先生说：“ 我了解到,林海中学办学八年,才有八个孩子上了高中.为什么呢？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农村的家长不清楚后面的结果,孩子们上了高中那可是直奔大学而去了,但是能不能上大学,能够上什么样的大学,能不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这后面七八年都是不确定的,需要家长不断地投钱.所以在乡下一般家长不支持孩子这么读.胡定霞就做生活教育,开设了编织、种植、养殖等很多劳技课,学生毕业之后有的回乡承包土地种植水果,有的学生做了村委主任、村支书,有的在城市工作,真的是培养了很多职业化的新农民、新市民.她今年还想做一件事,毕业这么多年了,准备把孩子们请回来,展示一下从学校出去之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生活得开不开心.”
对于民办学校在教书育人特别是育人方面的作用,顾久先生是特别赞扬的.他说：“ 杨昌洪校长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培养了很多有担当、敢奉献的人才.去年贵州抗洪,有一个士兵累得饭还没吃完就坐下来睡着了,正好被一个记者看到拍了照片,在网上流传很火,获赞‘最美睡姿’战士.这个士兵就是杨昌洪校长的学生.”
民办学校同样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给予缺少关心的孩子以关爱,给予缺少尊重的孩子以尊严,给予可能走向歧路的孩子以光明的希望.顾久先生继续说：“ 其实很多逆反的孩子,都是因为没有受到别人的尊重.杨昌洪校长和他的老师们都很尊重学生.我记得他们学校有一个女孩子,多次违反校规,老师给孩子妈妈打电话,她妈妈却说不要这孩子了,这位女老师就说,那她就当孩子妈妈吧.学校给这个孩子的惩罚是要做十七件好事,女老师就带着她一起做,每做一件都是老师带着头做,孩子一开始还不相信,后来看老师很认真地做,她也怦然心动,就让老师回去,她保证会做完十七件好事.完成了十七件好事,回到学校,大家给她开了一个欢迎会.第一次让她感受到尊重,感受到自己有用处.”
一个社会不只需要栋梁,还需要门板
一个社会不仅要培养高端、精英的人才,也需要培养最广大的、合格的、有责任感的劳动者.顾久先生说,除了栋梁,我们还需要门把手、门板.这就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只要每个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每个人就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未来国家的主人.
记者提及,丰航学校曾邀请杨昌洪校长的接受军事化管理的学生们来给丰航学校的初中生们做教官,指导他们进行军训,那些被选出来的二十名大孩子都感到特别骄傲,他们特别愿意奉献自己的所知所能.
顾久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韩国也是,韩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大二的时候去服两年兵役,服兵役之前的大学生可能会觉得,大学生嘛,就要闹点事情,就要打破秩序,服兵役期间他们要体验士兵怎么维持秩序,就会理解维持秩序者的不易.所以,角色一换,人和人之间就是万有相通,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这些联系都不在面上,都是隐性的.你看到的联系越多,你的思维就会越深.如果教育只考查记忆力,而不去考查孩子们的兴趣、发现,那是多么大的遗憾！孩子们是应该去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值得惊异、惊赞的事情.”
顾久先生对于教育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他看重教育带给孩子的新发现、新启迪,也看重教育中润物细无声的一面.顾久说,杨昌洪校长做的教育不仅是一种公益,也是一种培育.杨昌洪校长就是在培育他们,不要让孩子感觉我们是在怎么教育他,我们就是默默地陪伴.杨昌洪校长会陪着孩子睡觉、聊天.他用自己的榜样作用、自己的陪伴来培育学生,这就是教育中润物细无声的一面.
“ 教育教化强调更多的是这种陪伴,而这种陪伴很多是教育评价中看不到的、不在场的.”一个好的教育者必然是能近取譬、擅于用浅显的例子说明道理的,顾久先生接着就举例说：“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往往是因为不在场的那些根子的因素.就以这片树叶为例,树叶的存在离不开后面的小秆,小秆后面是茎,茎后面是树干,树干下面是我们看不见的树根,还离不开泥土,泥土里有我们看不见的养分.显性的、在场的东西其实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太功利,只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分,并且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制定成标准.”
不要苛责“机械性的自爱”
“ 这个社会是一个功利化的社会,也被学者批评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的社会.”顾久先生痛切地说.但顾久先生有着学者的深思和博大的胸怀,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人性、对于社会,他有着基于深厚学养的乐观的认识,他说：“ 利己这个词,也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有了利己才有了自我,才有了独立,才有了个性.当然利己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康德换了一个词,叫机械性的自爱.这是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提出来的,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三种向善的禀赋,分别是动物性的禀赋、人性的禀赋、人格性的禀赋,动物性的禀赋就是机械性的自爱,人性的禀赋是比较性的自爱,人格性的禀赋是对道德法则保持敬重并作为自己行为的动机.所谓利己,也就是机械性的自爱、比较性的自爱,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个人自主选择的善的行为才是最美的.首先是我的选择而不是别人强制的选择,才有善.既然是自我,那就必须有自利.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说的每个人利己的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当然,很多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顾久先生打了一个比方,教育是一只风筝,风筝的上面可能有风有雨,那是我们管不着的,有时候还有其他风筝,那是政治、经济,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时候教育这个风筝还与政治、经济那些很大的风筝的很粗的绳索交缠在一起.
“ 我常常在思考,在经济上我们已经达到了小康,那么小康之后我们向哪里去？”顾久先生说,希望小康社会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更多地往孔夫子和马克思阐述的理想去发展,也就是“大同”.“小康之后,本来是应该往‘大同’的方向去.‘大同’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质量,如果整个社会都回到这个方向,那几根大的绳子才不会交缠,上面的风上面的雨才不会击碎个体那坚强但也脆弱的翅膀.”
顾久先生说,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丰裕而节俭、自由而和谐的.在原始社会里,人是跪在自然和鬼神面前的,不自由；在传统社会,人是跪在人面前的,也不自由；在工业社会,人是跪在金钱和物质面前的,还是不自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总有一天会被消灭,每个人都能上顶着天、下立着地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今呢,我们的教育出来的人,可能是一条腿跪在权力面前,另一条腿跪在市场和金钱面前,如果两条腿都跪下去,这个“ 人”就不存在,更加没有自由了.
他说,人应该理解、谅解、欣赏我们的自然和社会.理解就是求真,谅解就是求善,欣赏就是求美.人类发展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他希望未来的社会把指标放在“人怎么活”上面,让人活得顶天立地,活得有尊严.马克思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是多么大的胸怀,我们今天刚好缺少了这种情怀.
“ 昌洪基本上能够顺着这个思维、这种情怀去办学,他在山中办学,很困难,很孤独,昌洪是有信仰的人,信仰可以把人带入一种境界,哪怕苦难之中也会有境界.山顶上,孤独中,都可以产生境界.王阳明就是在非常孤独的环境中开悟的,因为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没有那么多热闹.热闹有时候和深刻是相反的.昌洪办学的地方不热闹,这也很好,我的遗憾是他支撑那么多年,投入太多,身体也落下了毛病.”顾久先生对杨昌洪校长特别关切,但他自己也一样不顾路程颠簸,经常下乡调研教育,为农村教育、为偏远地区的教育发声.
“希望陶行知研究会可以让他能够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承担为农村孩子办学的重任、为底层子弟办学的重担,让他能够做更多有点灵魂肝胆的事情.”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民办教育分会的创办,确实让杨昌洪校长遇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尽己所能地帮助每一位坚守学校的民办教育人
不仅是杨昌洪校长,每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都有着自己的不易和坚持,而顾久先生也尽己所能地去帮助.顾久先生又向记者说了胡定霞校长的迁校经历.她的学校本来有11个村落的生源,但是现在因为拆迁,生源锐减,学校很难办下去.甚至她的学校都要被拆掉,她急得睡不着觉,嘴上都起满了泡,后来她找顾久先生,顾久先生给当时的市长写信说,“ 我说这是一位给农村孩子办学的好校长,你我最早都是农村的”.市长也很好,做出批示又给胡定霞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办学.
但是新的地方周围都没有村落,没有人住,生源怎么办？好在后来又有人要搬迁到那里,搬迁过去就有生源了.那块土地比较精贵,中学一时办不起来,胡定霞校长就先办了一所幼儿园.办学经费比较紧张,教师发不出工资,她只好利用起过去学校养殖的300多头猪,给教师发猪肉.
顾久先生说： “ 我家一直都是教师.我女婿的父母都是农民工.所以这种身份感会让你有更多的体会,体会别人的酸甜苦涩.体会和理解是不一样的.牙疼的人对不牙疼的人抱怨,对方只能理解,不能体会.”顾久先生对于这些民办学校的办学者,特别有着基于同理心的同情和支持.
顾久先生强调,现在是有很多人在帮助这些孩子.他告诉记者,一位志愿者刘亚军就做了一个“ 贵阳市同在城市扶困融入中心”的项目,主要面对的就是进城农民工子女.刘亚军是学美术的,但是却做起了教育,联合了一批志愿者,他们经常去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孩子们画画,或者辅导其他功课.
顾久还给记者说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政府给了“ 贵阳同在”一间办公室,他们需要把一些展板、书架从原来比较偏的地方搬过去,就请了几个农民工搬运.因为偏僻难走,他们就要高价,背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些展板是为他们的孩子做事的.他们虽然搬运得很辛苦,但就是坚持不收钱.当他们看到有人在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是真的特别感激的.
解决教育的问题,也需要经济条件的提升.顾久先生说：“ 政府扶贫这么多年,其实我发现农村里真正脱贫的,都是农民自己的努力.当然,政府也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社保.让农民出行方便了,让农民生病能治得起了.但农民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主力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农村没有了读书声,农村的老师很多也是住在城市,天天骑着摩托车来学校上课,和农村的联系更少了.”
农村的学校和农村的社会是脱节的.顾久先生又举了胡定霞的林海中学为例,她的学校和农村是不脱节的,利用劳技课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开设缝纫、针织、手工花、插花制作等各种劳技课,还有绿色生态养殖、种植教学,比如饲养土鸡、饲养野鸡、饲养新西兰肉兔,芦笋种植、太子参种植等劳技课.通过两年的实践教学,选择升学的同学尽管很少但也至少有了深造的路子,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的学生也学到了一技之长.
顾久先生在肯定胡定霞校长的生活教育实践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表示,这些并不是理想的教育.他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里,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教育中的首先是教育机会均等.而在这方面,我们多年来的努力还不够,很多问题更加严重了,比如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不能说哪一层工作做得不好,大家心底都想做好事.每个人心里面机械性的自爱是不同的,谴责谁都是没有道理的.希望未来我们能更多关注农村孩子的智慧,关注他们生命的质量.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民的今天,也要关注他们的明天,更要关注他们孩子的明天.”带着对农村孩子的殷切关怀,顾久先生最后对记者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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