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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鲁艺致敬论文参考文献：
所谓“鲁艺”,是指1938 年创立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被简称为“抗大”一样,从一开始就被简称为“鲁艺”.鲁艺是沈阳音乐学院最初的源头,塑造了沈阳音乐学院今天的辉煌,奠定了沈阳音乐学院今天的传统.作为鲁艺的后传人,追溯鲁艺事迹,学习鲁艺传统,弘扬鲁艺精神,向鲁艺致敬,是我们每个沈音人的责任.为什么是责任呢？因为鲁艺一直有着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鲁艺的一位老校友、《白毛女》的编剧贺敬之在一首诗中曾激扬地宣称：“江山呵,在我们的肩！红旗呵,在我们的手！ [2]”
一、鲁艺的创立——“文化的军队[3]”对于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刻骨铭心.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先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全境（1931 年）, 又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1937 年）.在这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最危险的时刻[4]”,中国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发出“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5]”的警号,“七七事变”后又积极号召“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6]”.在策略上,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还说：“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7]”.
与之相比,国民党的抗日决心却差强人意.在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撰写的《传》[1] 中有一小段记述：
“就在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的一次谈话证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
1936 年10 月,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特里尔的话,证明中国坚持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的远见卓识,也间接说明中国“急需的干部培养”的必要性.
一直都重视文艺（文化）的巨大作用,以为是同样不可或缺的战斗部队.早在1936 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就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兵的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2]”.同年末,当得知丁玲在前线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一连写下了《记左权同志谈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等战地速写,深受红军将士的称赞,也为之感动,特意填词“临江仙”电贺其突出表现,从而留下了一段佳话：“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3]”根据何其芳的记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仍然这样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都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4]”.至于现行版本中的“手里拿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的字句,实际上是后来润色文章所为.这可以在紧接着座谈会的一次言论中得到佐证,他明确说“文艺是一支军队[5]”.由此可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如何发挥文艺的作用,早已进入中国的战略思考之中.据《延安鲁艺风云录》作者王培元的采访记载,鲁艺之所得以创立,是在1938 年初参加了一次文化人聚会中说,“我们需要文化艺术的队伍,这个队伍需要扩大.应该成立一个抗大、陕公式的艺术学校,我愿意以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校的创立”.到了4 月份,由、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杨联署重要文献——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刊登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发动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6]
《创立缘起》的起草者是兼任党组书记的副院长沙可夫.沙可夫的名字在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卓有影响,他是中国红色戏剧发展的见证,被著名革命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称之为“艺术教育开拓者,革命文化播种人”.沙可夫于1926 年在法国巴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党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法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和李伯钊、章汉夫等组织业余文学研究组,创作剧本,排演戏剧.1931 年夏,他根据党的指示回国到上海,因接头地点遭破坏,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后经营救保释,回乡养病.1932 年春,进入苏区,任临时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并参加革命根据地第一所艺术学校蓝衫剧团学校( 后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 的筹建工作.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与、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组成大学委员会.在瑞金期间,他有大量的文艺创作.其中七场大型话剧《我——红军》,被苏区报纸誉为“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同年底,因病回上海治疗.正是他接连创作的《广州》、《血祭上海》、《团圆》等大型话剧,受到等领导的好评.沙可夫是曾在鲁艺传唱不熄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的词作者.他写的歌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除了开宗明义,“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还阐明“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而且强调“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
以鲁迅之名创立一所艺术学院, 绝不是沙可夫一人的创造,一定是的共同愿望.除了纪念的意义, 鲁艺的名字更蕴含和寄托着中国人对文艺的深刻认识和宏远期许.鲁迅用一腔热血和一只秃笔,以其积极战斗呐喊的一生,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传统、旧观念给予坚决的批判,以期达到改变国民精神的终极目的.鲁迅以其有生的不妥协的斗争,树立起一面不倒的旗帜,永远召唤着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复兴.周恩来在纪念鲁迅时说：“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并确信有光明的将来[1]”.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2]”.在后来的《新主义论》（1940 年）中更加高度地阐述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艺初创时的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的一个半山坡上,原来有两排二十余孔的旧窑洞,后来迁址到了桥儿沟虽然有了一个现成的教堂做礼堂,另还有十几间平房,可仍是简陋窘迫,捉襟见肘.初时的鲁艺（甚至延安）不但连一架钢琴都没有,连为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作配器时,也不得不因地制宜做些极其简陋的“非常”之想.鲁艺师生因图书馆藏书严重不足,每当遇到喜爱之书,便纷纷把篇章或片断抄写下来,以便随手翻阅,仔细品鉴.这种抄书的风气,从最初只抄录诗歌、散文,到后来发展抄录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
不仅学习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鲁艺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也都须自力更生加以解决.据《延安文艺史》介绍,鲁艺自创立就积极响应“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但为自己挖窑洞、修校舍、开荒、种地,而且还经常帮助驻地的农民播种、锄草、收割.仅冼星海日记中记载的“参加开荒”或因故没有去“开荒”,就不下数处.1939 年3 月创作演出的《生产大合唱》,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抗战生活的场面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面貌.《生产大合唱》的音乐具有民间风味,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
历史证明, 鲁艺的创立,是中国实现文艺战略的重要步骤, 而实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时任副部长的李维汉在鲁艺一周年的时候说：“这样综合着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各部门的艺术学院,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还是一个新的创造”[1].今天的评论家通常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是抗战时期的一所重要而特殊的文艺学院, 其重要性和特殊性都集中在这支“文化的军队”建设上.后人说:
在此之前,从军事与政治上讲,已经在边区先后开办了抗大和陕公,却缺少建制化的文化艺术教育与宣传机构,鲁艺的成立,无疑是填补空白的创举.[2]”
二、鲁艺的风貌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3]
1939 年8 月,搬迁到东门外十余里的桥儿沟,进驻在1934 年才落成的,现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在鲁艺之前,它曾经是党校的礼堂,中国在这里召开了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政治局的路线.那时的教堂虽然还算簇新,但桥儿沟只是个郊外小镇.鲁艺坐落一隅,北面靠着荒山,到了秋冬的时节更增几分苍凉；南边则临着水流颇急、清澈见底的延河,是春夏季节的好去处.当年的许多当事者都回忆说,河边很是美丽诱人,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大家纷纷到河边散步.无论坐在河边岩石上,透过绿色田野看着鲁艺的哥特式建筑；或是走在河滩上,吹着河风,都颇有情调；河水虽不深,也有地方可以游泳、洗澡.大约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精力去记录那些闲情雅致,除了后来的各种回忆,与时代同步描述鲁艺生活的文字作品,实在不多.今天能看到的最翔实生动的一篇,是茅盾所写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茅盾在1940 年5 月,从新疆、四川辗转到的延安.原打算只是参观一下,却因为“在中国的贫寒的西北角,有这样的一个学校”[4],又因在左联时就与此时正主持鲁艺工作的周扬十分熟识,所以,一住便是四个月.茅盾用他的亲闻亲见,记录了“把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同生活认识与革命经验密切的联系起来”的鲁艺.
在茅盾到来的前一月,鲁艺热烈庆祝了二周年的生日.这时,学院已增设了文学系,因此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又题写了校名[5],还作了被鲁艺以及后来的传承者奉为校训的题词：“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无独有偶,1 9 3 7 年4 月为“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题写了著名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知道,十分重视抗大的办学, 在1 9 3 9 年5 月《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三句教育方针和八字校训被归纳为著名的“三八作风”,至今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的作风根本.竟然为鲁艺题写了与抗大题词在形式和内容都极其相近的校训,在他的思考里,应该是鲁艺抗大这两所文武不同的学校,最终的目的必须是一致的,希望鲁艺能“在民族解放的时代……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当然, 从两校校训的不同之处, 也能窥到对待抗大和鲁艺的不同原则和策略.认为：
抗大作为“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1]”；鲁艺则“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2]”.1939 年4 月,给抗大题词：“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点[3]”；也是这年里, 在一周年时给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4]”.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是留给鲁艺以及后传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一周年时,曾尖锐地指出,鲁艺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某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5]”,甚至“优良的校风还有待养成[6]”.所以,在两周年之际,为鲁艺题词并作校训,其蕴含的深义是已经到了要求鲁艺能像抗大那样“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7]”,自觉“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兵的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8]”的时候. “紧张”、“严肃”,首先具有和抗大校训相同的意义.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奋斗目标和责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其次,在鲁艺,“紧张”、“严肃”还具有解释“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殊的规定性.即：鲁艺需要认清政治的“现实主义”的要求,把握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的武器”；需要弄懂政治的“浪漫主义”的原则,“艺术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这样才能理解宣称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9]”.至于“刻苦”、“虚心”更是针对鲁艺的构成特点和成长状况,专指在鲁艺的特定环境中,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变或改造过程中应该恪守的校风原则.那是对意志坚持和态度诚恳的鼓励与鞭策.即：下定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决心；放下“老子天下第一”或“老子二万五千里”的架子,“下马看花”认真体察“大观园”,坚持互相学习和向工农群众学习的道路.[ 10]当时间又过了两年,延安的文艺界（包含鲁艺）仍不能满足中国的最高期望时,便不得不提议召开一个会,亲自着手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1]
这时,再来重温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一定会有格外的温馨：“我在我的寓居——窑洞里,可以听得山下‘鲁艺’上课下课的钟声,可以听得音乐系的学生练习合唱.我走出窑洞,在门外的空场上停立,就可以看见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看见一律灰布制服的男女学生在校舍各处往来……“这些穿灰布衣服吃小米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情感淋漓,大气磅礴！”
三、鲁艺的典范——“生命上的光荣[1]”鲁艺在延安自1938 年4 月创立,至1945 年11月奉命迁往东北,时逾7 年半.鲁艺确实做到了“团结了一些全国有威望的艺术家,它培养和供给了不少艺术干部到各个战线上去”.[2] 鲁艺的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都招生五届,文学系招生四届,共培养出685 人.这个数字并不包含各种训练班和其它临时短训的人员.新中国成立,鲁艺师生一直是文艺战线上的生力军.
《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校》是一本不足50 页的小册子,却是最早的而又系统详实、图文并茂的鲁艺研究文献.作者钟敬之是最早的鲁艺成员,他在书中列出的一长串名单,几乎个个都是新中国文艺的顶梁巨匠.
至1945 年间,鲁艺前后已经团结了众多卓有成就的和具有一定专业修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组成一支包括各种专业的教员和研究院的队伍,如周立波、沙汀、艾青、肖军、陈荒煤、舒群、曹葆华、公木、张贞黻 、向隅、马可、李元庆、李焕之、瞿维、唐荣枚、杜矢甲、周巍峙、孟波、何士德、吴晓邦、王滨、姚时晓、王大化、张水华、袁文殊、舒强、沙蒙、许珂、于敏、凌子风、牧虹、王式廓、蔡若虹、胡一川、力群、马达、张仃、刘岘、古元、王朝闻、华君武、莫朴、彦涵、胡蛮等教员约五、六十人,以及各专业的研究员和工作团员一百余人.[3]
还有何其芳——文学系的主任；
还有吕骥——音乐系的主任；
还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1929 年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是该班几十年来第一个中国考生.
冼星海是个无可争议的爱国者.他喜欢看法国国庆节的大游行,“我每次都很感动,……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他参加了“国际工会”,在那里看到了祖国的新闻片和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和其它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国共分裂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了我的思念、隐忧、焦急”.所以,当他在作曲班毕业,“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
回国后的他,“参加救亡运动,提倡大众化歌咏,鼓吹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使歌咏运动能够配合现在的抗日、反侵略、反汉奸的政治趋向,来完成民族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但事情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在经过几番周折而终于就职的国民党“第三厅”,尽管他充满十分投入,可是周围的环境却越来越与他不容.“我很痛苦”,他写道,“渐渐,我无法写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于是我想起延安,但我不知道延安是否合我的理想？在设备方面,会不会比武汉差？”也许是巧合,“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当然,事先他不但“问了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而且也问了“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依此看,充满着民族主义热情的冼星海,此时对于中国的态度,依旧是“缺乏浓厚的政治认识”的“坚决同情”,只是极度“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
初到延安,自然有许多不适.例如,小米饭难以下咽；没有一架钢琴；甚至经常开会.不过,“我对‘鲁艺’的生活很容易习惯,”冼星海这样说.“生活既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没出几个月,他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他特别倾心的《黄河大合唱》,是他为青年诗人光未然的《黄河吟》而作.
“《黄河》的歌词虽带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1]
冼星海仅用六天完成了基本的写作,随即由抗敌演剧第三队试演了几次.等到鲁艺创立一周年音乐会的正式公演,好评如潮.他在日记里说,看完演出,“很感动地连说了几声‘好’”.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写作故事》中说,“固然歌词还有不少缺点,但是星海同志艺术上的贡献是不朽的”.冼星海自己则认为,《黄河》的创作“在中国是第一次尝试”,“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
冼星海到延安收获的不单是创作,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的升华,全然没有了当初到或不到鲁艺来的犹疑.他在为纪念鲁艺创立一周年的文章中,不仅坦然接受了“延安是中国青年的古城”,“延安也是建立中国新文艺的古城”的说法,并且感慨着“‘鲁艺’前途是光明的,‘鲁艺’后生是可畏的”[2].在充满信任的氛围中,他发现,“延安的人喜欢新的东西,也喜欢批评.……他们常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而且有一套道理”.“还有一种批评,给我的益处较大,那就是负责当局的有关方向的指出.譬如他们所主张的‘文化战线’,那关于音乐上民族、、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给予我对于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问题上有很多的启示”.这种观念的接受,增强了他对社会理论的兴趣,“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我知道了这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决”.
《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不久,冼星海即写成《致“鲁艺”支部的自传》.以他敢说敢做,爱憎分明的个性,《自传》没有丝毫的阿谀,完全是肺腑之真实：“我对于中国的奋斗刻苦精神是时刻不能忘记的.并不是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记录,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优良的组织和干部,而是因为我们中国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正当时代表群众意志,有组织地、广泛地去领导全中国向着一条光明伟大的路迈进”.“到延安后,直接感到的关心和爱护,因而更决心加入组织,共同努力,实现抗日和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希望加入组织后,能够积极工作,政治的认识更加强.……我希望党能给我一切的知识和领导,使我成为一个堪称为的党员,不顾一切,为党努力和奋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六月十四日：……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十二月三日：永不能忘记的日子”.后来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我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入,为候补党员,十二月三日为正式党员”.
冼星海的一生是光辉奋斗的一生,他的选择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方向,亦即鲁艺的方向.1940 年5 月,冼星海奉命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谱曲,抵达莫斯科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遂取道蒙古回国, 但因途中受阻,经历了颇多的苦难,后又不得不折回苏联.在这段极度的困境中,他仍以炽热的感情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写成了鼓舞世界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乐章《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第二交响乐）和《满江红》、《后方》、《敕勒歌》、《牧马词》等4 部组曲,及其它等等.在莫斯科医院的生命最后时刻,完成了《中国狂想曲》.1945 年10 月30 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骨灰安放在近郊的一个公墓里,墓碑上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员.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1]
四、鲁艺的精神——“为大众谱出呼声”[2]延安时期在中国辉煌历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不但是中国坚持了的正确思想,在思想形态上,反对了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政治形态上,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组织形态上,批判了宗派主义.而且是中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思想.正是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和本色；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后人将中国在延安时期所展现出的,自觉坚持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解放的意志和行动,称之为中华民族之魂的“延安精神”.鲁艺作为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专门学校,一贯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强调“一方面尽量激发自动的创造性,一方面给予方针与指导”.鲁艺不但设有文学、音乐、美术和戏剧研究室,还成立了实验剧团、平剧团（京剧团）、木刻研究会、俱乐部,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工作团.冼星海在音乐系第三期总结时说：“每期都能够培养大量的音乐干部到前后方去工作……使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能够结合起来”.[3]
1943 年,为党校即将落成的大礼堂题写了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是早在1941 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提倡的马列主义态度的“党性的表现”.说,“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后来评价说：“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4].对于鲁艺来说,具有怎样的“求是”态度,事关建立怎样的“文艺堡垒”.在鲁艺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明确说“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不要孤立, 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民族解放的时展广大的文艺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不久又做了“鲁艺要造就具有远大理想、丰富斗争经验和良好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的演讲；鲁艺一周年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二周年时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回顾一系列的言论,都是根据鲁艺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提出的同一性质的要求.这种从放弃名利、确立风格到约束个性的逐次渐进的逻辑,无非在号召鲁艺形成实事求是的“党性的表现”,从而无愧于民族解放的历史责任.
严格的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鲁艺并不是十分清晰其中深刻含义,这最终使得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必然.延安整风期间,周扬对鲁艺学风做了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说：“在这以前,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十分认识在艺术教育中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5]
大家都用了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鲁艺：它的教育方针是否“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实施中做到了理论与实践联系了没有.虽然关于“客观实际”是什么,怎样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少的同志都还缺乏明确的观念,但是把握了实践是测量理论之正确与否的唯一可信的准绳,这就是整风学习给我们的益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在文艺座谈会上讲得十分清楚：“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文艺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 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及其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
延安文艺座谈会充分讨论了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艺术与政治的话题.针对个别人声称“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朱德理直气壮地质问：“、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几日,到鲁艺就普及与提高的话题[2],讲了“大鲁艺”和“小鲁艺”的关系,其核心就是号召、要求鲁艺与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鲁艺 “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终能积极接受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指导方针,飞跃地走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通过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对《讲话》精神的领悟,不但颠覆了一部分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而且使鲁艺师生建立了全新的世界观.鲁艺乘着《讲话》的东风,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掀起了新的创作热潮.如果说此前鲁艺已经历了初创期和发展期,那么,这时鲁艺进入了成熟期.在小说方面,有以柯蓝《洋铁通的故事》、孙犁《荷花淀》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诗歌方面有何其芳、贺敬之等为代表的新老诗人的作品；报告文学方面有周立波、冯牧、黄钢等人的大量作品；美术有古元、彦涵的木刻、华君武的漫画等等.
座谈会之后,以鲁艺为代表创造出一个几乎风靡整个中国的文化现象——秧歌运动.表演秧歌,是鲁艺借用民间艺术形式的尝试,它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甚至蔓延到国统区,说明了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秧歌运动也为鲁艺的鼎盛之作《白毛女》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民族新歌剧奠基之作的《白毛女》,是集全院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方面之力而完成的.在鲁艺,周扬是最初发现“白毛仙姑”传说蕴含着积极意义的人,认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一个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主题.但是未完成的第一稿（邵子南执笔）是一部诗剧,音乐配的是秦腔.试排时,喜儿一出场先“啊咦——”地甩着水袖；穆仁智出场则“哎吓——”像个店小二；黄世仁的形象就照搬了秦腔丑角三花脸.被请来观看的人没人称赞,周扬最是否定,强调洋教条老教条都不能要,应该创作出一部民族的新歌剧来.因为第一稿作者认为新的思路与其风格相左而自动退出,贺敬之便被召进剧组.即使经过热烈深思的讨论,新方案的排演在最初并不成功.在一片讽刺挖苦中,周扬则给予了坚决的支持,甚至声称“与《白毛女》共存亡”.《白毛女》第一次正式公演,是在党校礼堂为“七大”代表的演出.实际上,《白毛女》是在不断的修改逐渐的完善中,一直到了北京.经过在艺术形式上的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千锤百炼,《白毛女》真正表现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成为鲁艺和中国新文艺的不朽之作.
鲁艺的音乐创作有着优秀的传统,自吕骥、冼星海主持音乐系起,就特别注重大众化、民族化的歌咏活动.例如,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在延安几乎家喻户晓.冼星海曾报告说：音乐“创作是向着大众化入手,因而这些作品更会被大众所接受”.[2]在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艺人积极响应“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3] 的号召,不仅创作出以《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为代表的“民歌风的歌曲”,而且收集整理许多民歌曲调,包括广为传唱的《东方红》的传统曲调《骑白马》.《东方红》是人民的颂歌,最初是由陕北农民李有源编词的《移民歌》,由他的侄子李增正第一个唱响后,在延安引起热烈的反响.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回忆,真正以《东方红》之名唱响全中国,是从鲁艺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的.
1945 年9 月2 日从延安出发,六七十人作为开赴东北干部大队的一个连队,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有人唱完《移民歌》第一段后,又乘兴自编一些新词.……到了沈阳后,为了登台演出,才想到把《移民歌》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参加者有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我只执笔记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合成了这支歌.刘炽在陕北民歌“骑白马”调的基础上配上了曲.这是第一次用《东方红》歌名公演的.……《东方红》在沈阳正式公演后,迅速传唱开来.建国初期,首次刊载于《人民画报》上.[4]
1944 年,为了一名牺牲的普通战士,发表了《为人民服务》演讲.与那些著述相比,《为人民服务》极其朴实,既不是长篇巨论,又不是深奥至简.“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整篇文章不足千字,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讲清了一个根本宗旨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髓.纵观鲁艺创立、发展,完全是在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道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6],践行以为人民服务思想为核心的伟大延安精神的过程.
（责任编辑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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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那些人和事
1942 年5 月,在与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时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所说的“鲁总司令”的军队,指的就是以延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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