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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论文参考文献：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
摘 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总方略和行动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建设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内在政治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之维”是构建“不必腐”保障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之维”是构建“不能腐”监督机制的核心和关键；“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之维”是构建“不敢腐”惩戒机制的手段和途径；“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之维”是构建“不想腐”组织机制的目的和归宿.文章提出并阐述了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建设“四维机制”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深入推进中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参鉴.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四维”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9-001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提高‘两新’组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12CDJ012）；2017年华南理工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智库项目“总书记治国理政现代化战略思想比较研究”（ZKJS0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会组织党建科学化推进广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2017GZYB60)和“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建设——基于习总书记‘四个坚持’批示的贯彻”（2017-JD05).
作者简介：祝全永（1974-）,男,湖南邵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李义（1990-）,男,湖南郴州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瞻远瞩,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着眼于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刻变化和时代要求,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稳定,顺乎党心、政心、军心和民心的“四心归一”,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现代化总方略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建设作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政治实践运作的“杀手锏”和“重头戏”,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内在辨证统一的逻辑关联.因此,基于二者逻辑关联的考量,新形势下为深入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亟需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四维”建设机制,为建设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建设的逻辑关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腐败问题作为中国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表征,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治理好腐败问题,是新形势下“解决我们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课题,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于问题导向的现实来源.可以说腐败问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剑向所指”和现实关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领导集体的顶层设计,毫无疑问对党的建设具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任务是保持执政合法性的源泉,是提升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现实路径,是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到位的重要保障.基于以上思考,二者宏观上的逻辑关联可简述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建设从大格局大视野下的战略关怀,建设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炼要素形成的现实问题导向来源.二者微观上的逻辑关联具体表现在:
1.腐败导致两极悬殊,背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即权钱交易.”［3］腐败分子通过“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的基本形式,获取个人的非法收入,从而拉大了与普通民众的正常收入水平.此外,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渠道的增多使得腐败分子的财富积累极大超越了其正常的劳动所得,贪腐的集团化、权期化、隐蔽化、巨额化已成为新形势下腐败的共同特征,假如任由腐败弥散性蔓延扩散以及赃款巨额化的积聚膨胀,必定会形成更加强烈的仇官仇富的失衡心态,滋长社会的不公,加速阶层的固化,进而导致两极分化.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相背离.因此,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势在必行.
基于以上认识,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高悬利剑,雷厉风行地正风肃纪,惩恶,一大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落马官员背后所掩藏的非法收入的数额更是一次次刷新民众的“预期值”,落马官员与巨贪形象的重叠这一现实逻辑警醒我们：建设既是一场夺取民心的保卫战和捍卫公平打击邪恶势力的正义战,也是瓦解因贪腐而造成两极分化的攻坚战.败建设不仅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也有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这契合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实逻辑的要求使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域下,建设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2.腐败助推灰色利益固化,阻滞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动力.腐败是制度纰漏的必然产物,腐败分子正是现存制度的“受益者”和“捍卫者”.基于这种身份角色所能带来自身利益的逻辑,腐败分子往往会以改革之名行谋利之实,中饱私囊大获其利,使之对当下不健全的制度产生一种“获得感”“满足感”和“认同感”,从而在行动上扭曲改革的落实,异化改革的实质,维持并固化当前对其自身有利的改革格局,成为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军”.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研究“转型陷阱”问题中所提到的：“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4］腐败问题作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交织混合产物,是改革处在转型时期众多问题易发频发的一大表现,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动力来推动党自身的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避免改革掉入“转型陷阱”.
鉴于以上思考,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改革形势下,党如果没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勇气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建设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就可能会因为腐败问题悬而未解而受阻.因此,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腐败助推灰色利益固化,阻滞全面深化改革,腐败问题产生灰色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来破除.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阈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填补制度的漏洞,扎好制度的牢笼,建立并完善监督体系,以制度建构能力的科学化合理化系统化和制度执行力的坚决化强力化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更好更有效地治理腐败.
3.腐败滋生人治,违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保障的要求.腐败是一种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腐败的产生是对党纪国法的漠视与践踏,腐败分子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贪腐行径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治的表现.从落马官员的贪腐轨迹来看,无论是“巨腐败”的“大老虎”还是“微腐败”的“小苍蝇”,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无视法律制度的“自我超越感”是其共同的为政心态,也是助长腐败产生蔓延升级的重要主观因素.究其根源,这种“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5］的从政心态背后是人治思想在作祟,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虽懂法却不守法,最终难免会滑向腐败的深渊.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就是典型的实例.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不但不以身作则遵守党纪国法,反而违法乱纪,破坏与法治,人治观念的驱使最终使其身败名裂,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一典型的“知法犯法”的贪腐案例再次警醒世人：人治观念造成的腐败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违背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阈下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保障的要求.
从古今中外的败经验来看,人大于法的人治思想容易滋生腐败,而腐败又会以“破窗效应”的方式扩散蔓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公正用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人治的观念得到了强化,腐败的态势得到了扩大,腐败的程度得以加剧,最终导致腐败持续扩散和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这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相冲突,违背了法治替代人治的时代潮流.因此,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阈下,建设需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作为指导,建设需要以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保障.
4.腐败消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疏远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关键.中国作为执政党,始终都是人民利益的真诚代表者,无私创造者、坚定践行者、忠贞捍卫者.腐败是一种以公权谋取私利的利己行为,与中国的性质与宗旨水火不容.长期以来,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地以人民公仆的角色努力践行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服务理念,以个人的清正廉洁捍卫整个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在新形势下,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理想信念动摇,腐朽思想开始产生,腐败的恶行开始滋长,这势必会给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消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损害民众的信任,进而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就曾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6］
纵观历史,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丢失政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泛滥往往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年来,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衰败落伍、丢权垮台的教训极为深刻.中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更应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7］因此,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现实逻辑来审视腐败的危害,其对于一个执政党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都是致命的.正如所言：“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7］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感召,才有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深刻认识.“腐败一块冰,寒透百姓心”,腐败官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严重侵蚀了人的政治本色,消解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视阈下,全面从严治党应该成为败建设的战略关键.
二、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建设机制的“四维”实践路径
基于以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建设机制的实践路径也应遵循二者逻辑关联的理路,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从“发展之维”“动力之维”“法治之维”“组织之维”这四个维度来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不必腐”的保障机制、“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不想腐”的防范机制.
1.前提和基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之维”缩小收入差距,构建“不必腐”的保障机制.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8］腐败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棘手问题,追根溯源还得从发展的维度加以解决.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想贪敢贪除了个人因素,没有守住道德底线、政治红线和法律高压线之外,也与正常的工资收入偏少等现实压力的驱使有一定关系.审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固然是与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有直接关联,但究其根源还在于区域、城乡、部门、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全面、不彻底、不协调而导致可供分配的总体资源偏少.因此“对症下药”,治理好腐败的根基深扎于发展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全面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健康的发展、均衡的发展、协调的发展是治理好腐败的前提和基础,能够为提高个人总体收入打下牢固基础,为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提供有力的支撑.
承续这种战略思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9］当今中国众多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发展的不够全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加以解决.腐败是侵蚀社会肌体的“政治之癌症”,要解决好这一顽疾依赖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即从国家层面协调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在顶层设计这一宏观环节上把握利益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大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协调发展的战略合力.
按照上述战略思想的构想,具体理路为：在增强“国富”的同时也推进“民强”,协调推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助力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协调推进精神领域的发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好蛋糕”,协调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发展.而贯穿这三个层面的一条主线即为利益,人作为利益最直接的主体应当是这三个层面协调发展所形成合力的终极关怀.因此,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从宏观层面上创造增收创效的大环境、大格局,在此基础上提高个人收入,形成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没有必要腐败”成为为官从政的新常态.所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之维”缩小收入差距,构建“不必腐”的保障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好腐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这是构建“不必腐”保障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2.关键和核心：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之维”破藩篱立规矩,构建“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以前“单兵突进”的增量式改革在面对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情况下很难有所推进.新形势下的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全面联动式地推进,因而全面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来协调推进,稳中求进,使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关联,形成改革的合力,释放并分配好改革的红利,并以制度化的形式把改革的成果加以定型化,从而在保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上孕育出改革的突破性成果.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改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趋于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调适过程,需要用制度建设来保障改革的成果.改革的成果来源于改革的启动与实践,而改革启动实践的逻辑前提则是改革共识的凝聚,可以说改革的共识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在利益分化扩大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建设顺民心、合民意,是凝聚改革共识进而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因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时代背景下,是民心所向、改革所需.腐败问题产生灰色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来破除；全面深化改革所释放的红利需要用“立规矩”的形式加以捍卫.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阈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填补制度的漏洞,扎好制度的牢笼,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体系,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规章制度的出台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践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党内法律法规作为制度的核心范畴需要向全面深化改革寻求动力,通过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之维”来破藩篱、立规矩,进而构建“不能腐”的监督机制,这也是腐败治理的关键与核心所在.
3.手段和途径：以“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之维”制裁贪污腐败分子,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国事无私,政道去邪,法不容情.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是治腐惩贪污的“杀手锏”,“法不严则不力,治不严则无获”,如果贪污腐败分子免于查处,轻于惩罚,法律的执行走样变形,那么贪污腐败就会因“低成本,高收益”的回报诱使更多人贪腐,形成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刚性约束的条文就会成为“稻草人”和“纸老虎”,“不敢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实施过程的有效推进则依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落实,“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7］
党基于这样的庄严承诺,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对众多“老虎”“苍蝇”违法乱纪的行为予以依纪依法惩处,这既是党纪国法刚性约束的必然要求,也是捍卫法律权威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庄严宣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推进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10］要依法预防惩治腐败首先必须要有科学并且严厉的立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的理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预防惩治腐败提供了战略指导.败科学立法应该遵循国家权力运行规律和腐败产生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对腐败行为易发频发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重点项目实行科学立法.在具体立法实践中,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健全立法体制,形成科学合理的败法.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除了做好科学严厉的立法工作之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预防惩治腐败必须狠抓落实,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对违法犯罪的贪污腐败分子依法依规不折不扣地进行查处审判.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11］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坚持“打虎”“拍苍”“猎狐”并举,以要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11］的决心推动党纪国法的落地实施,这种决心驱使下的实际行动效果明显,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有力地捍卫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了法治的警醒、教育、威慑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下,做到败于法有据,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必须以“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之维”制裁贪腐者,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这是遏制腐败心理攻势的手段和途径.
4.目的和归宿：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之维”补精神之“钙”,构建“不想腐”的防范机制.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必须“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9］贪污腐败作为一种以公谋私的利己行为,严重扭曲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疏远了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如果任由贪污腐败之风气在党内肆意蔓延,那么必将会破坏党的政治生态,腐蚀党的肌体,忘记党的初心,失去人民的信任,进而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正如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言：“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丧失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9］
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感召,清醒地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管党治党,关键要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革命理想大于天”,理想信念是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7］相反,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立的位子就高了,就会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长远的目标、持久的定力,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淡泊名利得失争斗,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牺牲奉献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人的政治本色.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努力奋斗、无私奉献.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追求,始终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95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人,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生动展示了人的为民情怀、高尚情操.”［9］充分体现了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在新形势下,一些党员在经济市场化、政治分权化、时代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金钱、美色、权力等众多诱惑,大搞贪污腐败,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受到极大挑战.新形势下扭转党内这种不正之风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头脑,补足人精神上的“钙”,并充分发挥精神之“钙”对于人“强筋壮骨”的作用,增强党员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使人不忘初心,永远保持中国人对理想信念的忠贞情怀,以严于修身律己、提升党性、坚定信仰的实际行动捍卫党的光辉形象.“身之主宰便是心”,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指导下,除了要严明纪律底线、落实责任主体、强化监督问责之外,更要发挥理想信念的引领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之维”补足党员的精神之“钙”,构建“不想腐”的防范机制,应该成为建设的战略关键,这也是腐败治理的目的和归宿之所在.
三、结语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建设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建设“四维机制”相辅相成,相互联系、影响、作用和制约,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内在政治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之维”成为构建“不必腐”保障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之维”成为构建“不能腐”监督机制的核心和关键,“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之维”成为构建“不敢腐”惩戒机制的手段和途径,“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之维”成为构建“不想腐”组织机制的目的和归宿.新形势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建设“四维机制”的实践路径,亟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构建“不必腐”的保障机制,实现政治清明；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战略动力,扎好制度牢笼,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实现政府清廉；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战略保障,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以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治理腐败,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实现干部清正；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关键,补足中国人精神上的“钙”,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构“不想腐”的组织机制,实现政党清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中国建设是重拾民心捍卫正义之战,有人民的广泛支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战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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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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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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