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性别身份和媒介构建聚焦女性期刊,该文是有关城市化进程学士学位论文范文与城市化进程和性别身份和媒介相关论文如何写.
城市化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杜若松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摘 要：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女性社会文化空间重要的舆论媒介的众多女性刊物塑造了摩登、时尚、光鲜亮丽的都市女性形象,而透过对这些刊物中女性形象建构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中国都市性别化过程中,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商业侵略、男权偏见以及女性自身发出的抗争性呼喊复杂纠缠,从而形成了女性刊物众声喧哗的媒体场域特征.
关键词：上海城市化；性别构建；女性期刊； 《玲珑》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7－０131－05
收稿日期：2016-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构建研究”16CZW038；吉教社科合字[2016]400号、长师大社科合字[2015]008号基金支持
作者简介： 杜若松（1981-）,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作为表征的女性表达在人们对上海都市化描摹中始终存在,她们或在电影、或在广告牌、或在香艳的宣传画中腾挪辗转着性别化的身影,贯穿着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代表各阶级、政党、商业团体的刊物已经陆续增多,竞相扩大自己的话语阵地,在1934-1935年间,出现了“杂志年”的说法.“九一·八”事变后,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女性期刊的又一繁荣期.此时的《妇女杂志》额外关注女性的休闲生活,大量刊载女性读者作品；而如沈兹久主编的《妇女园地》仍持续宣传妇女解放、民族解放思想；左翼阵营由丁玲主编的《北斗》则吸引了众多女性作家如冰心、白薇、陈衡哲、凌叔华、葛琴、杨之华等等,成为左翼力量中特别带有性别倾向的刊物；由黄心勉、姚名达夫妇以及后来的、鲍祝宣、封禾子、高雪辉等人主编的《女子月刊》在艰难的办报生涯中力图为女性代言,做“天下女子”的“播音机”；《女声》的主编关露通过大量文章对社会仍然存在的女性歧视现象进行批判等等.这些进步女性期刊在当时发表多角度的言论,但是在他们的整体叙述中出现了一个共通的话题,即对“摩登”女性的深刻剖析和抵制.这种鞭挞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上海在资本集聚、市民生活繁荣、都市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反应.即女性被消费主义所诱惑、所吸引,从而产生的一种畸形、不健康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
而在另一方面,“摩登”已经变成这一时间段上海的代名词,甚至以“摩登”为名刊出的刊物就有上海摩登青年社1929年12月至1930年4月刊出的《摩登青年》以及上海摩登半月刊社在1939年9月至1939年12月刊出的《摩登》,其它如《妇人画报》《良友》画报这类期刊也一直在竭力塑造着时尚、时髦的现代新都市女性形象.这种生活现象中的摩登风潮无疑和社会思潮、政治文化走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女性形象的“摩登”打造则成为这一时间段中女性生活的中心话题.在上海最具代表的都市女性刊物《玲珑》（1931-1937）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女性的行为、影像、服饰、美容,她们在社会空间中的表现都被贴上了一种都市的、时间的、意义的标签,从而具有一种“被看”的性质.也因此浸透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声音与集体回响.消费主义、西方文化、上海繁华,都市女性文化空间的性别建构具备了最众语喧哗而又具有文化研究意味的所在.
一、“摩登”女郎：上海都市文学叙述中的性别倾向
要论及上海当时最具特点的女性文化刊物,非《玲珑》莫属.这本1931年诞生的女性刊物以“增进妇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1]为目标,致力于打造都市新女性形象,引领时代风潮.杂志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实用常识、妇女美容美体术、女性社交娱乐活动消息、名人名媛报道、影坛八卦娱乐、读者情感信箱等.《玲珑》杂志编辑群体的成员大多都接受过西式先进教育,杂志以“摩登”女性照片为封面,封底则采用好莱坞影星的图片,这样的版式风格几乎贯穿《玲珑》整个生命周期.再加上《玲珑》杂志定价较低,其文章的撰稿者多为知识妇女、在校女学生,而其供稿一旦发表也都冠以“某某女士”的称谓,这使得刊物从发行定位到内容设计都聚焦于最广大知识者女性群体,因此成为上海受众面极大、影响力极高的女性刊物,所以张爱玲说30年代上海女学生人手一本《玲珑》,《玲珑》也由此成为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塑造和构建女性社会身份的重要舆论媒介.
《玲珑》给上海女性树立了一个都市生活“摩登”指南,而在关于摩登的论述中,男女性在这里却出现了泾渭不同的标准,对于《玲珑》的女性撰稿人来说,真正的摩登不是“她的服饰,她的言语行动,开口会洋文,会伴阔绰的绅士们跳跳交际舞,”这是误解摩登.“真正的摩登女子,不是仅懂得跳舞和衣饰便成功,她必须在交际之外,还懂得一些实际的技能和知识.管家正是女子固有的美德.”所以要会“有相当的学问,在交际场中,能酬对……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2]相反,《玲珑》的男性在文章中总是怒斥女性追逐摩登的“奢靡之风”,认为这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欣赏女性的美,并认同女性是充满诱惑力的.《玲珑》经常刊登以男编撰人的身份刊写的“御男术”：“引起别人注意你的性感,真正的性感不是美貌,而是一种富于吸引力的磁性；保持着女性的外观和态度……当一个女子在追求着男子时,不要装起贞洁的样子,假道学是不成的.不要一直死板板没有变化,应该常常想出新花样来,才能够常常引起你的男友的好奇心理.”[3]这类文章与其是在教授女性御男有道,不如说是男性在自己阐述着“理想情人”.更有甚者,以滑稽暗讽的笔调描摹《上海女子速写》,认为上海的女子有三类：“克莱拉宝型的姨太太”,她们是“迷人的妖艳”；而女学生则不专心于学习,乐于写“LoveLetter”“忙坏了绿衣人”；最不堪的则是“舞女”,她们被“搂得香汗淋漓,娇声喘喘”.但是撰稿人却最后总结说,这是“轻盈地,美妙地”.[4]一方面极度蔑视、一方面又禁不住吸引,这是当时大部分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男性腔调.在都市商业带来的繁荣物质追求之中,女性已经随同“金刚钻”“高跟鞋”“短裙”“化妆术”一起成为了“物”的代表,这种物化直接与身体挂钩,成为煽动男性抛掷金钱、放开道德底线的突出诉求,在巨大的话语冲突中掩藏的应该说就是这一时间段迥然不同的性别追求.
白夜在《玲珑》1935年5卷5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俘虏》,描述在繁华大都市中灯红酒绿下男女的萍水相逢,逢场作戏的肉欲吸引下,潜藏着生命的悲凉.而女性在这个具有意味的影场中,不过像一个游魂、一个过客,留下“浅紫色”的阴影.她的突然出现和凌晨的突然消失就像都市中茫茫人海邂逅又分别一样自然,只是,男子心中留下了自己是她的“俘虏”的心理印记.与其说男子被女子所俘虏,不如说,男子被这个城市所俘虏.城市的繁华终究不能成全个人的理想和想象,短暂的欢愉与肉体的最终会被这种都市的虚空感所替代.
与此同时,这种对于都市“惘惘”、女性充满诱惑力的命题在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笔下也有过典型描述.茅盾的《子夜》在开明书店的第一个版本中,封面设计上有几行小字：“子夜：1930年的中国传奇”.而《子夜》的开篇是这样去描绘上海：这一苏州河、黄浦江沿岸的外滩,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5]
陈清侨的《现代中国现实主义中对的物化》对此曾有过精准的评述.在钢架、灯火、电管广告的映衬下,浦东是一支巨大的“怪兽”,现代都市文化与工业文明就是以这样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着中国.而在现代都市中,女性的身体又被迅速化与符号化,成为都市“怪兽”,撩动人心而有充满毁灭性的力量的代表.吴老太爷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就受到女性的身体肉欲的极大冲击倒地而亡.住在吴宅的一位诗人对此评论说：“吴老太爷像僵尸一样生活在乡下,乡下像坟墓一般,但也让他安全；一进了现代城市,老僵尸马上就会风化.”[5]这正是茅盾对于中国农业文明遭遇都市文明的一种鲜明暗喻.而茅盾“在观念上把金钱与女人、投机家与娼妓等同起来”恰印证了德·劳蕾提斯的《艾丽丝没有做》中的观点,城市“是对女人的再现,而女人是这一再现的基础……女人既是梦想中的对象,又是将物化（建一座城）的理由,这形成无限的循环.她既是表现的源泉,又是其最终的、不可企及的目标.这样,为体现男子梦想而建的城,最终只书写了女人的缺席.建立卓贝地城的故事……说的是把女人创造为文本的故事.”[6]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了性别在面对都市文化差异性的对待方式和文本建构模式.
无独有偶,在其他有关上海这个都市的男性描述中,女性也成为了对这个城市的表述方法.新感觉派作家在其城市叙述作品中常采用一个叙述策略,那就是“女人的缺席”,“实际上,‘女人作为逃逸者’这一形象,很适于表达动荡的城市流动感与循环感,它几乎成了现代城市新感受的一部分：在摩登时代里,扑朔迷离的女人就像流动的时间一样,不再是可以固定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传统城市中,女人（尤其是）总是固定在特定空间中,随时准备伺候男性冒险者.”[6]都市的女性抑或是男性追逐的对象,而在不可得时,就是“妖姬”“尤物”代名词.
其实早在梁启超、刘锡鸿的笔下,女性已经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比喻,她们甚至转化为国家性、现代性的暗喻符号：“中国传统女性即代表了中国传统,又在更大范围内大体代表了正确的宇宙秩序,对于梁启超而言,新女性则是现代中国新公民的转喻性象征.”[7]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需求,女性的性别化与构建文化、种族以及国家身份的焦虑、也即所谓现代性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的主题意义和象征所指,而从这一意义上说,男性作家所塑造的都市倩影对自身充满诱惑而不可得,在短暂的萍水相逢后消失人海,是对都市生活的一种现代人孤独、苦闷彷徨的心态写照,而庞大都市带给人的诱惑、灵魂沦丧的惶恐不安则打通了与都市文学现代主题的联系.
二、东方女性：西方的商业发现
女性刊物大多以最时尚、最领风气之前的女性图片栏目夺人眼球,这种图片集中体现在封面、封底,又体现在内容配画之中,李康化认为这种“用图片来开拓女性的公共空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大突破”.[8]这些图片的女性多为欧美明星、中国社交名媛、名门千金、女校学生、撰稿作者.她们姿态婀娜、妆容精致、笑容婉转,区别于以往妇女刊物的庄重、朴素,她们的妆容、服饰、配饰、姿势都带有着后天粉饰后的痕迹.她们勇于出镜,甚至在某些栏目展示自己的手臂、后背、大腿也具备了一种勇气.以往传统的、明星、月牌女郎的封面女性形象在这一媒介空间中已经迅速转化为“全民”性的女性登场,从而昭示这个都市女性彻底的变化——她们的身影已经充斥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她们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有力的“参与”者.
女性栏目不遗余力地在推销着新一代摩登女性“审美”观：女性的身影、女性的社会出场应该是漂亮的、充满魅力的.《玲珑》1931年1卷24期的文章《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就认为,现代*的美首先是因为美容术进步,而现代妇女研究美容术已经变成了她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尽社交生活责任的体现.这无疑将女性装饰视为正常的、自然的甚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组成部分,从而在舆论上支持女性美容装饰品的发展.各种美容术、化妆品牌、女性保养容貌手段层出不穷,伴随着《玲珑》《妇人画报》《良友》的插页,商业广告广泛叫卖,用魅惑性的文字让女性趋之若鹜.例如“蔻丹”是一种修指用品的品牌,用了它之后手指光丽如日光；“娇滴”则是一个专门卖指甲水和拭净水的品牌,它会使得女子的指甲有光泽,娇艳欲滴,让见到的人都十分喜欢；“亚特奴露”在当时女子的化妆品中不可缺少的,它的功能是去汗渍,除汗臭,让女性不被汗渍所干扰；化妆品之外,女性还应该熟练掌握各种美容技巧.可以这样说,女性从头发到脚趾,无一处不需要费心去修饰,去保护.而这些美容手段支撑的背后则是上海百货业零售业迅速发展的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货物、各种营销手段都迅速在上海集结.
从1854年上海外商的第一间百货公司,到1917年澳洲华侨的先施公司,1918年的永安公司,1925年的新新公司,1936年的大新百货,南京路上百货公司、贸易公司鳞次栉比,空前繁荣.当时的《ALLABOUTSHANGHAI》这样描述上海的商业繁华：“在上海的各大公司里,人们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所有最新最时髦的商品,而欧美最新物品在上海拘及时登场,则使得上海的时髦女性在时尚的追赶上没有丝毫的焦虑,她们流行的节拍永远踩在点上.但这一切与其说是摩登女性们的先进和灵敏,却不如说是资本的魔力和胜利.”[9]资本的魔力同样体现在以打造摩登女性为旨归的都市媒介上,马国亮在《时代女性生活之解剖——美学之检讨》说,“资本主义的现社会的权力支配了一切,资本主义者的淫佚享乐的欲求更强烈地尖锐化,于是来了爵士音乐,来了更大的狂热,更大的刺激.这无异是资本主义者的男性的暗示,甚至可以说是命令.”
为了打造女性时尚风气之先,女性杂志又格外重视服饰介绍.在它们的宣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服装与美容,实在有密切不可离的关系,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注意‘姿势’的社会.”[10]上海研究学者乐正在《上海人的社交实质与消费性格》中认为“装体面”的第一要务,当然是“时装”的体面消费、时髦讲究.上海人之“七耻”中的头一项,便是“一耻衣服之不华也”（葛元煦《沪游杂记》,1876年刻本,第一卷).[11]张景华在文章《妇女服装的新趋势》中说,“上海妇女对于服装,要算是最会翻新花样了.以前新装的式样,大都握在、女学生和交际花手里.但现在呢,又来了一班新装打样的人,终日替小姐们想新花样,而无形中,社会妇女也都受了他们的支配……妇女服装的新趋势是由自由竞争转到专门化.”[12]服装的发展符合于商业市场的发展规律,又明显受到西方妇女服装趋势的影响,女性刊物谈论法国服装的颜色、谈论巴黎服装的款式,探讨欧美服装的中国化,甚至还大张旗鼓地鼓吹过“*化”.[13]这说明女性的服饰、妆容不仅被图解为社会风尚,也在预示着女性的命运变化和在其中孕育的城市进程,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女性形象建构参照西方的事实.
这种商业追求最佳代言人则是女性明星.1931年1卷1期《玲珑》刊登的《甜——南锡卡洛》就是代表.照片中的南锡卡洛身着时髦裸背豹纹短裙,波浪短发、侧面扶腿面向观众,而旁白则是认为南锡卡洛最诱人的魅力在于她的甜美：“那糖和蜜的混合呢,近乎了,仅近乎她若干分之一”.《妇人画报》的主编郭建英则不停地刊载大量好莱坞女星影星的照片.这些“嘉宝、伊丝托泰劳、夏克劳馥、克莱拉宝”,她们往往身着优雅晚礼服,也传播着富于西方色彩的服饰观念.而中国女明星“对西方时尚的刻意模仿和追求,某种程度上成了她们个人声誉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和女明星,连同欧美、好莱坞女星的风采,为上海摩登女性的‘美的构建’提供了一份具有‘谱系性’的资源,并经由她们的融汇吸收、效仿改造,进而影响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女性,天津、北京、汉口、广州、香港……以至东南亚等海外各地.与此同时,当红的中国女明星则被称作了东方的嘉宝抑或东方的琼·克劳馥.”[9]迈克·费瑟斯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这样评价这种示范作用：“对于新商品本身的知识、这些商品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知识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去使用它们的知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是一种独特的情形,热衷于向上攀爬的群体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修养采取了一种学习的态度.对诸如新中产阶级、新工人阶级和新富或新上层阶级而言,消费文化的杂志、报纸、书籍、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节目等,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人格转型,个人如何理财、如何搞好社会关系、如何有宏图远略,如何构建完美的生活方式等等,是极其相关的.”[14]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场域中,女性身体永远摆脱不了“被看”的对象位置,而这种被看,也无非是满足了男性的种种遐想、昭示了社会化的标签.
三、上海“厌男症”：女性声音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性遭遇着种种性别偏见与都市商业围剿,尽管女性期刊的女性写作群体,并非像女作家那样有多少文学修养、追求与旨趣,但当我们去检视这一时期女性自身话语时,却意外发现与30年代上海女作家相似的书写倾向.那就是在都市生活中的彷徨与妥协,在“摩登”追求中的暗喜与虚空,在恋爱与婚姻中的被动与抗争.在这种意义上,女性读者群体与30年代身处都市的女作家默默相连.她们此时期的创作已与五四时期带有启蒙主义问题小说的倾向大异其趣,“莎菲”这一时髦女郎的形象,在我行我素中含有都市的病态感伤,鲜明标志出海派都市文学崭新的“摩登”女性形象,而女性期刊写作群提笔为文、自陈心声的明白文字,间接地透露文学现实环境的变化：女性们在经济面上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但在新旧交接、中西杂糅的时代环境中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处境.重新检视这些女性期刊上的文字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当时女子的言论已经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她们在都市文化熏陶中逆向生长的辛辣见解,抑或玩世不恭的挪揄嘲讽,已经给都市女性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奠定了底色.
《玲珑》1931年1卷1期刊登了一个女作者薛锦园女士的作品《他的信》,编者按：“薛锦园女士,美丽大方,负盛名与社交场中,此文为女士有感而作,一字一句,发自内心,读此文之后,对妇女心理知过半矣.”[15]文章描述一个在情场上所向披靡的女子,她冲动而又任性,她自负年轻貌美而享受众多追求男性的追捧,而同时她又极度地蔑视着这些追求她的异性.《玲珑》刊登另一位女士梁佩芬的《男性观》,编辑介绍其“广交际善跳舞,识男友颇多”,在开篇她自白说,“余于历年交际场中观察所得,知男性之所谓男性者,可分为后列八类,前四列为女性所弃,后四类为女性所爱,今试述其弃与爱之理由于后.”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梁女士所认为女性讨厌的男性性格类型包括“老实”.她是这样解释的,“老实者,无用之别名,对女性不善逢迎,仅知循规蹈矩.对外交际,缺少常识.不大方,不活泼,一见女子面红耳赤（按俗语称此等性格为”温吞水“）.梁女士所认为的对外交际缺少常识不一定是老实性格的后遗症,但中国传统认为的男性品格优点老实敦厚、见女子面红耳赤的腼腆害羞居然也被列为讨厌的特质,这足以显示这部分女性的男性观正在发生着不同以往的变化.
不能说以上所举女士观念就是怎样的”进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这些女性正在显示着前所未有的张扬和恣意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对待爱情、对待异性,她们展现出了逆向性的性别歧视,如果说以往的中国社会仅仅是依据男性的性别价值取向去建构女性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女性期刊上则大张旗鼓地开始对男权的宣判.她们在都市的男欢女爱体验中并未获得心灵、灵魂的喜悦,反而因此看到了男性了软弱、丑陋、,而由此衍生了强烈的”厌男“心理.在陈珍玲主编的《玲珑丛书》第三种中,她专门编辑了四十篇揭露男性阴暗面的文章,合集为《男子的丑态》出版.这五十篇文章,有的写出男性的本质在于”巧妙狠毒“,所谓”最毒男人心“；有的现身说法,揭露被男性骗财骗色的经历；有揭露男性谎称自己是处男,却以处男为骗术,将新婚妻子传染为花柳病；更有甚者向女性施行“家庭暴力”.《男子的丑态》的汇总出版编者按说,”本书揭发男性玩弄女性的种种罪恶和丑态,笔墨酣畅、描写淋漓、实为少女之指迷,四十位姊妹,根据事实,向男子宣战！“[16]欧外鸥在《妇人画报》的《万有吸引律》的文章中则说”时代已经演进至女人向男子吊膀子,向男人猎色、渔色之阶段了.“或者如张海伦在文章《Trueconfession》中说”一个男人毁了我,我要在千百万个男人中找到报复！“虽然这种”厌男症“在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旨在反抗旧有男性劣根性对女性迫害,激发女性团结意识的运动,但是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女性一种强烈的“反抗”“复仇”心理,从而具有了“激进女权主义”[17]的色彩.
为将这种“厌男”贯彻到实际中,《玲珑》《妇人画报》《良友》还刊登了数量极大的为女性在情场、社交场合、婚姻战斗中的技巧策略文章.比如像《对付男子手段种种》《怎样对付你的丈夫》《怎样使爱情持久——怎样俘住你的爱人》《怎样玩男子》,她们骄傲地宣称,“现在我们要把男子做女子底玩物.”[18]如果说莎菲的意义在于她是”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面对黑暗的现实她们执拗地寻觅人生意义又无出路,鄙视世俗反抗传统又不免陷入虚无和的诱惑.那么《玲珑》积极刊登的这些女性“宠儿”具有更真实、先锋的女性存在价值.
上海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高歌奋进,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全球化的商业浪潮在中国日渐昌盛.这一时间段的都市女性刊物因此受到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极深.这时的上海女性时尚期刊作为摩登刊物,在穿衣打扮、社交娱乐方面领风气之先,以西方文化、价值取向来引领中国时尚,客观上也起到了让女性认识自身身体、塑造现代新女性、新生活的目标.而在以女性编辑者陈珍玲为中心的文字编辑与读者来信部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还显示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女权主义”姿态,对待男性、恋爱、婚姻、职业体现了鲜明的、尖锐的批判立场.其都市时髦女郎的“厌男症”情结正是对20世纪30年代男性作家虚妄想象女性的一次正面回击.其塑造的独立、时尚、心灵坚定的都市女郎形象打破了以往女性期刊“打着妇女解放的旗号,但基本上还是男性对女性的生活指手画脚”[19]的女性刊物言论倾向,更为现代文学中20世纪30至40年代女性作家的创作下了最好的背景注.当人们惊异于张爱玲、苏青在上海公寓格子间自得其乐,用文字去戏谑都市男子的油嘴滑舌、小情小爱时,当她们能够在经济独立的情形下自由享受人生,将政治的主流话语远远抛开,而只对饮食男女、日常生活兴趣与观照时,我们知道,她们的手边还有一本女性刊物.
参考文献：
[1]编者按[J].玲珑,1931,1（1）：13.
[2]胡玉兰女士.真正的摩登女子[J].玲珑,1933,3（20）：937.
[3]露丝.一位富于性感的女性梅惠斯脱之御男术[J].1933,3（44）：2247-2248.
[4]一男士.上海女人速写[J].玲珑,1935,5（6）：332-334.
[5]茅盾.子夜第三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3;15.
[6]张英进.秦立彦.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46;193.
[7]胡缨.翻译的传说——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
[8]李康化.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0.
[9]李子云,陈惠芬.谁决定了时代*？[A].陈惠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1;3.
[10]服装与美容[J].“玲珑”,1936,6（42）：3283-3284.
[11]张小虹.两种衣架子：上海时尚与张爱玲[J].联合文学,2001,（10）.
[12]张景华.妇女服装的新趋势[J].玲珑,1933,3（11）：400.
[13]兆良.*与服饰[J].玲珑,1936,6（7）：463-464.
[14]迈克·费瑟斯.刘精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7.
[15]薛锦园.他的信[J].玲珑,1931,1（1）：8-9.
[16]男子的丑态广告[J].玲珑,1935,5（38）：3262;16.
[17]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6-48
[18]介人.怎样玩男子[J].玲珑,1932,2（65）：681.
[19]李晓红.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责任编校：阳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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