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40年未退色的时光（二则）,本文是大学校园方面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时光和退色和校园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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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图书馆是母校最老的建筑之一,又叫工字楼,位于校园的,从哪个角度往校门进出,都得经过这地方.对这幢建筑,当年每个来这所学校求学的学子,人人印像深刻.我们进校时正值1 978年的秋天,记得图书馆凹入的部分种满了夹竹桃,那时候粉红的花正开得旺盛,有一种淡淡的带颜色的馨香.
那几年的学生刚刚经历了,是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学生,算得上空前绝后.一是年龄悬殊.我所在的中文系七八级,最小的十五,最大的已经三十好几,是足可以父子相称的.再是成份复杂.我们一百人的班,应届毕业生只有四个,其余皆来自工农兵学商,当然也有机关干部和待业青年.很多同学和我一样,是下放知青.我们也来自农村,归属于“农”没有错.不过,尽管差异甚大,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好学,拼命读书,如饥似渴.人人都知道四年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哪肯耽误了一分一秒.
因此,学校最走俏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一到晚上或周日,阅览室总是被填得满满的,阅览室共有六大间,按文理科划分.那时候,半年间就有七七,七八两届学生入校.阅览室的位,当然就僧多粥少.
那时候,想要有个座,很难.要赶早去占位,常常是晚饭吃过了不回寝室,刷了碗就往阅览室赶,有些人一边走还一边用勺敲打那只碗.碗是搪瓷的,那时候日用器具中很多是搪瓷,比如搪瓷脸盆搪瓷杯搪瓷盘子搪瓷碗……,现在没了.
晚饭后,黑压压的人守候在阅览室门口等着管理员前来开门,成了那时候阅览室黄昏的独特一景.外语系的学生手里拿着只小收音机,塞着耳机听得如醉如痴；数理化专业的同学老给人一副苦思冥想的模样,看上去神秘兮兮的；中文系的手里拈着一本两本的名著谈笑风生招惹着异性的注意.只有艺术系体育系的不大往阅览室去,他们有自己的琴房画室练功房.他们远远的站着,不跟你们这掺和.眼神里有着某种优越感,要不是那时艺术系体育系都只是大专,那更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不容易等到管理员到来,开了门人就像放了闸的水,有点铺天盖地的感觉.阅览室的木地板有些年代了,人流涌入时能听到吱呀吱呀的声音很响.让人担心那些已有许多年历史的地板会突然塌陷.尽管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有个位.
座位不好占,一些人就挖空心思想办法.那时候,我也属于爱弄点歪歪点子的学生之一.一楼阅览室总有一些破损的玻璃,准备一只破书包,装些无关紧要的废书,从破窗扔到阅览室座位上.当然要扔得准才行,扔到地上前功尽弃.为了能有准头,我还在寝室里练过一阵子,练出一手十拿九稳的本事.只是每到时候,总有点鬼鬼祟祟不很光明正大的感觉,尤其怕被女生撞见,脸上总有点那个,像做贼似的.玻璃很快被校方重新安装,那就得更大一些胆子了,找个合适的时候,往四下里睃望,见没人便操起块板砖砰然一击,然后从那个窗洞里将书包扔进去.要搁现在,校园每个角落都有监控,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了.
为了座位,很多人想出些干奇百怪的点子.历史系有个赣南来的学生,会打藤器.当年那两届大学生,多半有下放当知青的经历,他们在乡下都学了一手两手的技艺.这个历史系的同学那年的假期从老家带回一捆老藤,谁也没想到他会用好些藤柴编织了一张藤椅堂而皇之地放在阅览室里.那张没人抢占的座位很让许多人眼红,当然也叫我非常那个.就有意无意和历史系的那位套近乎,那时候学生间关系纯朴,三两句话几个笑脸就能成为至交.我们就是那样成为朋友的,果然他对我想拥有一张藤椅的要求回答得异常爽快而且迅速付诸行动.在阅览室的一角我的“座位”终于堂而皇之地摆放在那,每天从从容容地去阅览室读书,有一种惬意和得意.我在那张藤椅上读过工字楼里很多的当时还很难读到的一些中外名著.这个叫李联春的同学后来去了深圳大学,说起来这么多年深圳我去得不少,但一直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去年,才偶尔联系上了.三十多年后这位外系的同学依然热情,翻找出一瓶七九年产的茅台招待我.席间,我们说起藤椅的事.他说那不算什么,当初阅览室里七八张藤椅都是出自他之手.
对于我们学校的阅览室,七八级中文系的男生应该印像最深.我们刚刚入学时,部分宿舍还被邻近的工厂占着,在等待他们搬迁的日子里,我们被校方安排住在图书馆一楼的一间阅览室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间学生寝室了,数百平米的空间住下了中文七八级的六十几个男生.那些老式的木架床横陈在这宽展的空间里,乱拉乱扯的晾衣绳和绳上的衣服以及满地的脏鞋和脸盆碗勺什么的,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劫后的难民,营.夜深却人不静,鼾声此起彼伏…….这些情形,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没法体验甚至不可想像了.我家因住在省城,那些日子都是走读,没有住阅览室的体验.据住过的同学跟我说,那些日子刻骨铭心．你想几十个汉子挤在这么个空间里,其热闹情形可想而知了.
我们学校馆藏图书颇丰,据说当时居全省第二.经过了十年浩劫,许多大学的图书散失甚多,但这里的藏书却保存得很好.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不出个根由.我在省城有个小时的朋友,很爱书.当年我们常去铁路中学等图书馆“窃书”,大院里的男孩多撕了书来折纸板,只有这位朋友惜书如命.我们曾互相讲一些“窃书”的刺激经历,有一次他跟我说到过师大的图书馆,他两次光临那地方终究空手而归. “你总觉得书架后面有眼睛,还似乎有人影晃动,其实那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没有,可你就是有那种感觉.有些地方的书是有灵魂的,真的.”好多年后我仍然记得他这句话和他说这话时的神情.
事实上却是另一同事.江西师大的前身是民国时的中正大学,也许是用老蒋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当时有太多的“反动”意味,时期被封条封存以供批判什么的.歪打正着,倒是保护了一批图书.
那时候我对功课不是太认真,我们用的教材多半是用钢板刻写由老式油印机印出来的,看上去感觉很糟糕.这糟糕的感觉让我对教授们精彩的讲课也提不起什么兴趣.因此,我宁愿以更多的时间泡在阅览室里.可以说我的文学修养及后来的创作,很大程度得益于那时的阅读.在那里我读过很多书,差不多是三两天一本的速度进行阅读.当年,要找一本书很困难,没有电脑检索,你得写好了编号交管理员.由人家进书库去给你找,一找就是老半天.问题是你等了很长时间还不一定等得到你想要的书,有些走俏的书早被别人借走了.所以,和管理员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你和他们关系好,他们会特意给你留着,现在想来那时候人家对我的“优惠”和照顾,仍然让我十分的感激.当年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很多是老师的家属,文化水平一般,但人非常热情.不仅外形像街巷那些热心肠的大妈大嫂,说话语调神态也十分酷似.听到你一口一个老师地叫他们,他们很高兴.而且他们对那些爱读书的学生有职业性的偏爱,也可能是出于对空前绝后的这批年龄悬殊的大学生苦读的隋形所感动,他们总能让你觉得很满意.
学校最早的藏书有四十年代初期的,纸张装订都不太好,借这种书阅读要格外小心,不然容易脱页破损什么的.记得我曾经借过一本废名的小说,还书时不知怎么竟缺了最后的几页.这事让人很紧张,当时这种书还在半开禁状态,没有新的版本出来,工字楼里也仅有一到二本.赔钱事小,失去信用事大.还书时我小心翼翼,我说：“借出时没留意,这里缺了几页……真的,我不骗你,借时没注意,看到最后才发现……你看真没劲,重要的没看到.”我的托辞拙劣而蠢笨,很容易就能听出漏洞.但那大嫂模样的管理员接过书后没说什么,她重又到库房里找到一本完整的“孤本”,命令说： “坐在这,你把那几页抄了补上.”我是用原珠笔抄的,字迹也很难看.显然连狗尾续貂都谈不上.我后来想,她一定也相信我没读到后而那几页,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能读完这本书.我记得我尽量抄得工整些,用胶水很小心地贴于书后.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图书馆的书架上,那本书是否还在？
离校二十年后,我冈筹备校庆的事同了母校一趟,看见那座建筑已面目全非,新的图书馆就在它的旁边,很大很现代.旧图书馆那几问阅览室已分割改装成了十二间教室.那些年轻的校友们在其课,很投入很认真.下课时他们把那木板的地面踩出很大的响声,就是那嘈杂让我想起来许多.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教室曾经是阅览室,甚至还曾经做过学生寝室,在那里出过不少的优秀人才,也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三十多年后,我再去那地方,已经被叫做老校区了,那幢工字楼早已不复存在,新楼很气派很大,有人说照个相吧,我没有站在大家中间,我总有一种感觉,工字楼还存在着.它在我们的心中.我很感激那旧有的一切,毕竟它缀满了我们成长的脚印.“红场”
这名字听来与远在莫斯科的那块著名革命圣地同名,但其实没有任何关联,它是我们学校的一块普通操场,不很大（也就两个篮球场大小）.为什么叫红场？可能是最早修建时在水泥里添加了一种赭色颜料的缘故,看上去有些红,所以大家以“红场”名之. 师大迁到这里时,可能就有了这块操场,算来这已经是近五十年的事了.同它一起诞生的相邻的那些建筑：图书馆、第一教学大楼、大礼堂、校办大楼以及离红场不远的那间公厕,现在都已经过现代建筑材料的重新包装,早焕然一新面目全非了.
我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学校停学了,无所事事,很热衷去看热闹的场面,更喜看批斗“牛鬼蛇神”.我家住在下窑湾,穿过叫丁公路的一条大道,很快就能到江西师院.也就是那时候,听同伴说过公园不远的一所大学搞批斗时,让“牛鬼蛇神”跪在操坪上晒太阳,那场面很“新鲜”很“别致”,而且还当场晒死了一位教书老头,惊诧之余有些新奇.他们说的大学,就是我后来就读的江西师院.我和几个小伙伴赶去时,那情形已经了无痕迹.只站在红场上咦呀叽喳了一通.
1978年,我从知青点考入江西师范学院,入校以后,才惊讶地发现,我曾经站立过的批斗现场的那个操坪,就是我们教学大楼跟前的这块红场.进校不久,我们就听说了这个故事,而且叙述者恰恰是目睹惨剧发生全过程的亲历者,有关的细节和氛围都描述得十分细致和到位.那时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觉得那些悲惨的情形就发生在昨天.每从红场过,心老被什么揪着.
记住的还有惨剧发生的那个日子,8月18日,这个日子现在被世人看作最最难得的“黄道吉日”.在我居住的特区这座省城里,有一阵子每年一到这一天,街上陡然增添了许多车许多人.花店里鲜花告罄.街道上鲜艳的横幅和充气的彩球张扬于城市的上空.报纸也一定广告爆满,要增加许多的版面.但某一年的某个地方,这一天对于一个家庭、一所大学来说,却是最最黑暗最最悲哀的一天.
那位跪在红场上被如火骄阳晒死的教授姓熊.他儿子熊述隆先生后来也是江西师大中文系的一位教师,教我们写作课.他的散文写得极好,有点朱自清的神韵,在当年已经很有些名气了.记得他有篇写蛙呜的散文曾经入选过中学语文课本.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经三十好几,但看上去很年轻,给人只二十好几的印像.当时我们中文七八级学生的平均年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不仅空前,恐怕也要绝后.所以班上的同学比熊老师大的有许多,但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可见他上课是颇有魅力的.熊老师说话声音不高,和他的表情一样平静.讲到激动处他话语中有许多的停顿,有点结巴那样.但他的课讲得妙趣横生很有条理,很多人不在意他那点小小的毛病.给我们上写作课的还有一位赖老师,当时也写小说,上课声音很大,普通话里夹杂着很浓的萍乡口音,举例时喜欢用自己作品里的东西.他讲给作品里的人物取名,用的是“甄某某” “贾某某”,其实都是《红楼梦》里的东西.熊老师讲散文,则很少涉及自己的作品.那时候我常想,他真不该在这所大学里工作,每天上课下课出出进进都要从红场走过,太难为他了,总难免勾起内心深处的伤痛.就在我离开江西来了海南不久,听说熊老师真的调离了,不知道是不是缘于此因.
我很喜欢听老教授们上课.我们入学时刚刚结束,才开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和开放酌转变过程之中,老教授们讲课极小心,但他们很投入很认真,那种敬业精神很让人感动,治学为人的精神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许多人,至今对他们上课的细枝末节都记得十分清楚.给我们开逻辑课的是胡正谒教授,据说他二十八岁时已是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上课不用讲稿,带来的讲义完全是摆设.有一天他给我们讲因果关系,突然说：“因为昨天吃了坏东西又受了些寒气,所以我必须离开教室十分钟,大家自习.”前因后果,一应具全.弄得我们忍不住想笑,却又不敢张扬地笑.另一位胡守仁教授,是老教授中年纪最长者.他说话慢条斯理,很有学究气派.看上去身体不是太好,当年上课有时坐着.老先生长寿,据说活到百岁才仙逝.他的一个儿子是我们同班同学叫胡敦伦.我叫他的名字时常在脑子里蹦出伦敦.其实敦有遵循的意思,而伦当然是*道德,可见老先生对传统的崇尚及用心良苦.
给我们开课的教授多半都有独特个性,像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朱安群教授给我们上唐代文学,口若悬河,不仅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总是将头微仰了,两眼盯盯地看天花板的某个地方,能看上整整一节课.还有一位叫杨高鹏的教授,身体捧得让人瞠目,大冬天常常只穿一件衬衣来上课.他上课喜欢拖堂,有一回铃晌过二十几分钟他还没打住.有些早餐马虎的学生最怕听他的课,一拖堂就要忍饥挨饿了,饥肠辘辘.
老教授们上课时我也常常走神,那是因为我就坐在临窗的位置,一抬头就看见窗外的那块红场,看见红场我就想起很多,我想要是那位教授不是惨死在那个地方,现在一定也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他上课会是怎么个情形呢？非常奇怪的是,这种联想那些日子随时产生,无法抑止.
我现在写红场,脑中总也在纠缠着那位教授的影子和那桩往事,我不知道现在就读于这所大学的年轻校友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我怀疑他们是否知道红场上发生过的事,即使听人说过,也可能只是当作一个离奇的“事故”听听而已,难得有更多深入的思考和联想.现在喜庆的日子多了起来,节假日也比任何时候都多.不仅有国家法定的节日,而且年轻人中还时兴着洋人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复活节什么的,甚至每个地方出于为经济搭台唱戏的缘故都张罗出一个节日来,诸如风筝节荔枝节啤酒节之类,还有各式各样的厂庆校庆.喜庆能冲淡许多东西增添许多的欢乐,这是年轻的人们生逢其时的幸福.相形之下我写“红场”写这么一桩悲凄往事有点不合时宜.只是有时这么想：愚昧而至疯狂,无知而至盲动,是人类悲剧的根源.要想避免悲剧,就要了解历史,不能只是嘴上的一句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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