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与其对中国村庄整治,本文是关于运动自考毕业论文范文跟韩国新村运动和启示和村庄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崔亚凝 刘文泽 张远索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100191）
摘 要：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从分析韩国“新村运动”发展模式入手,分析其发起原因、发展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成功经验.在分析归纳中国村庄整治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探讨韩国“新村运动”可供借鉴的经验.研究表明,韩国在农村建设方面,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支持农村建设,以思想启蒙为核心,加强农民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其积极性使其自主建设管理家乡,并配合相关农协组织和民间自发组织,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强国民素质教育、改善农村基础环境三者相结合等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村庄整治；经验与启示
DOI：10.13856/j.cn111097/s.2016.09.008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编号：IDHT201304079）的资助.
作者简介：崔亚凝（1993—）,女,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规划与管理、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刘文泽（1992—）,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规划与管理、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
通讯作者：张远索（1977—）,男,山东济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土地制度政策、土地规划管理.
1引言
村庄整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致力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以改善农村的落后面貌.2013年12月17日,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并印发了《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办法》的通知,编制要求中提出,村庄整治要以改善村庄的人居环境为主要目的,将保障村民基本生活条件、治理村庄环境、提升村庄风貌作为主要任务.其中提到要尊重村庄现有格局、注重深入调查、坚持问题导向、保障村民参与[1].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的“新村运动”正是一场由上而下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的农村自助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诸多借鉴,是中国在村庄整治工作过程中值得参考与反思的良好案例.有鉴于此,通过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剖析,不仅能发现其特色与优势,也能洞悉中国在村庄整治过程中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总结中国村庄整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新村运动”为中国带来的借鉴与启示,以期为中国村庄整治实践提供参考.
2韩国“新村运动”概述
2.1发展历程及内容
2.1.1“新村运动”的缘起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时,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等工业,经济腾飞并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失衡,使得韩国农业发展落后,农村经济一直处于低谷状态.由此导致大量的青壮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致使农村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同时,由于城市未能迅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而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当时韩国的工业刚刚起步,政府资金需向工业倾倒,不足以支持农村建设.故韩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国民生活水平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韩国农民受宿命论的严重影响缺乏开创精神与社会活力,加之朝鲜战争、通货膨胀、政治动乱以及政治家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韩国政府在1970年发起韩国“新村庄建设运动”,旨在“消灭贫困,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引导和发动当地农民为转变经济二元结构而贡献力量.试验性的“新村庄建设运动”由各村自主制订计划,政府提供部分支持,由于其成果显著,在1971年时被政府正式推行,且从政府指派相关人员辅导当地农民开展工作,并称之为“新村运动”[24].
2.1.2发展过程
通过查阅文献,大部分学者将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3个时期,也有部分学者将第一时期细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1970—1980年,由农村之间发展到全国性运动,由主导,此时的工作重点在于农村建设.该时期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致力于公共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并通过综合评比考量将全国所有的村庄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村民的参与程度由低到高排列.第二阶段重点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并从农村发展逐渐扩大到城市,带动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强教育、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并且有相应的贷款及其他优惠政策.第三阶段主要发展以农村工业及农村保险业等,并大力提高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个时期是1981—1988年,由于韩国总统的去世,韩国“新村运动”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民众自发和全国推广转型.在1980年的12月1日,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新村运动本部”成立,并制定了《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缩短城乡收入差距,并且继续改造农渔村的居住环境,改造了大批的危旧房等住宅环境.这一时期韩国曾举办了亚运会与奥运会两次重大国际赛事,也为“新村运动”在城市中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动力,不仅整顿了社会秩序也美化了城市环境.工厂开展的“新村运动”也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员工福利从而反哺农业,支持农村建设.
第三个时期是1989年至今,是“新村运动”的减退期.这一时期由于韩国第六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第五共和国腐败问题的暴露,使得新村运动本部精简为新村运动协议会,成为完全的民间主导运动,进入到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政府主要负责纠正不良社会现象、强化道德法律教育等.但由于是民间主导型运动,不能得到持久且有效的宣传,加之与国内外的变化发展相比较为滞后,90年代的“新村运动”逐渐消退.1998年时新村运动协议会提出了开展第二次“新村运动”,以建设和谐社会,改革生活为工作重点[2,4].
2.1.3“新村运动”主要内容
“新村运动”涉及多方面,包括改善农民精神面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中主要包括：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投资和乡村集资的支持下,农村几乎实现全部通路,家家户户有了电灯,上下水及供水设施也基本完备,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新村的硬件设施基本改造完成.
（2）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在全国推广水稻种植,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且通过种植经济作物以调整农业结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并解决劳动力就业等促进经济发展,还包括将城市工厂迁移至农村以增加就业机会、推行农村副业企业等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促进农民增收.
（3）鼓励农民到农协机构进行储蓄.对农民进行资助补贴,且实行政策性贷款以增加农民对农业的投入.
（4）创办村民会馆.在各地兴办村民会馆以供村民进行“新村运动”的相关讨论、培训和交流等.农协组织、民间自发的社团组织等将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使得项目实施的效率更加高速,也减少了农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阻碍.
（5）制定相应配套保障政策,推动“新村运动”的开展与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政府成立新村运动协议会,各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协议会,便由此形成了各级政府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各级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规范,在韩国政府制定的管理制度内,有序而明确地开展各项工作,且政府加强宣传,利用舆论增加“新村运动”的关注度.
（6）重视国民精神教育.教育是运动的核心,“新村运动”的指导员,以及社会各界负责人和村庄的领导人一同参与培训,不仅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也使得负责“新村运动”的各领导达成共识,推动了“新村运动”发展.“新村运动”将提高人的思想认识与改善物质条件相结合,通过改善韩国农民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农民自主建设管理乡村的能力[3,56].
2.2成功经验
（1）政府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持以及正确的纲领性决策引导推动是“新村运动”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通过对农民居住环境以及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农民切身体会到生活发生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村庄的劳动力资源.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单纯只依靠农民自行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应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且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是一大重要措施.
（2）韩国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后反哺农业,将城市一系列的生产理念、生活方式等推向农村.农村的交通条件、电气化、金融业和农产品的流通以及农民的居住环境、饮水条件、收入等方面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此外也促进了城市面貌的改善,同时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3）韩国农民缺乏创造力与积极性,韩国政府以思想启蒙为运动先导,设立“新村培训院”等培训机构,加强国民精神教育,鼓励他们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开拓新生活.并将其与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相结合,鼓励农民自主建设与管理家乡,调动其积极性.不仅如此,“新村运动”也使得城市市民和工业、企业的工人受到了精神上的启蒙.“新村运动”在人们心里建立起一种社会秩序,自觉的约束,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社会道德和规范,为韩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打下了良好基础.
（4）韩国政府大力推动和支持“新村运动”的发展,但并不是大包大揽.政府制定需改造的项目,由村民来制定先实施哪些急需项目,自行制定项目实施进度.项目获得县级政府批准后,再由政府下发相应配套设施,并实行奖勤罚懒的激励政策.根据所划分的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进行分类指导和不同等级的扶持,并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分级分层地进行监督检查,不仅能照顾到细微之处,也能明确每一层及其工作任务[5,7].
3现阶段中国村庄整治存在的问题
（1）大型迁建.“拆了重建”对于村庄整治来说是最简单高效的一种方式,但却也是破坏最为严重的一种方式,之所以说破坏严重是没有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而肆意破坏了当地村庄的原有风貌.一些村庄或是古村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这又是我们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一味地迁建只会为其带来毁灭而非传承,加之即使再“修旧如旧”的重建的文化遗产也只是些“假古董”罢了.另外,随意迁建对于生态平衡的破坏也是不容小觑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严重损毁其可逆是十分缓慢甚至无法做到的,因一时方便之需而牺牲千百年才可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得不偿失的.对于需要合理规划进行合并迁建活动的村庄应该满足以下几点：村庄内没有值得保护的文物古迹,或没有固定居住点,或是不再以务农为生的已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居民所在的村庄.例如,村民房屋前的庭院,或是自然形态形成的村落,抑或是旧房古建等,我们都应采取保护、传承的思想而不能随意地进行大拆大建.想象将庭院拆除,将村庄规划成整齐的统一的具有现代化风格的村庄,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原本的韵味,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复制品”,原有的历史风貌以及其中蕴含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也就随之消逝.
（2）政府部门独揽大权.地方整治部门等为了政绩或是迎合现代化的形象,而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以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根本,独揽大权却无法做到深入人心的效果,既歪曲了村庄本来的样貌又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可,最终卵覆鸟飞.村庄整治不仅包括村庄的环境风貌整治,也包括人文精神上的整治,所以当地整治部门更应该“放开双手”,让农民自主、自立、自愿地进行组织改造,政府部门积极进行深入调查并对农民的意愿给予充分的重视.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放开双手,从农民的角度出发进行村庄整治,才能使村庄更好更快地成长与发展.
(3)行政失效.很多时候村庄的修整为了趋附上级领导下达的命令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重视上级和个人政绩而漠视村民的利益,办事效率低下,不严格执行规划而追求面子工程和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千篇一律”“克隆”村庄等缺乏乡村特色风貌的现象.让村民自治、自主决策,将村庄整治成有地方特色、有乡村特色、有独特人文气息的村庄才是能够深入人心,吸引大众的成功方案.
（4）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对于村庄建设的财政投入欠缺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更加明显.乡村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来源,想要对村庄有所改善必然需要外界的财政援助,政府投入不足,而超标宅基地又可收获一份不菲收入,从而造成土地浪费,滋生腐败等不良现象.且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不足容易造成项目建设不配套且质量标准低,与城市居民配套设施差距明显.
（5）利益驱使而不作为.村庄整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也许需要10~20年之久,而干部任职的期限又较短,很多干部认为在职期间无法体现个人业绩而选择拒绝承担村庄整治的工作或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这样的做法无论对于村庄的整治工作还是乡村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6）村民参与度低.大多数村民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村庄的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导致村民集体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的积极性低下.加之村民集体组织的缺失,使得村民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的反映[812].
4韩国“新村运动”带给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1）韩国政府面对落后的农村状况,并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在“新村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内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建设上.政府致力于增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并对按村民参与程度不同划分的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给予不同等级的支持[2].政府为农村建设投入专项资金,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住房建设和村镇面貌.且努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加强教育、医疗、市场机制、生产条件的改善等细微之处[13].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并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从而带动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除此之外,韩国政府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并因地制宜地开发区域特色产品,从而产生了很多专业户和专业村,如此保留下来的村庄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也是有着特殊价值的村庄[3].对于村庄的整治,应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入手,并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等硬件设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农村资源,注重保护传统民居等文化遗产.可见,要改善农村风貌,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十分重要.首先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住房条件和村镇面貌,政府可以投入专项资金以完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美化乡村环境.可以优先选择部分积极性较高的村庄作为示范村以带动其他村庄发展,相应的激励机制也可以起到调动积极性与监督的作用.
(2)在“新村运动”的第二个时期,韩国政府创立了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新村运动本部,并制定了《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这样的做法不仅调动了农民自觉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能够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而避免官僚主义所带来的缺陷.“新村运动”本属于组织发动的运动,故其所有组织都属于组织,为避免“新村运动”出现千篇一律的趋势而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自觉、自发地进行自我管理.再者也能够避免单方面追求政绩与成果而流于形式,无法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现象[4].此外,创办的村民会馆,将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及时转达农民的实际需要[14].“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注重教育和培训,不仅对农民进行培训教育,而且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共同推动了“新村运动”的发展.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大力推动和支持“新村运动”的发展,但并不是大包大揽.韩国政府以思想启蒙为运动先导,注重农民的自主选择,鼓励农民自立自强而非懒汉的宿命论思想,改善过去的扶贫支农政策,以奖勤罚懒政策代替,从而调动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13].“新村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地方自治运动,是一次政府直接参与和推动的全社会运动,政府起主导作用而不是全盘皆管,留有余地与自由给农民进行自我管理与发展建设[3].放开双手,让农民自主地进行组织改造,政府起引导监督作用,开发区域特色产品,保护当地文化遗产,才可有效地避免政府独揽大权、千篇一律的现象.中国在进行村庄整治时也应重视教育并注重移风易俗,倡导新风尚.应鼓励农民自立自强,以奖勤罚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扶贫支农机制,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创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等整体素质入手,整治民风,将素质教育放在首位,激发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并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3）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3],从而容易加大城乡差距.政府应该给予农村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引导农村逐步地积极发展.韩国在“新村运动”中首先由政府通过提高粮价、鼓励生产商品农业等提高农民收入,并实现农业现代化；其次对农民进行资助补贴,且实行政策性贷款以增加农民对农业的投入；第三,对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以及鼓励种植高产作物,对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结构资源等进行调整,引进高科技技术等；第四,将城市工厂迁移至农村以增加就业机会、推行农村副业企业等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促进农民增收.表现出了韩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协助农村加快农业的开放步伐[7].“新村运动”为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使得农民可以逐渐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15].中国政府应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前提下深度开发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并发展多种经营及特色产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制定相关计划和政策,刺激农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工业发展且财政情况得到好转后有必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财政向农村倾斜,政府可以控制资源来平衡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考虑农民的思想发展水平进行政策引导和思想发动[16].
（4）韩国部分农民素有“宿命论”的思想.韩国政府通过综合评比和考量将全国所有的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存和自立村,村民参与程度由低到高排列,而政府的援助物资主要分配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并实行奖勤罚懒政策.并在“新村运动”中,先建立一些示范村进行鼓励,再进行引导和推广,让农民自愿地参加到开发农村的集体活动中来[3].示范村的成功经验应该在村庄之间互相分享,这些成功经验将会鼓励村民摆脱消极厌世的想法,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从而提高自我效能[17].韩国政府设立的新村培训院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多个合作组织,都是在重视国民精神教育、改变农民精神状态、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前提下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他们摆脱“宿命论”的封建思想,从而发挥自主建设、自我管理家乡的能力.中国政府应实施相关政策去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
（5）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与中国背景也有差别之处.当时韩国农民生活困乏,农村基础条件落后,劳动与土地成本要素极低,但韩国农民享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选举权,政治地位较高.正值韩国总统选举之时,朴正熙总统为增加选票数量,发动了韩国的“新村运动”,并将大量资金投入农村建设.甚至当时有评论说“新村运动”只是朴正熙总统为延长其专制统治而发起的一项由政府主导的改造农民生活理念、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的群众活动.对于中国来说,政治运动确实可以有效缩短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时间,但因其具有明显阶段性,所以中国应找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模式并进行及时调整；应避免政府主导产生的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并适当地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和政治地位.虽然韩国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但离乡赴城的状况仍然严重,但正因如此,才为农村的机械化以及资金来源带来更多机遇.中国也不应一味地排斥外地进城务工的农民[18].
5结语
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的“新村运动”,虽然运动背景与中国农村发展状况不尽相同,但其对于村庄整治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值得中国借鉴的.自上而下发起运动,政府在行政、法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给予支持与引导,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并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强烈的发展意愿是使得两者和谐对接的重要因素之一[18].政府制定一个有着国际视野且能够有效长期发展的计划并推动实施,引导当地村民自愿参与到当地村庄的建设,才是村庄能够长期发展的有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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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总之,本文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和启示和村庄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运动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运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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