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重修观音寺记订讹青玉牌,本文是重修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观音寺和青玉和御制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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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黎生
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为酷爱玉的一位君主,他爱玉,藏玉,研究玉器,还参与玉器制作的部分环节.他的诗文中有玉,日常生活中有玉,赏赐臣下馈赠外国国王的还是玉.他对玉的痴迷,促使“乾隆玉”成为18世纪中国玉的代名词,以至于到现在,只要是留存下来真正的乾隆御制玉器,都是我国古代精工精美玉器的代表.乾隆玉的特点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在玉器上铭刻,包括刻款刻识,题诗作文,使玉器不仅质地美,还赋予了玉浓厚的文化气息.为此,乾隆帝还专门组建一支技艺超群的宫廷玉匠及相关的宫廷画家、刻字匠.
武汉博物馆藏玉器文物中,有件清乾隆时期的青玉牌,共10枚,每枚长6.5、宽4.5厘米,均用檀木镶边,玉牌正反面刻有漆金楷书文字,计约520言.玉牌小巧精致,边框朴拙古雅,文字镌刻优美,实所罕见.
玉牌所刻系乾隆《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一文.现据《四库全书》所收《程敏政重建观音寺记》和《日下旧闻》等资料,将此文校注整理如下：
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
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载玉河乡之观音寺所供奉观音大士像谓自杭州天竺寺移来,而引程敏政记以实之.然《咸淳临安志》又谓僧道元逢金难时,秘大士于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归之.是疑案也,不可以不辨.夫大士为佛,妙观察智,竖三际横十方,无时无处不在,系乎像也.故佛之以色见、声求,皆属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见,报身则可见.像者,报身之偶托者耳.既云偶托,则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则吾以为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乡者非也.何也？天竺尝四至矣,大士相好苑存于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于御园之法慧寺及玉泉山之清凉禅窟.兹观程敏政之记,乃若实有其事,亦不无生疑,遂命奉宸诣玉河乡舁大士像至.观之,则长短丰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庄严,非所谓古木本色者也.于是憬然悟程敏政之传讹,并翻然悟道元之傅会,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离,无来无去.谓燕京之大士与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况云二？是则两处之记本出于僧人执像炫俗之见,而不明理好奇之文人遂亦信耳食而恣影谈,即以彼时事迹论之.乌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其货财耳.且金与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则不然,何必迁大士至北京乎？盖兵燹之余,寺或因乱致毁,僧或随而至北,在北者欲神其说,而剏寺在南者欲复其跡而耀人,以致两地各有一大士,而岂知大士无来无去,是一不可,何况云二哉！虽然,余兹笔之篇而订其讹者,得母仍执一二是非彼此之见,而违大士如如无我之本愿乎哉！
《重建观音寺记》,是明代学者程敏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为当时京郊玉河乡池水村观音寺而写的文章,收录于他的《篁墩文集》之中.《记》中程敏政根据观音寺出土文献,认为观音寺中观音大士像是宋金战争中,金将兀术在攻陷临安时,从杭州上天竺寺运来的.当时随金军北还的有杭州天竺寺智完等一批僧人,他们奉此大士像在京郊创寺,名为观音寺,寺内观音大士像也就是临安城天竺寺内的观音像.此像距程敏政已经有300 多年的历史.明成化年间,金代以来的玉河乡观音寺几近倾废,寺僧德显和尚继承其师恩祥之志,重修观音寺,“易倾圯为坚致,更荒秽为精洁”,观音寺焕然新生,“可与名山福地勋戚贵近创建者相长雄”,修葺一新的观音寺蔚乎灿然.德显和尚与程敏政友善,遂向他求文以示纪念,程敏政有感于斯,就写了《重建观音寺记》一文.
《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一文,是乾隆皇帝为纠正明代程敏政关于观音大士像历史渊源问题而亲自撰写的文章,收录于《皇朝通志》.《订讹》创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根据此文,乾隆皇帝为驳程敏政之说,派人前往北京郊的玉河乡,把程氏认为的宋代观音大士像抬到他面前亲自辨认了一番,发现此大士像在质地上没有“古木本色”,“长短丰瘠”均不同于他在杭州天竺寺所见的观音大士像,认为宋代的观音大士像在宋金战争中已经消亡,后世所见到的大士像不过是一些僧人“欲神其说”而重新用木雕刻的罢了,遂亲作《订讹》一文.文成后,乾隆皇帝颇为自负,命人将自己的这篇校勘之文刻石成记,立于杭州法喜寺内.
无独有偶,《石渠宝笈》收录有清代画家关槐《高宗纯皇帝〈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订讹〉并绘大士像轴》这一作品,关槐在绘制此作品时,前往观音寺参观了一番,把大士像“谨絜量形质,绘图以进”,作品创作完毕后,还不忘以皇帝的御制《订讹》作跋文,以示尊显.可知,乾隆皇帝的这篇《订讹》虽说是他个人一家之言,于严格意义上的考据之文来说也算不上严谨,但文成后还是得到臣子们的膜拜的,武汉博物馆藏这十枚《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青玉牌便是这个事件的见证.
众所周知,把御制诗与御制玉器相糅合是乾隆御制玉器的重要特点之一,而把长篇御制考据文章专门刻录于玉器之上则是很少见.而据杨伯达所说,故宫曾发现一件白玉双婴耳杯和一件青玉双螭耳圆杯及托,两件玉器上都刻有乾隆皇帝辨析古玉的《御制玉杯记》一文.同乾隆皇帝的御制玉器上常见御制诗不同,诸如《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御制玉杯记》一类辨析考据之文不仅说明乾隆皇帝做到了玉、诗、文的结合,也记录了乾隆皇帝的一些考据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乾隆帝御制玉器上的诗与文,应作为重要的清代历史文献,无论是对研究乾隆本人生平事迹、乾隆时期的史学,还是对研究乾隆朝的一般历史,都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新的视角,开辟新的领域,从而进一步完善史料学运用方法、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历史学理论.
（责任编辑：田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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