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争论,该文是关于中苏关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和中苏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中苏关论文参考文献：
关于长波电台,就是苏联想要在我国建一个能够指挥太平洋地区核潜艇的电台.中国有这方面的需要,曾于1955 年前后建起了3 个小型超长波电台；当然,苏联更有需要.1958 年1 月6 日,苏联专家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建议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座长波电台和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别称海参崴）的长波电台由中苏共同使用.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 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信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中国方面对这个建议没有同意,但苏联方面并没有放弃这一打算.
关于建立这个长波电台的争论,开始是萧劲光与苏联的那个海军指挥员他们之间的争论,谁出钱？怎么建设？怎么管理？双方意见不能统一.这个争论开始还没有到、到政治局这个层面.萧劲光的意见就是我们出钱,技术和设备苏联出,所有权属于我们.苏联方面的意思是他们出钱出设备都可以,然后共同使用,共同拥有.大家争来争去,萧劲光就讲到,我们共同使用没问题,何况我们还没有核潜艇,你们有核潜艇,但是这个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中国,因为它建在中国领土上.苏联方面因中方提出所有权属于中国,就又在谁出多少钱的问题上提出他们的意见.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还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中苏两家共同建设、共同使用,最后的所有权是中国的.至于谁出钱多少,占多少份额,不是主要问题.
4 月18 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来函说：为了补充苏联现在已有的与潜艇通信联络的保证系统,以及补充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设的用来保证与在远海地区活动潜艇的通信联络,迫切希望由中苏在华南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信中建议苏方出资七成,中方出资三成,建成后共同使用.
7 月11 日,苏联军事顾问将协定的内容交给了中方.中方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来信和苏方提出的协定文本草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对这样的电台也是需要的.因此,中国方面同意建设这座电台.但是,中方也认为苏联建议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例如,马利诺夫斯基原来的建议是中方出资三成（主要是土木建筑）,苏方出资七成（主要为技术设备和材料,后来的协定草案又提出各出资50%）,产权虽没有明说,但显然是共同所有,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电台建成后,主要（70%）由苏联管理、使用；此外,协定草案毫不含糊地规定,超长波电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 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草案还规定两国国防部要制定“协同的专门计划”等等.这些都是中方不能接受的.后来马利诺夫斯基又来电报,他说,费用大概需要一亿美元,苏联承担一半,但他避开归谁所有的问题.
中国方面坚持,电台应由中国负责建设,产权属于中国； 装备器材凡是中国不能生产的,可请苏联帮助提供,通过由中国向苏联提出订货来解决,不必由苏联政府“无偿拨给”；技术方面可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而不能成立“联合委员会”；共同使用的办法,可在电台建成后再举行协商,而不事先规定使用时间和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然而,这没有引起苏联方面足够的注意.
如果按照中方的主张,电台的性质就变了,不是苏联建议的“中苏共同建设,共同使用”,而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产权属后者,双方协商使用.
经过慎重研究并报批准,7 月12 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同意建台,但建议全部费用都由中国承担,建成后共同使用.7 月31 日,彭德怀又向苏方提出中方草拟的协定草案.
主席在彭德怀的上呈文件上批示：可以照所拟*.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个时候再说.或者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联合舰队问题.
在中国海军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向萧劲光建议,中国可向苏联政府提出购买新型苏联舰艇的要求.中国政府为了加强海军力量,巩固海防,由周恩来总理于1958 年6 月28 日致函赫鲁晓夫,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海军新型装备的技术资料.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国工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国防建设和海军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使我国海军今后能够逐步地获得现代技术的装备起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我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援助.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供给我们建造新型的战斗舰艇和可以携带火箭、导弹武器的舰艇的设计图纸,以及制造这些舰艇有关的机械、部件、材料、无线电技术器材和新式武器等设计图纸和计算资料……
赫鲁晓夫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召开了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题.这件事情引起了我党的重视,很想知道苏联究竟有什么打算.正在这时,苏联大使尤金于1958 年7 月21 日晚上要求紧急会见,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汇报.同意马上见他.
当时我已下班回家,突然警卫局所属交通科的汽车来接我.司机说,杨尚昆主任叫我马上回中南海,有任务.等我赶到中南海时,正同尤金大使谈话,周总理的秘书马列在翻译.马列见我赶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刚刚开始谈.于是,我就坐在旁边,担任翻译.这时中办翻译组的赵仲元也赶到,担任记录.我看到在场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陈毅、杨尚昆等领导人.
我还没到时他们没有正式谈,随便聊的.我接上后,尤金就开始进入正题.
尤金大使说,他最近回苏联休假,返回北京前,赫鲁晓夫同志接见了他,委托他向同志问候,并转告苏共主席团的几点意见.
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我这次是受赫鲁晓夫的委托来的,商谈建设这个共同舰队的问题……”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我们有黑海,但在战争中是会被敌人封锁的.波罗的海就更不用提了.在北面由摩尔曼斯克可通行北冰洋,但是那里并不宽阔,不能广泛活动.东面的海面上又临接南朝鲜和日本,不能算安全.苏联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接着,他讲了许多,说什么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可以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舰队.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我把尤金的这段话翻译出来后,开头的一些话,还是笑眯眯听着,一听到“建立共同的舰队”,马上脸色就变了,非常严肃,诧异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接着问道：“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
对尤金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
这个话一说,尤金大使也很紧张.
“你们还是斯大林那一套啊,中国人毛手毛脚的,搞不了现代化, 都得听你们的, 你到底讲的什么嘛,是搞合作社还是搞什么？”
这时尤金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请他把苏共主席团的意见转告给,希望派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必要的助手去莫斯科,把苏联海军有的一切东西都看看,然后再具体商量.他没有直接回答提出的问题,而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他问尤金,照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这就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是否只搞“合作社”,你们才干？
尤金说,没有决定,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
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我们原来设想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
尤金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
说,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这个问题暂时不定,因为你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办“合作社”？是不是你们强迫我们搞共同舰队,是不是苏联指挥这个舰队？
尤金一时就答不上来了,支支吾吾的,反正讲不清楚,很紧张的样子.
最后说,今天这个问题不做决定,我们今天不谈,明天我们接着谈,你回去问问清楚,怎么回事？
这时,尤金已经是满脸大汗,赶快回使馆去了.
尤金一行走后,对我说：明天还要同尤金谈,你去找叶子龙,搞一个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以防他抵赖！
我当即把的指示转告了叶子龙.叶子龙找总参三部,向他们要了个录音机.然后就商量谁带着？叶子龙对我说,因为你是翻译,你靠近主席,你带着.但又一想,这样恐怕很容易被发现,最后决定让赵仲元带着.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叶子龙叫我和赵仲元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台微型手表式的录音机,交给赵仲元,让他把录音机戴在身上,交代了使用办法.和尤金谈话时启动了这台录音机,然而,可能因为操作不熟练,结果没录上,这次谈话还是靠赵仲元和我当场用笔记录下来的.
7 月2 2 日1 1 时至1 6 时,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前厅,第二次接见尤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加接见的领导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赵仲元做记录.
首先发言：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 从那个时候起, 两国开始合拢了, 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援建项目）.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们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做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同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绝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
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7 月24 日晚20 时至22 时,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尤金大使,并同他进行了谈话.我担任翻译,赵仲元担任记录.中办机要室速记组的同志用录音机录了音.
在谈话中,刘少奇一再询问尤金大使所谓“共同舰队”究竟是什么意思.尤金改口说,“是指共同建设,共同努力”.刘少奇等人驳斥了尤金所谓的“共同建设”,指出这实际上是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
谈话后,刘少奇、周恩来、向做了汇报.
（摘自人民出版社《阎明复回忆录（一）》 作者：阎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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