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论学习运动,本文是初期本科论文怎么写与成立和论学习运动和*相关论文范文.
初期论文参考文献：
许红霞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队伍的参差不齐,党的干部及广大群众理论水平欠缺的状况,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对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运动.党政领导机关、理论界、高等学校、部队、工厂等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展开对“两论”的学习研究,有效地提高了党员干部和民众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为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国内的“两论”学习运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译载和翻译的热潮,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和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两论；学习运动；国际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36-04
收稿日期：2016-06-2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学习著作运动及其历史经验研究”（2013-GH-329）；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问题研究”（教社科〔2015〕852号）
作者简介：许红霞（1970-）,女,河南睢县人,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问题研究.
“两论”是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简称.它们在思想的形成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其在新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统一全党思想,有力地纠正了建党以后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鉴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党内和国内民众思想现状,顺势而为,积极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两论”学习运动,有力地扭转了思想混乱的状况.探究其中经验将会对改革攻坚期党风、民风的改变大有裨益.
一、“两论”学习运动的社会背景
(一)“两论”学习运动的国内环境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充分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因素,仅用三年时间就击溃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这就使得中国很快面临一个全面执政角色转变的严峻考验.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延安和东北解放区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但这些干部面临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的变迁及诸多物质与生活的诱惑,非常容易迷失和茫然.革命时期,他们深入群众,和民众同吃住,共享甘苦,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到了和平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整天坐在办公室内,和群众的关系就会疏远,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因此,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比建国前大大增加了.”[1]102“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1438再者,这些党员干部虽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对全党大多数党员来说,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很多用不上了,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不够用.”[1]102因此,华东局在1947年的“新年献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批判地接受过去老解放区生产运动中的经验,避免弯路,克服干部中好高骛远、急于求功的思想,强调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机械老一套搬运老解放区的经验或急于要求赶上老解放区的思想是有害的,但同时以此为借口放弃对新解放区生产工作的领导更是错误的……一切强迫命令、形式主义追求轰轰烈烈、追求数字的作风……”[3]173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干部能力不足的写照.
当时,广大党员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所说,因为我们党在战争环境中长期缺少对于党员系统的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即关于共产主义和的教育,致使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4]120同时,广大民众历经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但在思想层面仍停留在小农时代裹步不前,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模糊、简单.而作为新中国人才重要构成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尤其是那些在旧体制下培养起来尚未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也一时感到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多数人有自愿进行学习、改造的主观要求”[5]123.
此外,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没有认真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和通俗讲演.党的报纸刊物很少刊载理论文字,不善于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缺少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因而使党的宣传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和低下的水平上.”[6]50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中国和人民政府迫切需要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统一,来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而当时从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思想状况都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亟须运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两论”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两论”学习运动这一全民参与的思想层面的风暴势在必行.
(二)“两论”学习运动的苏联因素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始料未及的,斯大林也不敢小觑中国在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绩.特别是中苏建交后,苏共由对走向的怀疑转向对的支持,认识到及其革命经验对东方各国革命的重要作用.1949年与1950年之交,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就建议尽快把他的著作、文件和报告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7].随后,应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尤金来华帮助整理编辑《选集》.通读的《实践论》后,尤金拍案叫绝,给斯大林发电报建议将《实践论》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于是,苏共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在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译载了的《实践论》全文.随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在12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的著作《实践论》”社论,对于的这篇著作加以介绍,认为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应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实践论》这一论文[8].1951年1月,苏联国立政治读物出版局印的俄文单行本《实践论》问世,该单行本第一次印行50 000册[9].同年2月,苏联学者伏尔科夫又专门撰文解读的著作《实践论》,认为这篇著作是各国及工人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列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10]斯大林和苏联专家对《实践论》的认可和支持,成为当时开展“两论”学习运动的强劲动力.
二、“两论”学习运动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苏联的支持,针对当时全国各界民众的思想现状,开展了一场由高层推动、社会各界充分参与的、轰轰烈烈的“两论”学习运动.
(一)“两论”学习的高层推动
在的支持下,1950年12月29日,的《实践论》全文在《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揭开了“两论”学习运动的序幕.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了《学习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个著作的目的也就在于要使大家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轨道上,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理论提到高度或更高度,以便继续改造世界的事业.这个著作本身的重新发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应该引出中国的一个理论新.”[11]党内理论家李达积极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运用其较高的理论素养对的《实践论》做独到的解读,并在《新建设》第3卷第5期发表《“实践论”——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得到了的大力称赞.
1952年4月1日,的《矛盾论》全文又在《人民日报》第1版公开发表.4月19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先生认真学习并精心阐释了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和理论工作中获得更大的胜利！”[12]艾思奇对《矛盾论》的阐释也得到了的肯定.9月1日,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发表了学习《矛盾论》笔记,论证了其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点.在高层和理论家的共同推动下,“两论”学习运动全面开启.
为了使以“两论”学习为主的理论学习落到实处,使党内外的理论学习和宣传更加系统化、组织化和制度化,1951年2月,发出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贯彻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决定（草案）》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除了领导党员学习以外,必须注意领导青年团员的学习,并使青年团员的学习内容与党员的学习内容能够互相衔接.”[6]50-52同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现在广大人民对于马列主义这个新思想的学习和接受,正在广大范围内展开,这是我们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宣传的空前有利的条件.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就要利用这种条件来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继续努力提高劳动人民的觉悟和理论水平,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成为有最高理论水平的民族之一.”[13]81报告提出的健全宣传机构,加强对宣传的人力、物力支持的主张及其后的相关举措,为“两论”学习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社会各界学习“两论”的热潮
在“两论”学习运动中,党政领导机关率先垂范,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东北局的领导干部自1952年4月18日始对的“两论”展开了为期七个多月的学习,参加学习和经常出席讨论会的除林枫、张秀山、李卓然、凯丰、王鹤寿等干部外,并有东北局各部委的处长以上干部三十余人.这次学习还有效地推动了东北区各省、市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单位,都先后普遍地学习了的哲学著作《矛盾论》.特别是“干部理论教育一向进行得较好的工业部,每日学习一小时,每周讨论一次,长期坚持下来,从未间断过.他们自五月中旬开始学习《矛盾论》,至六月底已讨论了五次,在每次讨论会上,大家发言都很热烈.”[14]东北局党政机关对“两论”学习的重视和努力是全国党政机关学习“两论”运动的真实写照.
作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知识分子对“两论”学习非常热切,其中的学习重地则为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1951年5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三个教研室,为继续深入学习“实践论”,专门举行了“实践论”学习讨论会,重点讨论怎样将学习“实践论”贯彻到实际中去的问题[15].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的20所高等院校的三千多名教师,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16]305.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的领导下,从1953年4月到7月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参加学习的有全市高等学校的教师和部分职员共六千五百余人（中国人民大学除外）[17].1956年11月,福建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实践论”对教学理论的指导意义.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包括福建省各高中等学校和有关部门代表共一千多人[18].全国其他高校大都通过专题学习、开讨论会等形式来开展“两论”学习运动.
相比之下,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民众更多地将对“两论”的学习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如在1960年2月到1963年大庆石油会战中,建设者通过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用辩证唯物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复杂问题,推动石油工业的发展,成为“两论起家”“精神变物质”的典范.农业科学家、专家和农民们则灵活地运用“两论”来指导农业良种研发、农业试验田建设和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如“东北地区在革新铲趟机的过程中,就把群众对各种铲趟机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出一种综合号铲趟机模型,在53个县市,结合群众,进行了227次的反复试验,中间又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了多次的临时修改.”[19]
对上述学习“两论”的热潮,澳共（马列主义者）机关刊予以高度赞扬：“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进行一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辩证法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是英雄——战场上的或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中国同志在日常驾驶汽车、在工厂劳动、在耕地、在医疗和在一切事情中都写出了辩证唯物主义.”[20]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学习“两论”的热烈场面.
(三)国际社会译载和宣传“两论”的盛况
“两论”出版后,世界各国纷纷译载“两论”,掀起了国际社会宣传“两论”的热潮.1951年2月,英国《劳动月刊》2月号登载了《实践论》的译文；4月美国理论月刊《政治问题》4月号也登载了这篇重要论文[21].12月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将所著《实践论》的朝鲜文译本和《论人民》的朝鲜文译本合并印成专集发行,受到朝鲜党政机关干部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本书的第一版1万部,在半个月内销售一空[22].8月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手册》8月号刊载了的《矛盾论》的法文翻译全文[23].直到1964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全国领导委员会所属的古巴政治出版社还先后出版发行《矛盾论》《实践论》各5 0000册[24].1966年、1967年澳共（马列）《先锋报》两度号召人民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以锻炼其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25].1966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越文本再版时,据“真理出版社”的负责人说,越南广大干部和人民非常敬爱,热情地读的书,努力学习思想[26].
总之,从到地方、从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再到一线的工人和农民,广大民众积极地融入“两论”学习运动的热潮中,自觉以“两论”为科学指导,改造各自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形成了学习理论、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风气.
三、“两论”学习运动的影响
（一）“两论”学习运动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
“两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深奥的哲学问题,这一问题即是易于民众接受、运用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论”学习运动的全面开展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在“两论”学习运动中,解放军某部战士程银锁经过“两论”学习,克服了颇为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提高了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著作的自觉性,两年间“已经读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员的修养》等三十多本理论书籍,并写了150 000字的读书笔记”[27].东北局科长以上干部漫谈阅读《矛盾论》后的心得时,有的同志检讨说：过去只从现象上去看问题,工作粗枝大叶,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学习《矛盾论》后,才知道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普遍感觉到,学习《矛盾论》后,对于自己的思想启发和今后工作的改进都有很大帮助[14].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认为经过“两论”学习,“中国科学工作人员的最大收获是他们觉悟了过去脱离实际、散漫自由、为科学而科学的颓废作风得必须改正,认识了科学工作必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结合”[28]116.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经过学习“两论”进一步提高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并为以后长期学习、系统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教师们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缺乏实际经验；也认识到科学研究工作中片面强调抽象的思考作用是不对的.很多人还联系工作和学习,比较深刻地检查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实践,才能有更好的成就.”[17]哈尔滨百货公司进货员吴永琴通过“两论”学习,反思其所做的采购工作,认识到“人的认识必须符合外界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计划”,才能使采购工作真正起到供应市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29].
可见,“两论”学习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思想混乱的现状,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统一,深化了人们对党和国家的认识和认同,为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两论”学习运动的国际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国家的对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翻译、转载等,使“两论”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迅速得到了承认与认可.1953年5月,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积极评价了《矛盾论》的出版：“同志的革命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矛盾论》,对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进一步促进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30]越南民众学习“两论”后说：“的书内容丰富,读起来好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另据越南真理出版社的负责人说：“的这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过去在越南已经印行了六版,《矛盾论》印行了七版,共六万多册,但是仍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所以,真理出版社这次便再印行了一万多册合订本.”[26]因此,及其领导的新中国成为各国学习的标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以无情打击.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论”学习运动引领融合了社会思潮,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使民众对党和政府有了系统、全新的认识,党和政府在国内外的威望、形象日益提高.但这毕竟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不是一场学习运动就能完全改观的.这也是每到关键时期党的领导核心重新强调加强以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的原因所在,其目的就是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各类思想错误加以纠正,引领国家和社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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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资料：上文是适合成立和论学习运动和*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初期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初期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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