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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朱羲胄论文参考文献：
谢 泳
1994年初,钱锺书刊布《石语》.这是钱锺书一篇少作,晚年重印,可判断为他对早年旧稿的认同,如对人对事评价有所改变,则不必多此一举.
《石语》作于1938年2月,时钱锺书尚在巴黎,他记录了1932年除夕和陈衍的谈话,虽是谈话回忆,但“偶有愚见,随文附注”,“附注”中涉及的人事,其实是钱锺书当时的真实评价.其中一处涉及朱羲胄.《石语》中语：“琴南既殁,其门人朱某记乃师谈艺语为一书,印刷甚精,开卷即云：‘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又曰：‘读经有害古文’.皆荒谬绝伦语.余亟嘱其弟子毁书劈板,毋贻琴南声名之玷.其弟子未能从也”（《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钱锺书随后有一“附注”：“朱名羲胄,潜江人.其书名《文微》.石遗书与朱答书均附卷末.‘望文生义’条遵石遗语删去,而于‘经与古文’之辨,则齗齗不相下.畏庐书多陈腐空泛,有一则云：‘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真咄咄怪事.且极诋桐城派.盖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朱氏本舌蹇吃,绝无学问.答石遗书有云：‘张和仲纂《千百年眼》一千卷,可笑’.”感觉钱锺书对朱羲胄评价似有怨气在其中.
朱羲胄（1890—1961）名心佛,号悟园,羲胄是其字.著有《悟园诗存》（1923年京华印书局印行）、《文微》（1925年刊刻,线装一册）、《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内含《贞文先生年谱》、《春觉斋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
朱羲胄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与湖北辛亥元老张难先、董必武、李书城等均有交往.1915年,朱羲胄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时林纾、黄侃恰在北大,朱羲胄成为二位门生,尤服林琴南.朱羲胄北大毕业后曾任教于中国大学等校,1934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任教暨南大学和大厦大学.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朱羲胄回武昌艺专任教.武汉沦陷后,武昌艺专迁四川江津,朱羲胄举家随迁,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不久应四川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后又转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50年,朱羲胄兼任四川大学教育工会秘书长及工会副主席.朱羲胄从1939年至1955年在四川大学工作十六年,1955年,应武汉师范学院之聘,由川返鄂,回师院中文系任教授.
1958年,湖北天门县有人检举朱羲胄早年参加过清乡,负有血债,后以所谓“反革命案”逮捕,因查无实据,当年免于起诉,但因此失去公职,生活极为潦倒.1961年11月,朱羲胄因病去世,1981年1月,始获平反.
朱羲胄长钱锺书二十岁,是他师长一辈的人.目前我们还没见到他们有直接交往的史料,但钱锺书何以对这位师长辈的人如此不客气,很耐人寻味.钱锺书说朱羲胄“本舌蹇吃”,可谓相当不敬,这个短处钱锺书如何知道？朱羲胄早年在顺天高等学堂读书时,曾和张申府同学,而张申府恰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最欣赏他的老师,可以猜想,他们平时交谈时曾谈及朱羲胄,据说张申府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还是受朱羲胄影响.钱锺书1929年到清华读书,当时《文微》已刊行多年,钱锺书对此书相当熟悉.
《文微》是朱羲胄早年听林纾讲课的笔记,他按通则、明体、籀诵、造作、衡鉴、周秦文评、汉魏文评、唐宋元明清文评、杂评、论诗词共十大类整理成文.1925年《文微》印行,封面马衡题字,王葆心作序,黄侃题词,由湖北名刻手陶子麟镌版.
钱锺书对朱羲胄的评价是“绝无学问”,更指朱羲胄谓明代张和仲《千百年眼》有一千卷是“可笑”的,应当说是相当苛刻的批评,批评指对的事实无误,但在情感上少点同情.上世纪二十年代,张燧《千百年眼》已有多种印本,并非稀见之书.查《文微》原书,朱羲胄原话是“明*张和仲燧纂《千百年眼》一千卷”,此语是原文小字双行夹注.《千百年眼》原书为十二卷.旧时刻版习惯是一个版面上横笔统一先刻,再刻竖笔,也就是说“一、二”同时刻,再刻竖笔时,本应在“一”上,但刻工粗心,竖笔落在“二”上,误“二”为“千”字,古书刻印,此类失误时有所见.以常识判断,朱羲胄绝不可能将“十二卷”常见之书说成“一千卷”.上海王培军先生以钱锺书立场责朱羲胄未见原书,似也过苛.即令出错原因非此判断,手民之误的可能极大.钱锺书由此讥为“可笑”,显是成见作怪.上世纪六十年代钱锺书写《林纾的翻译》时,在注释中三次引述朱羲胄1948年出版《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中材料,在事实是否定了他早年对朱羲胄“绝无学问”的判断,或许钱锺书早已忘记当年他对朱羲胄的讥评了.另外钱锺书说《文微》中有一则“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前句记忆精准.但“此外无他语”一句,原稿前后有引号,整理稿将此句与前句连在一起,我查《文微》原书并无此句,不是钱锺书记忆有误,即是整理者把引号误植了位置,当然这个笔误也可能是钱锺书的,因此稿本就是一篇随手札记,而非清稿.
朱羲胄一生倾服林纾,而钱锺书对林纾却有偏见.《石语》中认为林琴南书“多陈腐空泛”,原因是“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钱锺书对林纾的偏见,似与钱基博与林纾恩怨有关,由父辈关系迁怒朱羲胄也属自然.
1935年,钱基博在一篇自传中曾记他和林纾过节,钱基博说：“桐城之文,尚淡雅而薄雕镂,而畏庐则刻削伤气,纤浓匪淡,于桐城岂为当行！而气局偏浅.十五六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抚,见之不甚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矛戈,儒林沦于市道,嘱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文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
钱基博早年因作《技击余闻补》,对林琴南书有所补正,他在正文前小记中有“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一类话,可能让林纾不快,才有后来钱基博认为商务不印钱书、北师大任教事受阻,均是林琴南作了手脚.钱锺书父子关系极密,此事想来不会不知,如非另有原因,因父辈恩怨迁怒朱羲胄,当是钱锺书讥评朱羲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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