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误读与其辩正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文是关于改革开放开题报告范文跟意识形态和辩正和误读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论文参考文献：
李东明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改革开放之重要性与正确性已不言自明.但自改革开放伊始,国内外便存在对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四重误读,即“历史误读”“性质误读”“文本误读”“问题误读”等.这些误读,不同程度消解改革开放共识,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梳理和探讨这些误读,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改革开放观,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警惕和防范西方的“和平演变”,积极应对新时代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误读；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58-06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列宁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其历史经验研究”（2018-ZZJH-263）.
作者简介：李东明（1985-）,男,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中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时势的伟大变革,是实现民族振兴和中国梦的必然抉择.但问题是,改革开放伊始便遭遇国内外“非意识形态化”之多重误读.此类误读,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对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形成严重干扰.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深刻剖析和批判这些误读,对于新时代条件下正确总结和评价改革开放事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有效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误读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各种形式与途径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形成合流,不断挤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空间,抢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弱化和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再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波谲云诡”与“刀光剑影”.就改革开放问题而言,存在着“非意识形态化”之四种不同类型的误读.
1.“历史误读”,即割裂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并相互否定.此类误读,忽略历史发展的承续关系,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顶层设计、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因而想当然地割裂和对立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并相互否定.一方面,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经重挫,经济一度陷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功恰是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否定.更有甚者,有人刻意贬低和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以突出改革开放后的成绩,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历史成就,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和中国人民“毅然抛弃了斯大林、的模式”的结果,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一位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和伟人”［1］.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学者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或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惯性认识,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历史车轮的倒转”,甚至发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调侃.此种误读,不管是出于某种目的或企图,还是认识上存在偏差,均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
2．“性质误读”,即认为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持此类观点者,大都是基于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曲解误读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前人们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极其简单,长时期对诸多重大问题并未真正搞明白.结果是,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或者只是某种特定历史时期或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被视为社会主义性质之必须而加以固守；诸多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市场化和现代化、有利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东西,却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性质“形同水火”之异端而加以抵制.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但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不适宜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因而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结论.这种误读,离开基本国情和具体实践抽象阔论社会主义性质,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的客观事实.
3.“文本误读”,即对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片面性的文本解读.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结合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实现了理论逻辑的自洽,更实现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但国内外有些人纠缠于改革开放理论的某个词句、局部表述,有意或无意地对改革开放理论断章取义、任意裁剪和曲解误读.例如,西方社会认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并未在话语表述中明确表示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趁机抛出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论”,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识形态性,别有用心地将的”不争论”“先富论”“白猫黑猫论”等观点片面化解读,随意贴上“意识形态淡化”“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标签,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刻意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同为“国家资本主义”,认为改革开放的最终归宿是走向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文本误读在国内也有反映.例如,有人认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诸多弊病；甚至有人刻意将改革开放理论中的某个论断与西方理论相联系,生搬硬套,得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结论.
4.“问题误读”,即借社会问题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不满.此类误读,是由于没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所致.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国内一些人将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完全归因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过头了”,指责改革开放之后所采取的政策,重速度轻质量,致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贪污腐化、公共事业发展滞缓等诸多弊端.他们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无限放大,借以表达自己对改革开放某些政策的不满,进而否定改革开放.例如,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重新“召回”了资产阶级.他们甚至认为,“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2］,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同为“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资本社会主义”.西方社会更是热衷于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大做文章,毫不负责地“乱贴标签”和“唱衰中国”,炮制舆论话题,博人眼球,危言耸听,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难和攻击.
二、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辨正
上述对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四种类型的误读,或居心叵测,或无意为之,或学术探讨.无意为之和学术探讨或许无关宏旨,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多维误读,不仅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承续关系,而且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不同程度上消解民众对改革开放的共识与信心.
事实上,我们党反复言明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既不是向过去那种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回归,更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自我革新与发展.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极有必要对上述误读进行深刻分析和理论批判,澄清理论是非,凝心聚力.
1.明确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承续关系.所谓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指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扬弃,是改革那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3］237的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并非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时期的彻底否定.实际上,曾反复强调,要从总体上肯定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比如,高度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他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4］302与此同时,也高度肯定了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领导集体为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指出：“尽管我们害了十年的病,但是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是有了一个基础.”［5］新的历史时期,总书记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的承续关系,即改革开放前的种种努力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历史的坚持、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明确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奋斗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6］.
2.改革开放并非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背离.改革开放改变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并不是不要公有制,更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性质之举,而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对此,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绝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4］133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体国情决定了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要发展多种所有制.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以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始终未“越过雷池”,并未损害和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与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在此基础上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只不过在具体实现形式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并未违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如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
3.准确解读和完整把握改革开放理论的科学体系.对改革开放理论中某一具体论断的“叙事”要完整,切莫教条化解读只言片语、以偏概全.比如,的“不争论”主张,是有所不争有所争.“不争论”并不是放弃“主义”之争,更不是淡化意识形态之举,而是在不涉及改革方向和重大原则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上不争论,全心全意谋发展.在“不争论”思想的指导下,“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不问姓社姓资”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冲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在主张“不争论”的同时,指出在关系到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要“争论”,如他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再比如,强调“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非是搞两极分化,也不是造就资产阶级,更不是转向资本主义,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对此,警醒道：“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8］“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9］基于这样的认识,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根本原则.针对当时社会上美化和鼓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社会思潮,他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3］211,保证改革开放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纵览社会主义观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实践,改革开放从未像部分人所说那样趋向于“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要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改革开放理论这一科学体系,切莫将某个论断、某个思想绝对化、庸俗化解读.
4.正确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从世界大历史维度考察,当今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同样也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危机.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曾面临数次危机.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只不过是暂时渡过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开始“重塑”和“美化”历史,而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应该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必然要出现的“阵痛“.因此,不能因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而去彻底否定改革开放40年的“硬成就”,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此,强调,要“清醒地认识、科学地应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坚持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依靠人民攻坚克难、继续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10］.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产生质疑和不满,开始关注房价、教育、分配、医疗、生态等问题,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客观事实.若生存和温饱尚未解决,人们自然无暇顾及更高品质的生活.
三、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误读之启示
无论是在起初、现在还是以后,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误读都会存在.有意为之或无意之失,都会消解改革开放共识,导致严重不良后果.梳理和探讨这些误读,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
1.必须树立正确的改革开放观,明确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首先,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不容抹杀.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绝非“历史偶然”,而是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自我省思”,是中国人民改变贫困落后现状、寻求富强之路的主动革新,适应于时展和历史潮流.正如所强调,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11］.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成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选之路.其一,需要明确的是,今天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摒弃了阶级斗争的传统路线,完成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其二,应该肯定的是,人民群众目前的美好生活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商品供应充足,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所有制,鼓励和支持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对公有制的有益补充,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增收渠道,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三,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变了之前中国封闭僵化的状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效果明显,使得中国更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其次,明确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辩证统一.时代转换、社会变迁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而意识形态的变迁又反过来反映和作用于社会变迁.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始终作用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因此,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载体,不仅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反而会增进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实际上,恰是由于改革开放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体实现形式发展和创新,不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鉴于此,我们需要明确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正确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联系与区别,做出正确研判.
2.在改革开放中有效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虽然只是属于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但从政治社会学视角而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精神追求,为民众描绘了美好生活的未来图景,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实际行动衔接起来,给民众以激励和鼓舞、信心和勇气.诚如萨金特（L.T.Sargent）所言：“意识形态对其信仰者描绘了这个世界的‘实然’与‘应然’图景,借此把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架构成极易理解的事物.”［12］显然,意识形态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发展中承担着某种特殊功能.鉴于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改革开放前,我们过度夸大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甚至出现将意识形态政治化、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改革开放后,虽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契合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我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经济、精神等其它功能的发挥,但目前仍存在将意识形态政治化和纯粹化、固守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现象,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济社会的发展阔论社会主义,滑入了片面追求意识形态政治化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泥潭.这种错误思潮忽略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对改革开放持着彻底否定的态度,指责改革开放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另起炉灶”和“改弦更张“,主张推翻既有顶层设计,重走传统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思潮瓦解改革开放共识,难以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将意识形态完全附庸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下、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现象.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民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贫富差距、贪污腐化、环境恶化、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等诸多治理危机,这不仅与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形成鲜明反差,更是损害到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致使民众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质疑、失落和不满,无形中为民众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情感认同设置了障碍,催生了改革开放的认同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也恰恰因为如此,为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误读提供了便利、留下了口实.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发挥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要防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忽视意识形态的政治、精神功能,切莫将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庸,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协调利益、缓解矛盾、价值引导、精神激励、政治鼓动、凝心聚力等重要功能,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改善和重塑改革开放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3.在改革开放中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积极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各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所以在中国社会颇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阵地意识”和“堡垒意识”不强.“”时期,我国社会曾出现“意识形态泛化”现象,动辄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定和裁剪社会现实,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改革开放之后,又存在矫枉过正之嫌,社会上出现谈意识形态“色变”之现象,从官员到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很多人对意识形态唯恐“避之不及”.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下,伴随着网络化时代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趋势,各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粉墨登场、竞相发声,不断消解和分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这种背景下,民众对错误社会思潮的“甄别力”和“免疫力”下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凝心聚力的功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失声”“失语”或者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强化阵地意识,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复杂,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渗透,面对国内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经济社会的转型,面对不断对外扩大开放导致的多元化思想的碰撞,特别是面对国内外的一些错误思潮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力和阵地意识.只有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形势下牢牢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正如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13］唯有占领思想意识阵地,积极发声,才能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此外,不仅要做到“守土有责”,确保“城池”万无一失,也要力求做到“开疆拓土”,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传播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国际交往、文化对抗和思想交锋中要敢于“亮剑”,逐步改变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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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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